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进与时代性跨越——试述“新农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进程

"新农村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思想命题,它既是过去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同时也是历史上"新农村建设"思想的一个历史性跨越。20世纪以来,"新农村建设"的思想命题三度聚焦,其思想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内涵与特色;它的历史演进本身从一个侧面既呈现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深刻地诠释着这一发展进程中历史与逻辑的复杂互动关系。这使得这一命题在历史变迁进程中既具有恒定的特质,也有着传承和累积提升的思想价值。*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群众路线”思想初探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和其后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它是毛泽东个人的重要思想转变,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里程牌,更为中国革命提出正确的指引方向——走群众路线,从农村开始。毛泽东提出的"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的革命思想在文章中有了雏形。毛泽东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的群众路践不仅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而且为以后科学提出"群众路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为以后中国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思路。     

从“大历史”到“中国梦”:全球思想史的遐思

<正>"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中国人又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2014年1月,笔者带着这两个大问题,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在德国不莱梅的雅各布大学,讲授《大历史导论》和《中国古典哲学文献选读》。前一个问题是由"大历史"提出的;后一个问题正契合中国人由来已久的"大同梦",尤其是近来为人们所热议的"中国梦"。尽管这两个问题产生的思想根源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而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对人类未来的关切之情。不     

先秦史学的“实录”思想

<正>中国传统史学的"实录"一词,始见汉代扬雄《法言·重黎》。班固《汉书·司马迁传》复引此词。自班固之后,"实录"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叙史及议史中广为出现。不过,"实录"一词虽始见于汉代,然而"实录"思想则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而且有其形成的过程。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讨论。一扬雄《法言·重黎》谈及司马迁时有文:"太史迁,曰:实录。"班固《汉书·司马迁传》曰:"然自刘     

李大钊“活的历史”思想探析

李大刽"活的历史"的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正确地反映了历史和历史学的特性,并阐明了文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方法,代表着一种进步的文学思想,闪烁着智慧之光,时三今日,仍对史学工作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小事件”与“大历史”:《左传》之历史美学解读

历史发展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似"小"实"大",即实实在在深刻影响甚至制约过历史进程,却被当今史界冷落的历史事件。审视此类事件,《左传》正是合适的样本。以历史美学的视角剖析《左传》中齐、鲁交恶乃至于兵戎相见以及晋国从内乱到内治的崛起之路,秦、晋两国关系的大逆转,其中涉及的两起历史悲剧,以历史美学的标准衡骘厘析之,皆是由"小事件"而引发的"大历史"。《左传》"以小见大"的撰史方法和视角,对于《左传》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示范性的重要意义。     

魏收笔下的西域历史人文——略论《魏书》“西域撰述”

魏收笔下的《魏书》"西域撰述"具体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西域历史与人文景观画卷。其中对前代正史"西域撰述"有继承,也有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后来正史中"西域撰述"的内容。因此,《魏书》"西域撰述"中西域历史人文的充分展现是它能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这种承上启下又是通过前者内容在其他正史"西域撰述"的前后继承中来具体反映的。     

探寻中华民族自觉兴起之历程——评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以传统的精英思想史为骨干,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进路,将情感、思想形态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用翔实丰富的史料与扎实的理论分析,呈现出中华民族观念与认同推进的各个历史步骤,同时也精确地勾勒出相关研究领域内部的前沿讨论格局,并为回答一些重大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线索。如果说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是一个自我重塑的过程,则《重塑中华》也内在于这一过程,代表着从"自觉"向"更大的自觉"的思想实践。     

希罗多德的“探究”——《历史》序言的思想史释读

希罗多德著《历史》卷首冠有一段开宗明义的序言,其核心概念“探究”（historia）与其他几个相关联的概念构成一个特殊的、意蕴深厚的语义场,对于读者领会整部《历史》的旨趣至为关键。本文将该序言置于早期希腊思想史的语境（主要是荷马史诗传统与新兴的伊奥尼亚思想）之中加以考察,旨在提出《历史》序言的结构、内容和功能与荷马史诗的序诗,尤其是与《伊利亚特》的序诗存在着多重的互应关系,从中可以看出,希罗多德的“探究”虽然是一种新的认知方式,但更多地沿袭着荷马史诗的传统。通过“叙事”（logos）来展示自己的“探究”的希罗多德,就实现保存荣耀的目的而言,既是史诗诗人的竞争者,亦是他的追随者。     

试论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

"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是柯林武德在他的《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共同构成了其历史哲学的两大支柱。然而长期以来,这一命题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只有把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真正读懂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个命题出发,本文以历史是历史学家依照现在的证据对过去的推论这一观点,论证了历史的观念性和现实性;以"我"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论证了思想史与史学史的同一,表明了历史的主体性和思想性,进而论证了历史重演论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从历史的概念出发,以反思为中介,论证了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先验性和辩证性;最后,结合当下史学理论发展的趋势,表明"一切历史都是史学史"这一命题蕴含的思想资源和认识论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史学理论界对历史编纂和学术史的重视。     

