被建构的历史:当代贵州地方志中的南明史叙述

在历史的建构中,人的思维与意志占据着重要位置。通过对历史进行建构,今人将自己的意识写进历史之中。当代贵州地方志中对南明史的叙述,恰恰正是历史与建构之间的一种复杂反映。编撰者在编写南明史时其实就是对贵州安龙的南明史进行重构,从某种程度上说,被建构了的历史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历史,字里行间,历史建构者的褒贬之意、好恶之感贯穿历史的始终,溢于言表,袒露无遗。     

“振士气”与“维风化”：光绪年间贵州方志编修述论

光绪年间贵州省内掀起一股新的修志热潮,共新修、续修方志24部。从编修背景与修志经过来看,本轮修志的直接动因在于全省社会经济逐渐复苏,各地区士绅民众“振士气、维风化”的社会需求日渐凸显。从方志内容来看,地方乡绅、团练、民众在咸同兵燹时期的功绩与事迹在其中占据较大篇幅,甚至影响了志书的编撰体例。这一批新修、续修方志陆续出现,与光绪年间贵州全省社会伦理秩序的重建有着密切关系,不能就方志本身进行片面评价。     

贵州“四清运动”的几个问题

1964年下半年,在贵州全省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这就是贵州家喻户晓的“四清运动”。这场运动迄今已30年的时间过去了,但那段往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作为一个当事人,就自己的经历,谈谈在那段历史中,一些至今仍鲜为人知的经过。     

浅析清3部《畿辅通志》“星野”的因袭与创新

清代3部分别成书于康熙、雍正、光绪年间的《畿辅通志》使“畿辅”地区的通志从无到有、从有到优,见证清代方志学的兴盛,其本身也各具特色,是方志学理论研究和现代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重要参考文献。3部《畿辅通志》中,常见于中国旧方志的“星野”在编排位序、内容撰述与观点表达等方面,后者于前者有因袭,也有创新。由此引发的思考能帮助我们深化对志书的认识与评价,也可略窥传统中国史地认知、哲学观念的演变。     

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灾害记述探析

随着贵州内地化进程深入,清代成为贵州地方志修纂的高峰期,保存流传的地方志数量多。与前代相比,清代修纂的地方志体例趋于完备、内容趋于翔实。这一时期,贵州地方志中保留大量的灾害相关记述,除了专门设置《灾祥》篇目外,在《祀祷》《艺文》《物产》等篇目中也有灾害记述。不同篇目灾害记述的来源、繁简、侧重不同,从内容上看可分为灾害灾情、灾害理性认知、禳灾祈福、灾害文学四类。灾害记述中隐含官方对自身正面形象的塑造,蕴含对民众安分守己、积极行善的教化引导。本文对清代贵州地方志中的灾害记述进行探析,分析文本所显示的灾害文化,透过文本看到官方的话语体系。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史”与“志”

<正>7月16日,黑龙江省志办应邀参加中国当代研究所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级研修班(第三期)。这也是有史以来黑龙江省志办第一次率全体业务同仁参加国史研修课程的学习,这对我们认知国史是一次很大的帮助。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峨边县出台地方志“十二五”规划

7月5日,峨边彝族自治县政府出台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工作“十二五”规划。该规划是按照省志编委2011年13号文件《关于印发〈四川省地方志事业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的通知》要求制定的,旨在进一步依法规范峨边彝族自治县地方志工作,促进全县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该规划认真贯彻实施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     

试论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的变通与变革

清代科举考试,在贵州推行中出现了一些与民族地区发展实际相适应之变通与变革。从变通方面来看,这是务实官员努力之结果。它不仅使贵州士人有更多的机会和条件参与全国性的考试竞争,而且促进了贵州人才流动,扩大了这种制度文化在贵州的影响力。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有识之士在贵州走上了变革科举考试的道路,使贵州考试步入了近代化的轨迹。     

志体“横排纵述”论

横排纵述体例适应地方志内容表达的需要,是地方志的核心体例特征及主要形式。横排体例几乎与地方志的出现同步,并随着地方志的发展而发展,至新时期首轮修志时趋于成熟,纵述体例则经历了从个别到普遍、从局部到全局、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横排纵述体例,因横利于保其"全"、纵利于存其"史",而适合于"全史"类文本的编纂,可以为"全史"类文本的编纂提供思路、规则和方法。     

