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风正俗”:应劭对风俗与政治关系的新思考

面对东汉末风俗日益败坏的局面,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对风俗和政治的关系作了一些新的思考。其一,应劭首次提出以"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为宗旨的风俗观念,极大提升了人们对风俗在政治生活中重要地位的认知。其二,应劭更注重对下层民众风俗和时俗的认知,使得风俗概念更加具体化,更加切近现实政治,也更易为人们所理解。其三,应劭提出风俗存在两种形式——"本俗"与"正俗",进一步丰富了两汉风俗观念的政治文化内涵,也为其"辩风正俗"提供了阐释与拓展的空间。     

论俗信

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目前的民俗学研究中,“俗信”(或称“民间俗信”)还是一个比较含混的概念,在为数不多的涉及俗信的研究著述中,对俗信的理解和给出的定义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清浊”观与汉晋人物品鉴论

“清浊”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命题.这一命题萌芽于气论,在两汉以“轻清重浊”构成审视天人关系的基本视角,又在汉晋人物品鉴中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定性为“清贵浊贱”的依据,被确立为分辨优劣的重要标准.之后,受到“文如其人”观念的影响,“清浊”成为文学品评的理论命题.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

元代“正统”之辨与史学思潮江湄“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     

论“古史辨”派史学评价的几个问题

本文阐述了史学界对“古史辨派”史学评论的历史,提出应从“古史辨”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历史使命、“古史辨”寓致用于求真的史学实践以及“古史辨”对历史认识特点的探讨等三个方面,来评价“古史辨”的实践与科学价值。     

谈中国古代服饰中的佩挂制度

佩挂制度是我国古代服饰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个时期对不同阶层人们的佩挂物都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僭越,是统治阶级“昭名兮、辨等威”的工具,是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中的一个特色。     

从《古史辨》前三册看“古史辨”运动的一个转向

时下学界对“疑古”思潮的反思,仍大多局限在“疑古”派的某些早期的观点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破坏上。这是作为“意识形态”的“疑古”思潮,只是它的一个层面。本文认为,从《古史辨》第一册到第二册之间,面对考古发现和新材料不断涌现的挑战,“疑古”思潮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从意识形态的思想冲击到学术典范的建立,从而把它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人们观念中的“上古”。《古史辨》第三册反映了顾颉刚“疑古”方法论的逐步完善,回到文献考订后,“层累造成古史”理论得到了发展。     

世界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

《神州民俗》杂志因刊名中一个“俗”字,便注定了杂志将与最广泛的读者有缘。这一个“俗”字是通俗的“俗”,更是雅俗共赏的“俗”,而不是庸俗或者恶俗的“俗”。[第一段]     

辨味批评的特色和意义

从孔子指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学和艺术的以味论乐、以味论诗的“诗味”说到司空图指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从而确立了中国古代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提出以味辨诗、以味论诗的辨味批评,中国古代学批评逐步走上了重体验、重感悟、重品鉴的诗性批评之路。司空图之后,以味论诗的辨味批评理论和实践蔚为大观,形成了异于西方古代批评的重理性、重思辨、重分析的诗性理论形态批评的特点,也形成了中国古代学批评的传统和特色,使辨味批评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红镜头,中国年

<正>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当中国传统文化以它无可抵御的魅力潜入世界人们的心里,年俗就像祖国母亲身上珍贵的玉佩,成为中国文化一个闪亮的标志。它的品质形成于亘古,在历史穿行中闪烁着别样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