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就是我的抗疫阵地

正"阳逻在线"开启我的自媒体之路2000年,我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在武汉市蔡甸区一个机关单位上班。那时国内互联网刚刚兴起,和很多年轻人一样,我对互联网行业充满着憧憬与热爱。2001年,我从单位辞职,成为南漂北漂一族。2003年,"非典"爆发。当时我在深圳工作,街上突然就空空荡荡了,自己心里顿时也紧张起来。期间我有一次感冒,导致咳嗽加高烧,赶紧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只是普通感冒,算是虚惊一场。疫情结束后,由于父母的再三要求,我于2004     

我心目中的廖承志

廖承志公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时常浮现在眼前。 大革命时期,我的父母瞿秋白和杨之华就认识廖公的父母。 1928年父亲去莫斯科为召开中共六大做准备工作,开完六大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当时廖公在欧洲从事海员工作,父亲与他有工作关系和书信来往。     

我关心父母

同学们,也许你们都看过这么一则广告:天下每一位父亲、母亲都知道自己孩子的生日,但又有多少孩子知道父母的生日呢?请问,你们是否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呢?其实,我真正想问的是你们是否关心过父母呢?你们怔住了吧!小时候,我同你们一样,从没有认真地去想过这个问题,总以为我们小孩是不用关心父母的,那是长大以后的事。但一次活动,使我改变了看法。那事发生在小学。一天,班里举行抽签回答问题的活动。当时,我抽到一张调查活动表,回答的问题是关于父母的所爱之物。当时,我愣住了:我留心过吗?父母都知道我平时最喜爱的东西,可我注意过他们     

“改革开放”给我大舞台 “中国制造”圆我工匠梦

正我来自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名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零件钳工。父母都是武重人,我从小在武重长大,特别喜欢工业大生产的氛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1985年,我从武重技校毕业,分配到武重厂从事钳工工作,师从"全国劳动模范"余维明。我感到十分幸运,当时看见大家都对我投来羡慕的眼神,我就想:一定不能给     

我这一家子

正回家了1947年5月,中共上海局青年组组长朱语今派我由上海回到武汉,利用家庭社会关系开展地下活动。我父亲童璋当时是湖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全家住在汉口保华街保元里9号楼上,是银行职工宿舍。父母和五个孩子,一共有七口人。我是老大,1921年生于北京。恩施高中(湖北七高)毕业后,1942年暑期考取重庆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当时父亲在湖北农业改进所工作,要养活祖父母、夫妻二人和五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我去重庆时的路费是母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也不干──记胡耀邦在南宁的一席话

一块钱的共产主义我也不干──记胡耀邦在南宁的一席话王云高１９５８年１２月,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因公路过南宁,应自治区团委的请求,在明园饭店与区、市各单位的部分团干见面．当时我作为团市委委员、四中国总支专职书记,也参加了会见．陪同胡耀邦与团干们...     

河南省新乡市地方史志工作开拓纪实

1999年4月,市委任命我到新乡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任主任。市志办是干什么的？我当时不太清楚,但这是个没有权力、没有知名度的单位我是清楚的。4月20日我前往市志办报到,机关当时的景象让人从心里感到几分凄凉。志办十几位同志,以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是观望还是期望,让人难以琢磨。没有人对我的晋升表示祝贺,给一些单位领导同志打电话谈史志工作,得到的是“正在开会,回来再说”的回答,不等讲完电话就挂断了。     

怀念我的老师——徐悲鸿大师

我１９４５年毕业于陕西省西安技艺师范美术劳作科。因为在西安找不到工作 ,我就回到了家乡 ,先后在母校崇实中学和蒲城县二中等校 ,教美术劳作课两年。１９４６年冬 ,我和同学张西昌在蒲城县开了个中国画作品展 ,当时 ,我以为只要把画挂出去就有人买 ,可是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来买。只有蒲城县国民党驻军的一位师长看中了我画的《虎》和一张《仕女》画 ,说等我们画展结束后 ,要我送画到他们的司令部。我共得了当时国民党的法币２４００元 ,这是我第一次画展的收获。回家后 ,父母很高兴 ,说我的画能卖钱 ,说我两张画就相当于他们半年的劳动收…     

