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洛林时代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在中古西方修史机制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存在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受教会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古西方修史活动仍为私人史家所为.本文认为,这两种学术观点均与加洛林时代实际修史状况有所出入.在加洛林时代,尽管教士和修士占史家多数,但教会并非修史活动唯一组织者,加洛林王/皇室也曾组织过官方色彩的修史活动并对私人修史活动提供赞助.当时存在的是一种王/皇室、私人、修道院、主教区皆得参与的多元化修史格局.     

唐末以前官修史书要录

在我国,至迟在殷商时代便有了史官。最初的史官虽非以修史为专务,但记录时事无疑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责,这实际已开官方修史活动的端绪。史官将过去的记录编次成册,便是官修的史书。而私人修史,则是到了春秋末期,由于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记载由官府流传到民间之后才出现的。两者相比,官方修史活动的历史要更久远些。而且,以最初的史官修史直至民国北洋政府开清史馆,其间各朝各代官方修史机构的名称职司及官方选用修史人员的方式,虽然屡有变化,但官方修史活动的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私人修史风气甚盛的时期也是如此。因而,官方修史活动当然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论清代史馆修史、幕府修史及私家修史的互动

在清代,史馆、幕府和私家这三类修史形式一直是并存发展的。在治史范围和思想倾向上,三者有明显差异,史馆基本上垄断了国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幕府修史的范围则随着政治环境和幕主个人兴趣的变化而变化,私家修史对社会变迁特别敏感,其研究范围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特点。同时,这三类修史形式又因为幕主的政治身份和学人们的流动而发生联系,从而使不同的史学思想、修史理念在之间传播、交流。在具体的修史活动中,三者一直处在互动状态,史馆修史或刺激、或打压幕府、私家的修史活动,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幕府、私家修史的盛衰消长,而幕府、私家修史在某种程度上也迫使官方不断调整修史政策,以适应社会的变化。     

清代史官议叙制度考略

史官议叙制度是清代文官奖励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以激励参与纂修史书的史官。清承明制,将议叙范围扩大,运用于史馆修史,形成修史机构议叙管理机制。嘉庆朝编《大清会典》,又将史官议叙法规化。议叙内容根据史官出身和品阶不同相应有差,包括加级加纪录、加衔、提前开复、获得选官优先权等多种。终清一代,史官议叙制度吸引了大批士人主动投身到修史活动中,有效保障了清代大规模官方修史的顺利进行,并由此带来士人职业观念上的积极变化。     

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邵晋涵强调史家著述宗旨。从学术传承关系上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强调私人修史具有别识心裁。邵晋涵的见解,包括他的直笔论和对书法义例的看法,都贯穿到他的修史实践活动中去。     

《明史》的纂修阶段

中国古代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官修《明史》便是易代修史的产物。顺治二年之后，诏谕开馆修史。惟有明三百年，事迹繁杂，非短时间所能纂述，因此，它的修纂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四年殿本《明史》刊刻成书，历时大约95年，前后参与人数达190余人。可以说，《明史》的纂修是清朝一项历时甚久，几经起落的活动，并且与清朝皇帝的史学观念、清朝政权的政治需要以及国情形势等密不可分。到了近代，已有学者对《明史》的某些方面作了论述，对于编纂过程，也有很多研究，但其到底应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什么特点，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进行研究探讨的问题。     

清代福建物质文化遗存略说——《图录·福建博物院福建省清代图片项目》述介

<正>中国是具有治史、修史等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度。目前我国学术界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篡工程被视为是近六百年来的第四次国家修史的盛举。因为承担福建省清代图片课题,我们有幸得以参与此次浩大修史活动,并藉此实践机会,以历史年代的视域(清代)统摄梳理遗留在福建的众多清代遗物、遗存,     

论王劭魏澹修史

隋朝修史也是有成绩的。隋朝史官王劭与魏澹在修史方面做的工作、取得的成绩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修史的成就。他们的修史工作也有失误。     

