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至北朝的墓葬石堂研究——兼论"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

墓葬石堂经历东汉至北朝由地上转向地下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由墓上祭祀之礼的支撑载体,发展为兼具墓内祭祀意义的石质葬具,并逐渐成为礼制与观念的物质表达。本文综合梳理自东汉至北朝墓葬石堂的考古学材料,从长时段的研究视角指出墓葬石堂的演变趋势,并由此对"宁懋石室"的形制与性质给予判断。     

新疆和静县莫呼查汗墓地发掘简报

莫呼查汗墓地位于新疆和静县,为配合莫呼查汗水库的建设,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和静县文物管理所在此发掘墓葬250座,出土大量文物。青铜时代墓葬可分为用花岗岩砾石围就的圆形石围、熨斗形石围、马镫形石围和无石围四种。墓室结构主要为竖穴土坑石室。砾石或石板围砌的石室有两端不开口、一端开口、两端开口等三种,有的石室口棚盖石板或圆木.葬式均为屈肢葬,有侧身屈肢、仰身屈肢、俯身屈肢多种类型;大部分为单人葬,有少量的合葬。随葬品有陶器、铜器、石器、骨角贝器、金器、木器等。其年代应属于青铜时代晚期,初步推断其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     

北魏画像石榻考辨

本文就2004年美国纽约"Ritual objects and Early Buddhist Art"展览所见画像石榻的形制规范、画像内容、图像程序、制作年代及葬具主属作了初步研究。无论形制规范,还是图像题材,抑或艺术风格,纽约石榻均具明显北魏遗风,为北魏画像石葬具典型作品,而且是北魏画像石葬具制作盛期——宣武至孝明年间(500~528年)"东园"遗物,其规格极高,应为北魏后期魏廷诏赐"东园秘器"中之金饰葬具遗存。     

台湾史前的埋葬模式(二)

该模式的典型遗址是位于台湾四部中心处的大马璘遗址,地处埔里盆地南部的爱兰台地上.与此模式相关的人类遗存未见有报告记载.但从石板棺的长度推断为直肢葬——可能是仰身.构筑棺具的材料大都是板岩,这些棺均呈东—西向.(图6)这个特殊遗址以其含有“蹲踞”的人类遗存的短小型石棺为特色而首次由铃木于1931年写入报告中.其后,1938年Asai与他人共同发掘了谢象花园遗址,在那里他们发现了5具石板棺.其中大多数由八块石板组成,有盖,无人骨遗存,但内有一些残断的石锄;这些石板棺明显地呈东—西向.5号墓仅50～60厘米长.因其位置紧靠4号墓,故发掘者确信这两具石板棺代表着一种母子群葬.[刘氏(Liu     

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

1972年7月,广西西林县八达公社普合大队普驮粮站在开辟晒场时,发现一处用铜鼓作葬具的"二次葬"古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图一)。西林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部,地处云贵高原的边缘,峰峦重迭,(马犬)娘江自西向东流过。在(马犬)娘江西南岸的一处山坡上发现了这座墓葬。墓的形制非常特殊,墓坑略作圆形,造作不规整,直径1.5—1.7米不等,深2米;在地表之下深约0.6米处有一块圆形石板盖住墓口,石板下面并排放着十二块大小不等的石条。石条下面就是铜鼓。石板和     

滇西石棺墓与周边文化的关系

石棺葬是我国西南、西北、东北乃至东南沿海台湾一带古代民族常见的一种埋葬习俗。它是利用石板或石块作成葬具棺,以埋葬死的一种形式。云南是石棺墓的主要分布区。滇西是云南石棺墓最集中的地区,迄今为止,该地区已发现的石棺墓已达400多座。     

洛阳北魏时期的世俗石刻线画艺术

洛阳北魏时期的世俗石刻线画艺术,作为陵墓装饰雕塑艺术的一种形态,多见于此期墓葬中的石棺、石棺床、石室、石墓门及墓志之上,自明末清初以来,已发现多件。其中名的有宁懋石室（孝昌三年,现存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孝子画像石棺（存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博物馆）、元融石棺、元谧石棺、秦洪石棺、元石棺、王悦石棺、升仙画像石棺、元日韦石棺（武泰元年三月十六日）等。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石棺床、石墓门（楣、框、扉）、石碑座等。洛阳北魏世俗石刻线画遗存数量较为丰富,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千姿百态,本试图对其本身的艺术风格和它在中国造型艺术发展史上的地位等问题作初步探讨。     

江苏苏州高新区通安镇鸡笼山D1石室土墩墓发掘简报

鸡笼山石室土墩群位于江苏苏州高新区通安镇树山村东鸡笼山山脉上,是一处东周时期的石室土墩墓群。D1是土墩群中最大的一座,它的发掘揭露了大型石室土墩墓的建造过程,丰富了对石室土墩的认识。石室内地层叠压关系的发现证实石室存在"多次利用"的情况,不仅还原了石室土墩墓的建造与历史上的使用过程,而且明确了石室土墩墓的建造初衷。     

朝阳西上台辽墓

墓葬时代为辽代晚期,其墓室周壁嵌有14块佛经石板,板上刻字口描金的梵文佛经,每经并加汉文经名。葬具为石函,函盖及四壁亦阴刻梵文佛经。墓内出土一批精美的北宋景德镇影青瓷和定窑瓷器。     

河北尚义囫囵村发现辽代石棺墓

<正> 1990年4月中旬,河北省尚义县甲石河乡囫囵村农民曹永桢在自家院内挖自来水管道沟时偶然发现一座古墓(编号M_1)。此墓发现后,已遭到严重毁坏。地、县文管所闻讯后,即派人前往作了现场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简述如下。 墓室因被掘开,故形制与结构不清。用石板构筑的石棺葬具也被拆掉大半,经我们现场复原,得知石棺近似长方形。长约2.3、宽约1.56—1.65、高约1.04米。石棺用大小略等的暗红色砂岩(此种砂岩出在该村西北3000米处的上红梁山上)石板构筑而成,一般为长方形石板,但也有不规则形。大的长0.97、宽0.58、厚0.06米;小的长0.74、宽     

