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大年：我的贵阳教育情结

正今年我已进入八十老翁之列,回首往事,有十一年是在贵阳度过的,从1946年7月到1957年7月(其中1955年7月至1956年7月暂迁重庆)。这十一年正是我在贵阳接受基础教育的时期,从小学二年级到高中毕业。我一共念过四所学校,贵阳实验小学(即后来的南明小学)、贵阳扶轮小学(即铁路员工子弟学校)、贵阳二中(即今天的贵师大附中)和贵阳六中。这个时期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46年,家父叶勉之调入湘桂黔铁路局都筑段工程     

怀揣梦想的日子

1977年,小学毕业的我隐约听说国家恢复了高考,只要成绩好,农家娃高中毕业后也可考大学!家境清贫的我,从此便朦胧中有了遥远的     

《上海大火之后……》

我在静安区出生长大,小学、高中都在胶州路附近,好在728号不算真正的教师公寓,     

乡村出来的读书人

大业老师是从我们村出来的真正的读书人。最早对他有印象,是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当时姑姑就读于县高中,连续两年高考落榜,每每复读,"大业"便会出现在爷爷奶奶口中——他是姑姑的高中老师,同我家有点交情。每次,靠着大业老师,姑姑的复读总能得以顺利进行。     

书香幽幽隐悲欢——工人子弟陈书祥的家族故事

正2015年1月6日,我到清华大学东区看望了分别57年的小学同班同学陈书祥。1951年到1957年,我们在清华附小同学6年。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101中学,他被保送上了清华附中。1963年高中毕业后,他留校当教师,我则考上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由于各种原因,这么多年来我们彼此打听着对方的消息,却始终没有见过面。这次见面,我们都非常高兴,谈了许久。尽管出身不同,我们在小学时关系却很好。成     

闻鼙鼓而思良将——怀念新闻界女将周汉晖同志

我和汉晖同志相识相交近60年了。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9月,以李锐为社长、朱九思为副社长的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主办了一期新闻干部训练班,让地下党同志推荐,从具备高中以上（含高中）学历的上千考生中遴选145名学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培训。那时我刚从长沙清华中学毕业,汉晖自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已在小学任教两年。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到新干班后,她任一分队分队长,我任二分队分队长,在学习和工作中,我们开始接近了。     

难忘温州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

<正>一个人在自己人生成长的记忆屏幕上,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经历,往往是色彩最鲜丽的一幕。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经历怎样的人生变迁,高中时代的人与事总是那么亲切而清晰地浮现在心头。最难忘是师生情我是1954年夏,由温州建华初级中学提前毕业(因1952年公办中学停止春季招生,我小学毕业后只好考进温州私立建华中学即现在温州市实验中学前身就读初中,然后提前半年毕业考进高中秋季班),就读于温州一中高中部的。     

共和国高考史上不寻常的七七级

正不寻常的高考七七级每位同学参加高考,几乎都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也一样。1977年,打起背包,我与伙伴们来到了距家乡4公里的鹿寨县江口公社古董大队龙口村插队。不久,我被抽调到古董大队利民小学附设初中班当民办老师。小学附设初中班,是那个年代的特殊产物。当时办学的口号是:小学不出生产队(基本是自然村),初中不出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委),高中不出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由此,     

学海苦舟沉浮记——回忆我的6次升学考试

正一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一般人只需经过3次考试,我却经历了6次。人生历程跌宕起伏,记忆中最深的除了苦读、历练以及国运造化而外,最难忘的就是伴随我成长、给予我帮助的老师。1957年我12岁,市南小学毕业,却没能升上初中。班主任赵升曾经在课堂上讲过:"杨慧天的智力是全年级最好的。"看来,肯定不是因为考试成绩不好。我未被录取最主要的原因是六年级时的一堂音乐课。授课的是一个三十     

广西都安清查“反共救国团”经过

我是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高级中学(都安高中)66届高中毕业生,毕业前夕正碰上"文化大革命"。1968年9月下旬,我从金城江被押送回都安高中后,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我关押在都安高中的教工宿舍。对我多次踢打批斗,逼我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团"。我虽被吓破了胆,但也感到     