晚清浙江厘金制度与地方商品市场

浙江厘金制度以对市场空间的细化把握为特点,经历了由起验征收向包认征收的转变,至清末,呈现出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混杂局面。通过对浙江厘卡设置和征收项目的考察,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刻画其所涵盖的流通路线和市场类型,也可以看到它是如何改变自身以应对市场环境的变化,并逐渐内化于其中的过程。     

晚清的课吏馆

因为培训、考核留省或分发到省的试用、候补人员,晚清地方省份有设立课吏馆(仕学馆)之举.就其性质而言,课吏馆是一个集培训学习、考核和甄别为一体的官方非编制内机构,一般由两司总理,督抚直接督促.设立课吏馆,最初只是个别地方官员的个别行为."新政"时期,作为改革的一部分,课吏馆1902年在全国遍设.但是,新政后期,多数课吏馆被法政学堂所取代.虽然仍然招收少量候补人员,但其性质已经异化,培训、考核候补官员的主要任务边缘化.本文拟对课吏馆的起源、遍设、职能与变更作一些描述,并对课吏馆的性质和作用做出评价.     

论清代贵州义学的发展

清统一贵州以后,把崇儒兴教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工具。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即所谓千里“新开苗疆”,兴办了许多义学,借以传播封建化,巩固专制统治。在清代,贵州义学成为清政府“化导”各族人民的主要场所。义学的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贵州政治经济状况。     

清季外官改制的“地方”困扰

民国以来,学界习惯用中央与地方的观念,讨论清季新政内外官改制及其引发的矛盾纠纷,忽略了督抚反复强调元代以来行省并非“地方”的申辩,且多不愿成为立宪政体下的“地方”官吏,以及清廷所颁政令中,直省始终未成为地方行政层级的事实。时人套用外来政体的中央与地方概念观照清代的部院与直省,不仅与清朝集历代王朝体制之大成的设制用意形似而实异,且对清季改制及民初省制造成很大困扰,亦长期制约后人对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认识。这种观念体制上中西新旧不相凿枘的纠葛,折射了制度兴革与历史文化复杂而深刻的联系,也给未来中国的改革设置了难题。     

论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及特点

明代是贵州逐渐建立王朝直接控制下地方流官政权体系的重要时期,但发展的过程却较为缓慢。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背景,使明代贵州地方流官政权的建立过程、空间分布和运作模式呈现出与内地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流官政权是在卫所制下逐渐建立起来,或者采取“军政合一”的流官政权形式,改土归流的进程也是渐进而漫长,这些决定了流官政权存在设置上的依赖性、政权体系上的不完善性、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等特点。     

清代贵州巴香卫初考

明清卫、所设立与改裁,事关朝廷战略部署,对各地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朝廷在贵州先后设置过多少卫、所？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常识.不过常识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些容易被我们所忽视的东西.如此说来,清初的贵州“巴香卫”,便是这样一个被我们忽视了多年的历史存在.本文力图从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两个方面,分析探索巴香卫在贵州历史上的真实存在以及卫治所在、设裁原因.     

清代贵州锦屏林木交易习惯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清代锦屏林木交易习惯,以契约、碑文等为主要载体,在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习惯法中属于初阶成文[1]形式的习惯法。它们不仅反映了当地历史上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而且也是老百姓自觉地创造民间法和政府正确运用法律和经济手段治理边疆的真实写照。本文兼采描述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田野调查的情况作一定层面的小结。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

关于晚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权力格局,学界长期以来多信奉"外重内轻"说。笔者通过对清末新政时期地方督抚权力变化的研究认为,辛亥鼎革之际,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实际上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在清末庚子至辛亥期间,随着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开展,清政府不断加强中央集权措施,地方督抚的权力被收束而日益变小,其干政的影响力也有一个逐渐减弱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清政府中央集权的实际效力却并不显著,反而随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而有削弱之势。这样,便形成"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一方面,清廷并没有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也未能真正控制全国的军权与财权,中央集权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各省督抚也不能有效地控制地方军权与财权,在地方已没有强势督抚,更没有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武昌起义前夕,正是地方督抚权力明显削弱,而清廷中央集权尚未强固之时,在此权力转换临界的关键时刻,革命爆发,无疑是对清王朝的致命一击。     

谁的叙述: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

有关中国古代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一般较少论述 ,尤其是保存在地方志中的大量地图的绘制者 ,我们一般更少涉及。本文在考察现刊天一阁明代方志的基础上 ,对明代方志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作了初步的探讨 ,认为这一时期方志地图的绘制者大致可以分为儒士、普通绘画工匠和专业刻书工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