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如何同税:近代所得税开征中的外侨纳税问题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华侨民不断增加。在军事、外交和传教人员之外,还有大量侨民长期寓居中国,通过设厂投资、商业服务、自由职业等方式获利谋生。西方各国外侨在中国借治外法权及租界壁垒,拒绝向中国政府缴纳印花税、营业税、所得税等各类税捐,导致中国税务行政长期难及于外侨。关税自主运动的重点在于税权自主及税率调整,并未同步解决外国企业及侨民在华纳税问题。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开征所得税,再次引发各界对中外税收平权问题的集中讨论。外侨是否缴纳所得税,不仅关系税权税源,也直接影响到国内商民的纳税意愿。中国政府、民间社会及西方各国间围绕租税主权、税负公平、条约体系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与外交交涉。国民政府虽经努力,但仍难在税务行政范畴内解决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中国与西方条约国家外交政治关系的重构。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中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

中日“广田三原则”交涉是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中日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交涉过程时起波澜,给木来已经卜分紧张的中日关系凭添不少剑拔弩张的气氛。关于这一交涉过程中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较全面的有梁敬heng先生《广田三原则》、《华北自治运动》两及齐福霖先生的《“广田三原则”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     

浅论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民间外交——以中国商业考察团赴南洋考察为例

1936年,因国际国内形式的急剧变化,凡是有一定爱国热情的民间人士或团体有机会考察外国实业时,总不忘宣传中国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社会各界也纷纷献计献策,国内一时形成了颇有声势的"民间外交"舆论。     

博弈论在我国税收实践中的应用

本文利用博弈论方法对税收实践进行分析,对中央与地方税务机关,地方税务机关与征税人,征税人与纳税人三层关系建立博弈模型,展开对策分析。表明检查和惩罚是防治税收流失的有效途径。     

清代以来东北的民间社会组织述评

清代以来,东北民间自发形成了许多团体组织,主要以民间祭祀组织、民间同业组织、民间同乡组织、民间宗教组织为主。在近世现代社会团体并不健全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发挥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凝聚了群体,整合了力量。由于民间组织集合了一部分基层民众,时常受到来自官方的监督和控制,但这些组织也在利用一些手段寻求生存的空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维持了平衡。近代社会变迁加剧,加之官方对社会控制的加强,传统民间组织渐渐被现代性的社会组织所取代。     

中国所得税创始人高秉坊的坎坷人生

正1936年7月1日,经过长期的准备与酝酿,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所得税暂行条例》,以所得税为标志的直接税开始正式实行。抗战时期,所得税的征收为增加国家财政立了大功,为嘉奖所得税署的重大贡献,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7月1日为"直接税节"。以一个专业税类命名节日并举办庆祝活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创办、推行这一税制的博山人高秉坊也因此被冠以"民国财税神人""直接税之父"的称号。     

谢霖与近代所得税会计制度

谢霖是我国第一位注册会计师,并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会计事务所——正则会计事务所。他于1905年留学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商科,获学士学位,后又被清政府授以商科举人。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的簿记方式弊端百出,已不适用于日益进步社会的需要。谢霖回国后致力于引进西方复式记账法则,改良传统会计,面对社会需要不断推陈出新。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所得税征收条例,条例中将所得税的征税主体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主要针对自由职业者,而在当时自由职业者并无相应的会计制度,既不利于征税者也不利于缴税者,面对这一窘境谢霖提出了自由职业者所得税会计制度。     

论税收筹划在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现代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依法纳税是企业(纳税人)应尽的义务。税收的无偿性决定了税款的支付是企业资金的净流出。为了减轻税负,税收筹划便应运而生。企业在进行筹资、投资、收益分配等决策时,使企业的纳税行为在遵守税法的前提下,合理利用税收政策,达到合理避免或延迟纳税、少交甚至免除纳税是管理者、经营者以及财务人员的重要职能。     

国民政府之遗产税征稽及逃税困境(1940—1949)

中国原无遗产税,近代引进西方直接税制,遂有遗产税之兴设。自民初筹设,屡经尝试,未竟其功。至1940年7月,因应抗战财政之需,国民政府方成功开征遗产税。按年度预决算对照,大多数年份都完成预算计划,然远未达预期规模。依官方判断及舆论认识,应得之数远不止此,逃税漏税严重。究其原因,遗产税新制方行,国民观念上尚未接受固为要因。更为关键的是,其时缺乏完善系统之人口、户籍、财产登记制度,税政机构难以获得完整资产征信信息,稽查极为艰难。财政部和税局不断修改税法,并引入行政协作、财产登记调查、司法追欠等查征机制,意在强化征稽能力。据遗产税控案和名人遗产争产案中之实践情况,权属纠纷、财产调查和税款拖欠确为关键难题。然于税政之外,在内战时局及通胀恶化形势之下,国民政府税收收入基本用于军政开支,政府所宣扬之遗产税良税效应和民生价值未得体现,亦使民众纳税意愿难以提升。     