宋代修史机构的变动及其修史成效

纵观宋代修史机构的整个演变过程,元丰改制前、元祐更化时期以及南宋初期,均属尽力继承与恢复唐、五代修史体制的时期,而在元丰改制后的绝大多数时期,则是新建修史体制日益完善的时期。与此同时,在各修史机构正常运转与适时变动中,无论是修史职能发挥,还是史官选任与调配,甚至是史籍编修等,均取得了较显著成效。     

编年史与晋宋官修史运作

官修史运作是一个反复编纂的过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史发展的重要方面是运作环节的增加,这有助于保障从原始资料到官修史书的顺利转化。东晋南朝,编年史在官修史运作中影响明显增加。东晋一代有官方编纂编年体国史的惯例,例如干宝、孙盛、徐广、王韶之的编年体晋史著作。东晋末与刘宋的官修史一脉相承,将晋宋的官修史连续起来观察,可以了解编年史如何在官修史运作中发挥作用,并理解东晋初干宝针对编年体晋史的主张如何影响了后代的官修正史。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     

略论东汉史学之转向

史家载笔,贵乎心裁,东汉时期的国史修纂却由一人撰作转为苇体修史。这种修撰方式的转变对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场产生了巨大影响,史书风貌也因之丕变。本文试图通过对《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一条附益文献的相关背景进行考察,探究汉明帝召训史臣及任命数人同时修史的政治考量。并藉此推寻束汉修史制度转变的历史动因,指出这种转变的史学史意义。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

金代修史制度与史官特点何宛英金代立国以后,效法中原皇朝的作法,建立修史机构,纂修本朝的历史,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修史制度。在此基础上,皇朝的修史工作取得可观的成绩,构成金代史学成就最主要的内容。但是,古代文献中有关金代史制的记载零星散落,迄今还尚未对...     

对唐朝史馆修史制度的认识——以《唐会要·史馆上》为例

中国史学的发展到了唐朝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转折点,修史制度开始从私人修史向政府或者说是官方修史转变,统治者在经历了社会的巨变的过程中,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史学对国家政权的稳定、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只是简要的谈谈政治因素如何来影响史馆修史的工作以及其中的部分积极作用.     

略論東漢史學之轉向

史家載筆,貴乎心裁,東漢時期的國史修纂卻由一人撰作轉爲羣體修史。這種修撰方式的轉變對此後封建王朝的修史模式、修史立場產生了巨大影響,史書風貌也因之丕變。本文試圖通過對《史記·秦始皇本紀》中一條附益文獻的相關背景進行考察,探究漢明帝召訓史臣及任命數人同時修史的政治考量,並藉此推尋東漢修史制度轉變的歷史動因,指出這種轉變的史學史意義。     

抉幽阐微 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

抉幽阐微填补空白──《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评介张其凡自唐代设馆修史,宰相监修,修史制度大备,官修正史,达八部之多,修撰《实录》,成为定制。迨至宋代,修史制度更加严密完整,机构更加齐备,官修史书种类甚多,配套齐全,＂史料之丰富冠绝古今＂。然而,对宋代修史...     

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

汉代使者的活动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司法和宗教领域外,还有学术活动值得关注。汉代使者的学术活动包括参与监督学术议论、著书立说和记录域外信息为史官修史提供史料等方面。     

两宋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无论是修史种类的多样化、修史制度的完善程度、修史机构的合理设置还是修史成就之高都超越前代。宋代社会氛围相对宽松,政治管控较为开明,经济文化繁荣,民众言论相对自由,这些因素为官、私修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史学编修在继承前代的同时,又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况,史家修史观有了新的发展,如受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等影响,强化史学资治功用贯穿两宋始终;理学兴起,使宋代史家重视突出义理史观;党争政争以及皇权、相权对修史影响更加强烈等。研究宋代史家的修史观及其时代特征,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宋代史家秉持怎样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立场等进行史籍的编修工作,以及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和朝廷政府意志对史家的影响等,也有助于更好地运用和鉴别宋代史籍、史料,正确把握宋代历史的发展与演变。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明代史馆探微

文章对明代史馆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进行了考证和探讨 ,认为明代史馆是虚实相兼的修史机构 ,虽非恒开之馆也无固定的官员 ,但有特定的场馆和一定的管理制度 ;明代史馆的管理和变化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史机构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