“《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暨侯镜如生平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早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时参加中共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是中国20世纪历史发展的重要当事人和见证者,在各个时期做出了自己突出的贡献。对于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河南大学教授翁有为、孙君健主持的课题组对侯镜如进行了研究,完成了《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一书,近期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在该书出版之际,2015年7月4~5日,由河南大学和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侯镜如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出版暨侯镜如生平     

浅析《周易》中的“阴”“阳”关系

《周易》是"六经"之一,是儒家经典中极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汉书·艺文志》用"《易》为之原"来概括其地位,可见其对于研究古代文献与哲学思想的重要性。而"阴阳"又是《周易》中一个基础的概念,因而,要想深入研究《周易》,必须先要理解"阴"、"阳"的含义及其之间的关系。本文拟初步探讨阴、阳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周易》所蕴含的思想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庄子是谁”四说献疑

＂庄子是谁＂,即历史上那个叫做＂庄子＂的人究竟是《庄子》中哪些内容的作者这一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历史难题。对此,学界主要有四种认识：其一,庄子乃内篇的作者;其二,庄子乃外杂篇的作者;其三,庄子乃《庄子》中一部分内容的作者;其四,庄子乃《庄子》一书的作者。然而,这四说的主要依据,包括内篇精深外杂浅俗说、内篇与外杂篇必有一伪说、刘笑敢来自汉语词汇发展规律的证明等,都存在一定的漏洞。以上四说的漏洞,意味着＂庄子是谁＂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以解决。因此,基于一种相对审慎的考虑,不妨将庄子看作《庄子》文本统一组织下的一个作者符号。     

《史记》和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

本文从思想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角度,论说了《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这一问题的意义。文章从人神关系认识的历史发展引出“主体史观”的看法,并从多方面阐发出在历史发展中突现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要历史表现。《史记》的体例表现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群的整体作用;《史记》叙述内容的全面性,反映了作为主体地位的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并从人的自身活动出发,强调包含着具有人的追求、品格、奉献、情感为特征,所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对表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意义。《史记》认识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是史学成长体现自觉的一种标志,对以后的史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影响     

浅析墨家的“侔”式推论

墨家是由墨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墨子在自己的立论中十分严格地运用了逻辑方法,为后期墨家逻辑学说的创立准备了充分的思想资料,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人。《墨经》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逻辑学专著,有着丰富的逻辑学思想和理论,"侔"式推论是其逻辑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侔"式推论的分析来进一步反映出《墨经》在中国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编《诗》方式与目的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提出

"孔子删诗"说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地提出的,其中"删诗"方式如"去其重"、"上采……,中述……,至……"等其实是司马迁自己的文献编撰学之体现;而"删诗"目的,如观历史盛衰、见微知著和成王道义法等,也是他自己的文献编撰思想与《诗经》学思想。故《史记》言及的"孔子删诗"一事乃司马迁在延续前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文献编撰学、《诗经》学思想而提出来的。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文化史

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干是文化史。从20世纪初年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到20年代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其间有发展变化,也有矛盾冲突,但总体上是一个逻辑展开的过程。从文化史角度看,梁启超所构建的"新史学"理论体系,以文明史立根基,以普遍史致广大,以专门史为核心,以文化为历史的决定性力量。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既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设过程中由博到专、分工趋细的特点,又可看出文明史—广义文化史—狭义文化史—文化史观之间的逻辑关联。这一逻辑结构对理解和反省当下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有一定的启示。     

《左传》中之“人性说”析论

"人性"是先秦诸子关注的重要议题。《左传》对于时人的人性学说也有记载。分析《左传》中的人性说,可知,时人所言之"人性"有两种意涵:一种指人生而即有的自然人性,以欲望、情感等为主要内容;一种指人在天地间的理想属性。前一种人性,与礼有扦格之处;而后一种"人性"则与礼互为表里,无时不刻不顺从于礼。这两种人性说,均可在儒家人性论中找到端倪,一定程度上为儒家较为成熟的"人性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左传》中这两种人性说的产生,也说明人们对于礼的认识是促成人性论最终产生的重要因素。     

在“传记”和“历史”之间——普鲁塔克《名人传》的叙事模式探析

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作为一部以道德劝谕为写作目的的传记作品,其创作基础却主要是历史叙事,这便使"传记"和"历史"在《名人传》中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为应对这种紧张关系,普鲁塔克在写作方法上强调用"传记"引导"历史",通过他所认定的客观历史来记录传主的德性与事迹;而在面对非历史性材料时,他则时常对神话和神话人物进行合理化的历史解释,同时恳请读者抱持宽容的态度接受那些无法解释的神话、传说和人物轶事;此外,在传记的结构方面,他采用了类似现代比较史学若干特征的平行比较的方法。以上这些构成了《名人传》的基本叙事模式。     

“亲亲相隐”制度研究综述

"亲亲相隐"原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其特殊性在于要求亲人之间对犯罪行为的隐瞒,这并不符合封建法制的思想。这个原则依托儒家的忠孝思想产生发展,在中国中央集权社会中得以巩固,但由于它的特殊性使得它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不可能全面执行,势必存在着一定的限制条件。本文是一篇研究综述,旨在理清这种中国古代特殊法律制度的研究历史和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