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说例

古人解《春秋》,多以孔子作《春秋》为前提,目的是深入领会圣人垂教后世的褒贬大义,由 此归纳出种种所谓义例。但《春秋》是否确曾经孔子改作,无从证实;前提既不可靠,由此得出的又例 则更是想当然而已。其实,只须抛开成见,仔细阅读《春秋》,就可看出它就是鲁国历代史官原始记录 的汇编,但其中确实存在着能够贯通全经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是真正的《春秋》体例。本文仅从 七个方面归纳了《春秋》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并对前人所说义例略作批评。     

论程颐以“理”解《春秋》

程颐对《春秋》的认识一方面表现为对《春秋》的整体解读,另一方面是其解至桓公九年的《春秋传》。无论哪一方面,其特点是"理"以不同的方式贯穿于《春秋》的方方面面,如伦理纲常、自然现象、书例等;同时,"理"在《春秋》这里也得到落实,实现了全部义理化。在北宋《春秋》学史上有重要之意义。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新《春秋》学与中晚唐史学褒贬义例的运用

唐代宗大历年间,新《春秋》学兴起,其积极回应现实需要,在学术文化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中晚唐时期的史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这一时期的史学,效法《春秋》治史、讲究褒贬义例逐渐成为很多学者的共识,纪传体史书受到了褒贬义例的渗透,《春秋》褒贬大义影响了史家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评价。     

胡安国《春秋传》的理学特征

胡安国《春秋传》有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以六经注我之精神,天理人欲二分之笔法,兼取三传,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别义利之辨的理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而理的社会道德表达就是义,并通过正名别类来达到。因此,义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

清初《春秋》经学力求杜绝宋元以来《春秋》经解之中的空虚、穿凿,顾炎武提倡、鼓励广辑传注解经,《左传》因产生年代最古,以及详实的叙事,在众多传注中确立了它的学术优先地位。顾炎武将《左传》杜注带入研究视野,其方法影响及乾嘉汉学,但又明显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而顾炎武对《左传》义理的质疑则承袭了历来学者对《左传》义理的不信任,带有普遍共通性。     

朱熹说《春秋》

朱熹认为《春秋》是史,是因为反对经学家一字褒贬的解经法,直把《春秋》看作史;朱熹不从一字褒贬中解经,而从具体史实中体会《春秋》义理。同时,他将义理贯穿于《春秋》史事之中,并将义理作为史书写作的指导原则。然而《春秋》义理本身却是不融通的,所以视《春秋》为史,出于朱熹对《春秋》义理不能融通之后无奈的选择。     

《草木春秋》作者初探

章回小说《草木春秋》的作者,学界一般认为是江洪.然据清嘉庆七年《直隶太仓州志》及其它相关文献,《草木春秋》的作者实为汪价.汪价,字介入,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三月初六日.卒年不详,康熙二十三年( 1684)犹在世.一生著述甚丰.除章回小说《草木春秋》外,还有《中州杂俎》、《三侬啸旨》及诗词百五十余首.     

理雅各《诗经》英译研究综述

理雅各为儒家经典英译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介绍了理雅各及其《诗经》译本,以及国内外学者对此的研究成果,最后对理译《诗经》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春秋》观发微——以《春秋》经传为中心

通过对《春秋》书法体系的分析可以认定,孔子思想似乎包含有某种真实性观念,但绝对没有任何客观性意识。天人有序、中外有别、褒贬有道、隐讳有法、修辞有术这五个命题,总体性地否定了中国史官文化产生客观性意识的任何可能。     

从《左传》释《春秋》用语看“春秋笔法”的性质

“春秋笔法”,本即春秋时代鲁国史官记载鲁史(《春秋》)的遣词用字之法,自古以来便是“曲折”、“褒贬”的代名词,似乎古代史官记史偏好“弯弯绕”。但深入考察“传”《春秋》的《左传》关于《春秋》用语的阐释,却可发现,长期以来人们所理解的这种“春秋笔法”,其实早已变味。     

朱熹所谓《春秋》之“难”探析

朱熹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其对经书典籍都有研究,但对《春秋》多次指其“难看”“难读”“不可晓”.通过分析朱熹对《春秋》性质、孔子作《春秋》的原因、《春秋》与“三传”的关系、解读《春秋》之方法的理解,可以看出朱熹以史解经,以理判史.《春秋》之“难”一方面是《春秋》经文本身简略,难于考证;另一方面是《春秋》诸家注疏多有臆凿之...     

