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民初国会存废之争与民国政制走向

清末民初国人学习西方建立国会政制,但质疑声也随之而起。先是章太炎在清末发表《代议然否论》,明确对该制说否;20世纪20年代初,章士钊响应太炎,再次发难批评斯制。此时,中国国会政制实践已逾十年,代议制弊端充分暴露,加之受西方议会批判思潮影响,代议"然否"讨论很快转至"存废"方向,废除国会成为各界近乎一致的诉求。由于政治家面临"法统"与"革命"的两难选择,结果在未明确否定国会制度的前提下取消了现存国会。国人批判代议制的主要理由是人民的意志不能代表,代议制是间接民主,最好的政制形式是直接民主。在批判并处置国会的过程中,被认为体现直接民主的"国民会议"主张被各界提出。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政制设计与实践证明,直接民主在实际运作中难免因"僭代"而发生畸变,结果走向民主政治的反面。     

一九三一年的南京国民会议

1931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根据国民党的政治理论,处于训政时期的中国不具备条件进行全民普选、产生代表、召开国民大会,而只能由职业团体等推举民众代表,召开国民会议,由此表达民意,确定国家大政。1931年南京国民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实质究竟如何,本文试加以叙述介绍。     

政党建置与民初政制走向——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口号的提出论起

"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是章太炎为适应武昌起义之后中国政制转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革命党"是秘密结社,与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有着本质区别.消除"革命党"是为了组织"政党",推进中国的民主政制建设.然而,一度因应形势改建"政党"的国民党,其革命情结始终难以消去,其党人的思想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革命阶段."宋案"发生后,国民党回归"革命党"立场,重新走上"革命"之路.在国民党"继续革命"的过程中,不仅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成为打击目标,孙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选择的西方议会民主政制也在事实上遭到否定.这种一箭双雕的政治打击,对近代中国的政制建设产生了"破旧"却没能真正"立新"的复杂的历史影响.     

1931年妇女争取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运动述论——以《妇女共鸣》杂志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1931年南京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期间,妇女团体未获得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乃以召开会议、成立专门请愿团体、发表通电等方式向国民党请愿,并发表文章阐述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的理由,掀起了一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十名妇女团体代表列席会议,并有七名妇女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这是中国自实行现代选举制度以来,中央国家立法机关中第一次出现女性代表和列席代表,在现代选举制度史和妇女参政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为后来妇女参加南京政府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开了先河。     

论大革命时期我党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

召集国民会议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提出并坚持始终的政治主张之一。它曾经为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和全国各界人民广泛接受,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对当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主张的提出,     

1931年妇女争取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运动述论——以《妇女共鸣》杂志为中心

1931年南京政府筹备召开国民会议期间,妇女团体未获得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权,乃以召开会议、成立专门请愿团体、发表通电等方式向国民党请愿,并发表文章阐述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代表选举的理由,掀起了一场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收到了一定效果,有十名妇女团体代表列席会议,并有七名妇女当选为国民会议代表.这是中国自实行现代选举制度以来,中央国家立法机关中第一次出现女性代表和列席代表,在现代选举制度史和妇女参政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并为后来妇女参加南京政府举行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开了先河.     

被改革洪流反噬的改革——清末政制改革运动失败的政治学思考

晚清政府于1901年所推行的清末新政,正式启动了近代中国的政制改革与创新进程。但此次改革不仅未能实现预定的改革目标,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覆灭。本文从政治学角度对其中的原因、教训进行反思。     

辛亥区里辛亥村——瞩目黄陂蔡官田辛亥革命文化村

(一)辛亥人一个良好的“革命生态环境”,不仅成就了武昌首义之区的光荣,也使与三镇毗邻的黄陂区成为我市辛亥革命志士最多的城区,以致被新闻媒体誉为“辛亥区”。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     

李若晖新著《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评介

正李若晖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哲学与古典政制》(商务印书馆,2020年)一书,试图深入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探讨到底何谓中国哲学。作者紧紧围绕如何从历史政制回溯中国思想的问题,强调中国哲学绝非"哲学在中国",研究者应当立足于中国古代制度与思想观念,深入中国哲学的内在结构,为学界提供"复数的"哲学。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根植于若干重要哲学观念之上,而为近代历史所型塑的中国哲学及相关研究则刻意寻找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的对应门类,     

袁世凯罢官归隐说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迅速启用归隐三年之久的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袁世凯后来确实不负众望,促使南北和谈。只是由于民主共和的思想已成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君主立宪的政治理想即将成为过去。重出江湖的袁世凯顺势发力,结束战争,促成共和,使一触即发的全面暴力冲突演变成和平谈判。对这一结果,过去的研究者由于不明白袁世凯三年前罢官归隐的真相,总从道义上指责袁世凯在辛亥年公报私仇。本文根据新旧史料爬梳袁世凯罢官归隐的蛛丝马迹,试图解开袁世凯辛亥年政治举动的历史背景和真实心迹。     