西藏,我的第二故乡

虽然我不是藏族,但我却无时无刻不在想念西藏,想念那里的蓝天、雪山、草原、江水,想念那里的阿妈、阿爸和兄弟姐妹。因为,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房东阿妈我是６０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去西藏工作,在西藏工作的那些年,我结识了许多西藏人,特别是老阿妈和老阿爸。是他们的爱,让我这个早年丧父又早早离开母亲的人,重新尝到了人间的温暖。几年不去西藏,我就想得慌,总觉得那里有我慈爱的父母。最让我难忘的,是我第一位房东阿妈。那是１９６２年,我当时在《西藏日报》社的藏编部工作已经两年了。有一次下乡工作,住在一位藏族老阿妈的…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写了封匿名信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规定各省由省（市）地（市）县三级党委书记参加。我当时被下放到四川省梁平担任县委第一书记，因而也参加了会议。四川参加会议的人住前门饭店，我和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同志住一个房间。大会首先由刘少奇作报告，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报告提到“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发展。”“从全国讲恐怕不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讨论报告时，采用大小组会结合的办法。小组会以地（市）为单位，地（市）委书记是当然的组长；大组会以省为单位。万县小组讨论时，多是联系本地实际，阐述对报告的体会。有人发言也涉及到对省里工作的看法，说：四川恐怕属于倒三七哟!     

我所了解的牛得草

1982年春,牛得草率鹤壁市豫剧团前往牡丹盛开的山东省菏泽市演出。当时,我在鹤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任文教秘书,随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宋华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奉提等领导同志,去菏泽看望剧团的演员,因而有机会与牛得草相识。1984年,我被任命为市文化局副局长,分管文艺工作,对牛得草有了更多的了解。[第一段]     

我目睹了解放军进城

1949年的4月底,武汉已是面临解放的局面.党的地下工作同志们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当时,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住在汉口新成里内我姨妈的家中,与未婚的表弟赵次柟住在一起.     

你我的往事(十四)

正中秋节那是1951年中秋节。当年我仅16岁,是汉口一家私营工厂的学徒工,调到位于汉口的中国机器制造业工会武汉市委员会担任通讯员。那时,武汉解放刚两年。在我工作的单位里,无论是领导还是一般工作人员,拿的都是包干制和工薪分制,我的工薪是每月115分,按当时公市的每分为二角二分一厘三毫计算,我每月住单位宿舍除了不交水、电、住宿费外,还有二十多块钱。别人虽多些,也只多个几十分。由于我最小,又是新     

我在新江大初创期的酸甜苦辣

1998年．中共武汉市委、市人民政府从实施“科教立市”的战略出发,决定将原江汉大学、华工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和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当时我正担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和市教委主任。因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我担任新江汉大学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的常务副组长,     

我所认识的盖茨

技术天才我第一次见盖茨是在1990年,在拉斯维加斯的Comdex大展上,盖茨做一个名叫《信息尽在指尖》的演讲,报告会有上万人参加。当时的盖茨是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当然,也是我的偶像。那时正是IT业发展的好时候,微软上市刚几年,发展势头强劲。     

我在白求恩医院工作的岁月里

我出生于山西省芮城县城北关村一户贫苦的农家,在我12岁那年(1935年),父母因光景困难,把我卖于南关尚毓琇为螟蛉子。1937年农历七月间,我听说二战区来我县招收新兵建立抗日武装(即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非常欣喜。当时我年仅14岁,为逃离苦海走出一条新生路,我瞒过尚家到招兵处报     

从知青到区人大代表

我是台湾省籍旅日归侨,母亲是日本人.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国来汉,当时年仅一岁.从那以后,我一直生活在武汉这块热土上.     

我在老家察雅过新年

我的老家在昌都的察雅。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时候新年对我的最大的意义就是穿上新衣服,吃许多平日里不常见的好东西,然后就是有足够多得时间和小伙伴们在一起。 后来,我渐渐长大,到了上学的年龄,为了接受尽可能好的教育,在拉萨工作的父母把我接走了。从那以后,我只回老家过了几次新年,尽管为数不多,但还是让我感受到了与拉萨不同的节日风俗和氛围。     

我采访了波尔布特

1974年2月间,我被任命为中国新闻代表团团长,率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新闻代表团访问战乱中的柬埔寨.代表团中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闻纪录电影厂等单位的记者.副团长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黄群同志.当时,越南战争已到决战阶段,西贡的阮文绍政权已岌岌可危.美国举国上下反战情绪十分强烈.柬埔寨的金边朗诺政权同西贡政权是...     

追忆我的爷爷周恩霔先生

<正>1983年1月30日,我的爷爷、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周恩霔先生离世。我的名字是爷爷起的,平日他称我“蓉蓉”,偶尔称我“小蓉”。除了5岁那年到北京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生活过一年之外,我9岁以前基本上是在爷爷身边度过的,对爷爷的感情非常深厚。每当我整理爷爷遗留给我的周家家谱、先人的画像,他的书法作品、古籍、照片、信件等资料时,都感到自己走进了爷爷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理解也随着岁月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