从“国际解决”到“单独交涉”:长城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对外交涉

1933年初,日军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进攻长城一线,直逼平津,国民政府被迫在长城一线布置兵力进行抵抗。由于中日双方实力的差距,战事渐渐难以支撑。国民政府一面寻求国际援助,争取各国出面调停,一面秘密开展对日直接交涉。不过英、美、法等列强并不愿意出面调停,日本则在战争目的达到的情况下,试图迫使国民政府与其单独谈判。最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与关东军直接交涉,签署《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期间的对外交涉活动表明,国民政府开始尝试绕开通过国联解决的框架,实现中日在无第三方力量介入下的单独交涉,这对之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日本天津军的谋略”:1935年胡白事件之探析

1935年之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是“日本天津军的谋略”,目的是将国民政府赖以维持统治华北的有关机关、人员和军队从华北赶走.事件发生后,双方舆论展开对阵,双方人员展开一场严重的交涉.中方舆论含蓄地指出事件为日方所为,日伪舆论和驻屯军、关东军及驻华使节竭力“论证”为蓝衣社所为.日军以武力为手段,采取三步走,迫使国民政府撤走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其他官员以及中央军.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这些要求,但是拒绝承担日军强加的责任.胡白事件本来是日军制造的,它在企图得逞后不再逼迫由国民政府来承担,胡白事件不了了之.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对日本侵华军事战略之研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必然性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并随之开始对日本可能发动战争的时间进行研判。虽然国民政府欲设法借助国际社会干预和对日外交交涉尽可能延缓战争爆发时间,但到1936年9月以后还是得出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研判结果。此外,国民政府设法了解日本军事发展的最新动向,基于中日军事实力的对比,针对未来日本可能从陆上、空中和沿海、沿江对华作战的战略也分别展开研判,其研判结论与同期日本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大体相似,也较接近中日开战初期的战局。     

1947—1948年有关九龙城事件的中英交涉史料

1947年底至1948年初,由于香港当局单方面强行拆迁尚有争议的九龙城中国民房,致使该城中国居民与港方警察发生较大冲突,结果中国居民多人受伤,两名居民代表竞遭逮捕,这就是曾一度引起轩然大波的“九龙城事件”。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就此事与英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然终无结果。本组史料选自当时中国外交部与驻英大使馆之间关于九龙城事件对英交涉来往电文,从中可以了解此事的端倪。     

英国中古前期的税收习惯

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法律和制度依据。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进步,税收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方式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了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了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了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由此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体系。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制定、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曾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和遵循。税收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效能,通过这种效能干预国家和社会管理,维持财政收支格局,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     

1935—1938年间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史料一组

1935—1938年间,日本名古屋、意大利米兰、法国巴黎、美国纽约等市先后举办国际博览会,均邀请中国参加。国民政府最初决议自1936年起五年期间暂不参加任何国际博览会,其间虽一度决定参加一九三九年美国世界博览会并组织中华民国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加以筹办,后因时局变化取消参加。     

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入越计划及其搁置

自1940年4月起德国在欧洲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机在法属越南攫取军事和经济特权。国民政府为保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希望达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即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可派兵入越进行协防。但由于自身军事缺陷,且未得到法、英、美诸国的切实配合,国民政府在派兵入越作战的谋划和筹备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在法越当局屈服于日军使其进占越南北部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派兵入越计划,转而加强同英、美的军事合作交涉。     

1940年国民政府派兵人越计划及其搁置

自1940年4月起德国在欧洲发起军事攻势,日本乘机在法属越南攫取军事和经济特权.国民政府为保 障西南国际交通和西南根据地的安全,希望达成中法在越南的军事合作,即一旦日军侵入越南,中国可派兵入越进行协防.但由于自身军事缺陷,且未得到法、英、美诸国的切实配合,国民政府在派兵入越作战的谋划和筹备过程中遭遇重重困难.在法越当局屈服于日军使其进占越南北部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决定暂时搁置派兵入越计划,转而加强同英、美的军事合作交涉.     

生态税的欧盟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生态税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庀古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用于矫正污染行为的税收理论。生态税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总结国内外有关文献,生态税收定义可概括为:凡是政府征收用于特定的环境或生态目的,或者征收设定的与环境和资源的数量因素有关,征收的目的是为了调节纳税人的行为,将对生态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效应纳入行为者的决策函数,同时又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各种类型的交纳或支付,而不论其名为税收或收费。针对我国资源紧缺、资源利用效率低,目前有些城市已出现严重环境污染的现状,开征生态税值得有关部门研究并尽快实行。我国目前对污染的征税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引入新税制,二是改革现有税制。     

试论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的应变决策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反对内战,果断在西安对蒋介石实行“兵谏”;在蒋介石终于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意谈判条件后,张学良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送蒋回宁。本试就12月12日-12月25日这十几天张学良在国内外舆论、国民政府主战派逼迫、主和派求和等较为复杂局势下的应变决策,作一点分析。     

明代北京的房号税——兼及明代其他城市的几种房屋税

明代以房屋作为课税对象的税收,最重要的是北京城市的"房号税",又称"房号钱"、"房号银",简称"房号"。北京之外,其他个别城市也有房屋税,如南京的"房钞"、杭州的"间架税"等。明代后期,嘉兴、南京等一些城市废除了总甲、火夫等役的实役制,改为按房屋征税,这属于由徭役演变而来的房屋税。总体来看,在明代,房屋税并不是一项普遍性的税收,不仅局限于城市,而且开征的城市数量不多,所得收入也很有限。到崇祯年间,因财政极端困窘,朝廷试图在全国开征房号税,但效果很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