好好活着

阿文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是我同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学校是一个水泥厂中学,规模不大学生不多,大家都很熟。我至今还依稀记得阿文第一天到我们班上课的情形,老师介绍说他在原来的学校学习很好,字也写得很漂亮,后来看到他的字,的确很     

墓地里的中国

4月3日晚上,我看到贾樟柯发的第1966条微博。他回忆了自己家人在“文革”中的惨痛经历：“文革开始时,我奶奶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县城回乡下扫马路,因为她是地主婆。我大伯入狱8年,期间自杀未遂,因为他是地主的儿子。我舅舅被村干部毒扣‘后被发现死于一口井中,死因至今是迷。历史不会被遮蔽,了解文革,了解中国,让我们从了解自己的家庭开始!”     

边疆志坛孺子牛——记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哈密地区志》主编郑成加

一郑成加 1 939年 1 1月出生于浙江省开化县偏僻的农村。这里虽然偏僻贫穷 ,却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地方。群山环抱 ,山青水秀 ,山上长满了青翠的竹子 ,郁郁葱葱 ,枝繁叶茂。郑成加的家庭世代为贫困的农民 ,生活困难。就是这样艰苦贫困的生活 ,磨炼了他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性格。他的小学生活是在乡所在地的小学学习。后到离家 6 0华里的县城中学上初中 ,因为离家远每星期背粮背咸菜到学校。因学习刻苦 ,成绩优异年年获得学校的助学金。本县没有高中 ,1 95 6年他考上了离家 80华里的浙江省淳安县高中。高中毕业后 ,以优异的成绩于 1 95 9年考入…     

我的13年知青生涯

一个1958年的高中毕业生,为什么也要下乡？ 1958年初,当我高中临近毕业时,在全闻以执行极“左”路线而闻名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别出心裁地在全川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     

知青生活记忆

正无奈的选择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林彪事件,"文革"运动已不像60年代中后期那么狂热了,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浪潮仍然一浪高过一浪。1974年1月,我高中毕业,因当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改动,小学六年制改成了五年制,中学六年制改成了四年制,我6岁上学,所以高中毕业时还不到16岁。当年上学时,各班教室后面墙上都有两块班办的"文化阵地",一曰"学习园地",一曰"批判专栏",班级教室外的后墙上还有一块属于各班对外宣传的"黑板报",一周或两周换一期。因     

勤治史与时俱进 著文章历久弥新——访熊铁基先生

正一、治学经历和治史风格问:熊先生您好,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成长过程,能否请您谈一谈您是如何走上治史之路的?答:我真正喜欢上历史,决定学习历史是在高中阶段。1948年,我进入湖南长沙兑泽中学读高中,即后来的长沙第六中学。教历史课的赵学钧老师,讲课非常认真,他给我介绍了一本《中国历史简编》,其作者是后来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吴泽先生。我因此萌发了学史的念头。数年后,吴泽先生成了我的导师。1951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候我们可以填     

高考使我成为“超级人才”

恢复高考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两年。我的家乡是一个穷困、偏僻的山村,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是个党员空白队,我高中还未毕业,大队党支部就给我安排一个"政治指导员"的职位,意在重点培养。我生性耿直,加上一些懵懂,不到     

闹心的小学时光

1957年冬,我正在北京阜外小学读二年级,我家从阜外保险公司宿舍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后,我转学,就近在弘善寺小学插班。     

在螺丝钉的耳朵里歌唱

83年我家在银川新市区氮肥厂的厂区平房。夏天,外面在放炮,院子里有’人考上了大学,大人们在羡慕地谈论。我对这些屁事没兴趣,但我们这一拨也开始准备考高中了。我在叉一次逃学昏陂抓了回来,假模假式地学了段时间,也考上高中,去了银川市区。     

稻盛塾长的时代光泽

一、与恶魔同行的经营者 我的高中生活大半是在为家中赚取生活费用而奔忙,直到高中三年级的冬天,我因过分操劳而患上了十二指肠溃疡,同时伴有严重的失血性贫血症。胃肠大面积出血不止,引发了再生不良性贫血,随时有生命危险。这种再生不良性贫血无法治疗,只能依靠学校同学们持续不断的献血,我才终于逐渐恢复了造血机能。那一年我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