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邵晋涵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上的贡献

邵晋涵强调史家著述宗旨。从学术传承关系上阐明史书宗旨,发掘史家的编纂思想;强调私人修史具有别识心裁。邵晋涵的见解,包括他的直笔论和对书法义例的看法,都贯穿到他的修史实践活动中去。     

论北宋的唐史编纂和政治诉求

历史编纂也是思想的反映.本文从历史编纂的角度,通过探讨北宋时期唐史修撰的原因、历史编纂中体现出来的正统论、史书体裁和体例以及史料采撰与史意的关系,从多个方面来探讨北宋的唐史编纂与政治的联系.     

继承与嬗变: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简论

清代藏族历史编纂学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新进展,某些史书编纂旨趣出现了新变化,人物传记与教法史作为藏族最主要的体裁,其编纂理论与方法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史书将弘扬佛教与考证历史较好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体现出清代藏族史学家高超的编纂能力。     

明代宋史撰述的历史编纂学成就研究

明人在宋史研究和撰述中,讲究史料的增补、史观的变革和史体的创新。就史体创新而言,明人出于重修《宋史》之学术旨趣,灵活运用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诸种体裁,别创义例,条理纲目,剪裁结构,栉疏章法,表现出形式多样、书法独特、求实致用的历史编纂学特点。明人基于宋史撰述对传统史体的大胆革新,不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传统史书体裁,推动了明代历史编纂学的长足发展,而且更加充分地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宋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和文献学价值。     

论李维的历史编纂观

李维以其巨著《建城以来史》奠定了他在古罗马史学中的卓越地位。他秉承西塞罗的史观,在记述罗马自建城以来历史的过程中,既强调历史内容的真实可信,又措意于叙事形式的优美动人,历史的真实性与叙事的艺术性成为他历史编纂观的一体两面。李维以精妙的修辞手法具体再现罗马历史时,虽以史料为依据,但有时却为增强戏剧化效果不免夸大其词,偏离了他所追求的真实性。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成功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史记》列传历史编纂成就析论

司马迁记述人物的成就有诸多方面,其中"成功地刻画特定历史环境的人物形象"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和大力阐释。《伍子胥列传》、《魏公子列传》、《袁盎晁错列传》等名篇,不仅展现了这些人物生动感人的性格、神采,而且深刻地反映出他们所处的不同时代的特点,因而为我们提供了撰写历史人物传记的成功典范。我们要认真借鉴《史记》的成功经验,努力实现对传统史学精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探求在当今历史书写中如何做到既能生动地刻画人物的活动、性格、气质,又能凸显其所处的时代特点,从而有效地克服历史著作平淡乏味的缺陷,使我们撰写的史书更能受到大众的欢迎。     

《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

石介《庆历圣德诗》是北宋中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三者强力互动的产物。儒道实践精神的迅速张扬,以“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的朋党政治新理念的成熟,以及赋颂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嬗变,共同造就了该诗不同凡响的精神内涵。作为宋初儒学名家,石介将“道”的普遍原则运用于时政判断之中,褒贬忠佞,形诸歌咏,不仅开创了以赋颂之作为党争服务的先例,且标志着朋党政治已经完成了由权利之争到意气之争的形态转变。在北宋政治文化及颂美文学的演进史程中,《庆历圣德诗》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影响。     

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求真原则

中国传统史编纂坚持求真的原则,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广泛地搜集史料,精审地考证和选择史料,保证史料的客观性;秉笔直书,评价公允,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客观地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出先进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的科学内容,为人们提供了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达到了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由清华简《系年》论两周之际的历史变迁

两周之际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捩点,它不仅是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而且标志着周王室从此失去了对诸侯的统治,开启了"政由方伯"的时代。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简略与芜杂,导致对这一段重要的历史知之甚微。值得庆幸的是,近年公布的清华简《系年》中对两周之际的历史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对重新认识这段史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通过研读《系年》,可以对西周灭亡的原因,周平王东迁的年代以及所谓的"二王并立"等历史事件,得出一些新认识。另外,将清华简《系年》与传世文献对比,可以发现后者对两周之际的史事的记载基本上是言之有据的,但其中的一些细节显然有失实之处,而《系年》正可补正其阙。     

苏联时期及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米罗诺夫吉林大学讲学综述

2005年6月10至31日俄罗斯科学院彼得堡历史所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教授再度应吉林大学之邀前来讲学,米氏8次讲座新意纷呈,其中两次专讲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历史编纂学的基本趋势,综述如下。苏联时期史学理论范式失衡及其后果米氏认为,历史学家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一样,都面临着两个重要问题:如何确定研究对象与如何组织事实。解决这两个问题需要理论范式的指导。历史学家运用的理论范式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领域借用过来的。目前,社会学领域存在三种基本理论范式:结构-功能主义论、社会冲突论和象征相互作用论(亦称符号互动论),其中…     

全球史对世界史编纂理论和方法的发展

“全球史观”是近年来由国外史学界首先提出的一种研究世界历史的新观点,在这种新视野影响下形成的全球史史学显示出新的世界史编纂模式。全球史史学与传统世界史相比,无论在视角、编纂范围、意识形态、研究方法、历史分期和话语特征诸方面都有新的突破。全球史史学尚不能代替国别史的传统研究领域,但它开创了新的领域———研究国家或区域间的互动交流和全球文明在其他方面的整体关联。全球史史学所带来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它所表现出的对带有强烈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的旧世界史体系的解构具有进步意义。     

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试论《魏书》典志的历史编纂学价值

<魏书>十志自觉继承和发展了汉晋以来的典志撰述传统,准确地记录和反映了北朝社会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进程,其中<食货志>、<官氏志>和<释老志>的编纂尤其显示了北朝史家不同凡响的史识、史才和创新精神,从而再一次强化和丰富了中国史学重视典志撰述的特点.     

元明之际的学风

元明之际社会的急剧动荡与朱陆合流的学术气氛 ,促使大批文人退居讲学和自由结社 ,从而形成了这个时期既主张格物致知的笃实功夫 ,又主张敬以直内的心性冥悟的学风。这种学风 ,对明代学风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尚书·尧典》:儒家历史编纂学的“神话创世纪”

《尧典》作为《尚书》历史的开篇,标榜尧舜禅让之盛事,在儒家政治伦理学和历史编纂学中具有开宗明义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奠基石。但此篇虽属《虞书》,却并非唐虞历史之实录,而是战国时期儒家知识分子综合古史传说编纂而成的神话"创世纪"。顾颉刚早已指出了《尧典》中材料的神话来源,从比较神话学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尧典》文本构成和情节结构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揭示其神话意蕴。     

论方志编纂学的体系构建

方志编纂学是一门研究地方志的基本内容以及编纂方法的学问,属于方志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从《左编》《右编》看唐顺之的历史编纂学

唐顺之的主要史学代表作是《左编》和《右编》。《左编》主要编录历代君臣事迹,在编纂体例的设计上独具匠心,对相关史料有目的地进行取舍剪裁。在记事的同时,往往还加以评论,或引他人之评论,或直抒胸臆。在人物的分类上,使圣贤与昏庸、忠与奸、贤与不肖,泾渭分明,起到了寓褒贬于分类之中的作用。《右编》虽属诏令奏议类的抄纂,但紧紧围绕经世资治这一主题精心设计体例,认真筛选材料。两书编纂带有鲜明的以史经世的色彩,但也存在体例不纯,分类混乱,剪裁失当,人物各传记比例失调等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