东南地区“人”字顶木构葬具刍论

中国东南地区的"人"字顶木构葬具主要见于两周秦汉时期的大、中型土墩墓和大型竖穴土坑墓内。通过对这类葬具进行类型学分析,可知其起源与宁镇地区土墩墓中类似形态的墓下建筑遗存有关,而后由宁镇地区向环太湖、杭州湾及其以南地区传播,直到珠江三角洲地区。葬具结构从早期主要使用基槽配合柱洞构建,演变为使用石构基础构建,再到全部使用枋木构建。"人"字顶木构葬具是带有等级特征的越族葬具形制,其社会学含义应为房屋,与精英阶层"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有关。     

北魏宁懋墓志再释——答胡顺利同志

《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二期发表我的《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一文,对宁懋墓志作过录文和浅释。《中原文物》1981年第一期刊登了胡顺利同志的《北魏宁懋墓志释补》,对我在墓志录文中:“妻荥阳郑□女,太武皇时,蒙授服常侍,郑口女遗姬以去。”几句提出不同看法,并在结语中认为:“郭同志所作宁懋墓志录文中的‘太’字,似应作‘宣,字为是,‘太武皇时’实应是‘宣武皇时’。墓志所云当指为北魏宣武帝诏     

试论贵州地区“石棺葬”的分区与年代

汉晋以降,贵州出现一类以天然薄石板营建墓室、形制与川滇地区石棺葬相似的小型石墓,至宋明时尤为流行,迄今仍有孑遗。早在20世纪40年代,德人鲍克兰在贵州普定进行仡佬族调查时就注意到这类被当地人称为仡佬坟的     

元上都城址东南砧子山西区墓葬发掘简报

元上都位于内蒙古东南部,1256年由忽必烈创建,元代末年(1358～1363年)被红巾军攻破,遂废弃。1998～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东南的砧子山发掘、清理了33座墓茔、73座墓葬。墓茔均有方形石砌围墙,内有1～7座墓葬。墓葬分为砖室墓、石板木椁墓、土坑竖穴墓,均使用木质葬具装殓尸体或存放骨灰,随葬品丰富。砧子山墓地是元代一处以汉族居民为主体的墓葬区,与元上都的兴衰相始终。     

昭陵石室与长孙皇后初殡地关联问题探讨

昭陵石室位于九嵕山南坡,现存9座,有的单独开凿,有的数座相邻排列,从上到下、从东到西分别编号ZLS1—ZLS9。其中编号为ZLS1的石室单独开凿于九嵕山南侧偏东的陡坡崖壁上,其总体结构是现存9处石室中唯一具有墓道、甬道、墓室等唐墓结构要素的石室。本文试从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的角度,探讨编号为ZLS1昭陵石室为长孙皇后正式入葬昭陵玄宫前的最初安厝之地,同时对文献记载的唐太宗选择九嵕山营建昭陵的时间进行初步考辨,以补正文献记载之讹误。     

云南地区石棺葬的分区研究

云南境内滇中和滇西北地区分布着大量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石棺,时代早至新石器时代,晚至西汉。它们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化类型,在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等方面都异于邻近的川西高原石棺葬。但因各种原因,云南部分地区的石棺葬往往为学们在研究西南石棺葬时所忽略。本试对该省的石棺葬从考古学和化人类学的角度做一整体分析。     

江苏连云港“土墩石室”遗存性质刍议——特别是其与新罗移民的关系

江苏省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曾被学术界划入"吴越石室土墩文化圈",认定为春秋吴国"军事设施"等。对其分布、形制及出土物等资料的研究显示,其应为唐墓。结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关于唐代连云港地区新罗移民的记载,及对考察朝鲜半岛5至8世纪横穴式石室墓的相关考察,连云港地区"土墩石室"可推断为唐代新罗移民的墓葬。     

云南洱海地区石棺墓初步研究

石棺墓是利用石板或石块制作成葬具,以埋葬死者的一种埋葬形式,它是云南西部地区古代民族常见的一种埋葬习俗。洱海地区是云南发现石棺墓最集中与最丰富的地区,该地区包括今禄丰县、楚雄市以西,洱海以东,金沙江以南,哀牢山以北这一广大地区。发现石棺墓的主要地点有姚安县黄牛山、寨子山,宾川县古底;大理市海东,     

四川合江县13、14号画像石棺考

1996年12月,四川合江县马街子田村三社发现石室墓一座,出土画像石棺两具。这两具画像石棺是泸州也是四川极为少见的北宋时期画像石棺。两棺的出土,对于四川宋代丧葬形制的葬式、葬具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宋代四川的丧葬形制主要为火葬葬式,基本以小型葬具替代土葬葬式中大型葬具。这种以典型土葬葬式形式出现的大型石棺葬具在宋墓中出土,极为罕见,值得深入研究。     

从编钟铭文看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

<正>西周时期,在礼乐制度的规范下,大量金石乐器被作为主要的随葬品人葬于诸侯、世卿等高等级贵族墓中。《周礼·春官·笙师》载:"大丧,廞其乐器,及葬奉而藏之。"~([1])可见,金石乐器的人葬,并非随意而为,而是礼制下的规约行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本文拟选取西周贵族墓中随葬的虢仲编钟、晋侯苏编钟、楚公逆编钟、虢季编钟和井叔采编钟等几种典型的有铭编钟,通过分析其铭文内容来探讨西周时期随葬乐器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