孟子论《春秋》

孟子最了解《春秋》。孟子未给《春秋》作过章句训诂,似乎也不曾接触过《春秋》“三传”。孟子书中提及《春秋》的地方并不多,主要的只有两处。但是,这仅有的两处却把《春秋》的几个主要问题讲清楚了。孟子关于《春秋》的观点对后世《春秋》学的发展有极大影响。特别是汉代公羊家,他们的一些关于《春秋》的基本论点,肯定是吸取了孟子的成果。孟子说:     

从《论语》考孔子作《春秋》——三证"孔子作"春秋传"

"孔子作《春秋》",是至今争议不休的疑案.汉代以来的经学家多信奉孔圣人作"春秋经",至近人范文澜、卫聚贤等仍固守其说;而有唐以来疑古派刘知几以"惑经"首先发难,王安石称"春秋经"为"断烂朝报",朱彝尊《经义考》引宋人刘克庄语,认为"《春秋》,史克之旧文也".     

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关于《春秋左传注》中《春秋》名称的辨正

《春秋》名称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一大公案,久讼未决。当今有代表性的学者周予同之《群经概论》、蒋伯潜之《十三经概论》、杨伯峻之《春秋左传注》皆采晋杜预“错举四时”说,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几成定论。实则杜说不确。本文从天文学与民族学视角出发,并利用古代文献资料与历代学者研究成果,证明古代先有春秋二季,后出现春夏秋冬四时。年含春秋二季,春秋即代表一年。此是史书称《春秋》之源,与“错举四时”说无关。     

《魏源集·公羊春秋论》作者补证

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的《魏源集》,是晚清最早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短篇论著和诗文专集,其中收录了一篇有关公羊学的文章《公羊春秋论》(上、下)。编者在文末注明其出自《古微堂文稿》。将其与刘逢禄《刘礼部集》(道光十年本、光绪十八年延晖承庆堂重刻本两种版本)中《春秋论》(上、下)对照,可以发现,二     

宋高宗与《春秋》学

对于“宋高宗与《春秋》学”这个话题,人们在研究胡安国的《春秋传》时有所涉及,但其只是宋高宗与《春秋》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的讨论,不全面也不系统。高纪春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重视《春秋》学是对王安石批判的一种手段,并简单列举了其经筵重《春秋》的情况(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扩大了讨论的范围,但由于文章主旨不在此,亦不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分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原因与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一宋高…     

&lt;&lt;春秋&gt;&gt;说例

古人解《春秋》,多以孔子作《春秋》的前提,目的是深入领会圣人垂教后世的褒贬大义,由此归纳出种种所谓义例。但《春秋》是否确曾经孔子改作,无从证实;前提既不可靠,由此得出的义例则更是想当然而已。其实,只须抛开成见,仔细阅读《春秋》,就可看出它就是鲁国历代官史官原始记录的汇编,但其中确实存在着能够贯通全经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是真正的《春秋》体例。本文仅从七个方面归纳了《春秋》的记事原则和用字规范,并对     

王韬春秋历学的学术背景及其学术交往

1849—1862年间,王韬供职于上海墨海书馆,在英国汉学家艾约瑟、伟烈亚力等人的影响下,接触并学习西方历学知识,又时常与数学家李善兰讨论中西历学,学术大进。1867—1870年旅欧期间,王韬与英国传教士湛约翰颇有往来讲论,指出了湛氏许多错误,为湛氏所服佩。王韬的春秋历学研究,不仅仅在于采用西方先进的天文学知识,更重要的在于发覆了中国古代复杂的春秋历法,在历法的解释中加入了微言大义。王韬对春秋时期的历法及微言大义的论述,显著影响到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