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

"文革"结束不久,章开沅即勇于解放思想,呼吁打破对中国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为实事求是地评价上升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扫除了障碍;随后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开创"社会历史土壤学"这一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的新范式;倡导"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的新视野与新方法;并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等若干方面提出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一系列精辟见解。作为研究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著名学者,章开沅不仅在专题实证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有影响的高水平成果,而且在研究理论与方法方面,高屋建瓴地引领辛亥革命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与影响。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黄洋近期有一种以中国古代的公卿执政制与雅典民主政制相比较的趋向。笔者以为等同二者的比较不妥。然而,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雅典民主政制同中国古代政制的比较,而在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似仍停留在制度本身,而较少注...     

对外交人才伍廷芳的争夺

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曾先后担任过清朝驻美公使、辛亥南北和谈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兼国务总理、西南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且曾一度代孙中山摄行大总统之权,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社会大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个令人瞩目的角色.追溯伍廷芳走过的政治历程则会发现,郭嵩烹、陈兰彬、刘坤一、李鸿章等清朝封疆大吏的竞相罗聘,铺垫了伍廷芳走向宦海生涯的基石.本文将追述郭、陈、刘、李等诸侯围绕伍廷芳展开的一场人才争夺战及其对后者的影响.     

清末十年间中外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从辛丑(1901年)到辛亥(1911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十年。这不仅表现于内部矛盾异常尖锐,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极其复杂;而且表现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争夺十分激烈,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波澜壮阔。这十年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许多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这里就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人民大会及其在古典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有关罗马共和国政治生活的性质,在学术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本文利用古典文献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罗马人民大会的权力、人民大会权力的局限性以及人民大会和罗马政制中的民主因素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人民大会在法律上是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立法等多方面的重要权力,但在具体行使权力过程中,受到多重不民主因素的限制.尽管如此,在作为城邦的罗马,人民大会仍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罗马政治的稳定和扩张的成功,也是人民大会发挥作用的结果.     

逻辑家的政制建构逻辑——辛亥前后章士钊的政制思想研究

章士钊是近世文章家中的“逻辑派”。因其在西方受过系统的逻辑学训练,衡政论文,悉用逻辑,一些在清末民初思想家、政治家那里司空见惯的政制思想表达,在他那里常常见着基于逻辑的修正。他提出的有关国会“院制”设计、政党与政党内阁建构、“通立法行政之邮”及政治宽容的制度规范等贯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内在逻辑的主张,以及所界定的诸如“共和”、“内阁”、“政党”及“革命党”等政治概念,对辛亥前后亟于建设现代国家却时常感到无所适从的国人,作了良好的思想启蒙。由于形式逻辑本身的局限,而西方新理论、新方法又接踵而至,加上政治家不按游戏规则出牌,章氏归国后的政治建白,大多不为当道采纳。章氏抱负虽高,最终也只能成为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共和不和

辛亥,本是一场混合动力的革命。从甲午(1895年)到辛亥(1911年)这17年间,中国内部养成了三种主要的政治动力。第一种是激烈的革命派,与清政府为敌,以颠覆为己任,以排满相号召;第二种是温和的君主立宪派,试图改良垂死的政府,并建立宪政;第三种是袁世凯的实力派,以袁氏为核心,以军队为资本,     

打造“中国红” 创新地方志工作

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城。辛亥革命,给武汉留下了太多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遍布武汉三镇的30余处辛亥首义旧址、遗迹以及纪念建筑,已成为辛亥首义的历史见证;辛亥志士忧国忧民、锐意进取、不惧艰险、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武汉宝贵的精神财富。201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不仅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同时也是举世瞩目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武汉地方志工作者在纪念辛亥革命活动中主动作为,以史志资料开发的新业绩,为辛亥革命100周年献厚礼,编纂了大型史志《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从题材构思和主题立意上进行了创新。首先是跳出就武汉写武汉的圈子。     

张人骏家书选录

清朝最后一任两江总督张人骏(1846—1927)的家书日记,八十年代发现于北京其后裔旧宅。家书计91件,起于光绪庚子(1900),止于宣统辛亥(1911)。按年排定,订为四册,计六万字。日记一册,记于光绪癸卯(1903),约两万字。近年,笔者有机会整理了这批遗墨,已将草书原件通释标点。对相关材料也作了一定的调查。家书日记的写作年代,为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二年,正值社会急剧变革时期,在此期间,张人骏一直任疆吏,其子允言、允方任京官,故家书日记中多涉及国事,其中反映出对时局的评论,对重大事件处理经过的陈述,均颇具史料价值。不单对研究张人骏其人大为有用,而且对研究清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都是很可贵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