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基本思想及其影响

中国现代民俗学概论的最初酝酿,是以1928年《民俗》周刊上有关民俗学性质等问题的讨论为起点,经过译介国外人类学派的著作到独立进行思考,当时的民俗学者形成了关于民俗学概论的一些深入认识。经过40年的停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民俗学恢复建设之初,民俗学概论的书写在接续历史的基础上取得了收获。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具有建设和规范的意义,包括"生活文化"的民俗定义和民俗文化分类体系都影响了众多民俗学者的研究和社会对民俗学的认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社会生活发生巨变之时,现有民俗学概论已滞后于民俗学研究的进展,所以需要及时吸纳在民俗学调查研究中形成的一些新思想和新经验,使民俗学概论的书写能够与时俱进。     

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

"民俗主义"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的学术讨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事象的基本常态,承认和正视民俗主义现象的常态化,某种意义上,正是各国现代民俗学的起点。中国民俗学也必须正视中国当代社会及文化中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民俗主义化"常态,并深刻意识到民俗学者自身也程度不等地卷入到与民俗主义有关的各种事态之中。民俗主义研究视角的导入不仅促使中国民俗学全面地校正自己的研究对象,也揭示了民俗学者与民俗主义的关系而有助于推动中国民俗学对民俗学者自身角色与责任的深入反思,进而重新审视民俗学的应用性、实践性和公共性。民俗学者通过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相关的实践性和应用性研究,将促使民俗学在中国成长为一门能够对国家文化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对现代中国社会里多种生活文化问题和民俗主义事象展开基于学理的描述、解释、揭示、评论和批评的学问。但与此同时,现代民俗学也必须面临如何理解和应对一般民众在其生活中创造民俗的实践和民俗学者的学术应用性实践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复杂性这一新课题。     

高丙中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

该书的初衷，是为了从理论上摆脱民俗学作为“遗留物学”的学科危机，把研究对象界定为现实的，自成体系的当下生活。通过对于“民”和“俗”的概念梳理，高丙中旁征博引，精细缜密地论证了民俗就是习惯性、功能化的社会生活，民俗研究应从现实的，整体的层面上把握民众的生活世界，民俗学是直接地、较为全面地关心人的生活世界的一门学问。以不断更生的现实生活作为研究对象，可以保证民俗学享有永不估竭的对象资源。     

什么是民俗学？

民俗学的性质与任务 民俗学是研究民间风俗习惯的一门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以科学的态度,对历史与当代的民俗事象,进行调查、收集、整理、描述、分析和论证,探求它的本质结构、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消亡的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服务。民俗学是一门帮助人们认识历史与化、改造现实社会生活的人科学。     

中国民俗学:从民俗主义出发去往何方?

民俗主义是一个过渡性的概念,是指现代社会中对于民俗的二手传播和展演现象。在二十世纪里六十年代初,当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首次使用它时还明显带有贬义色彩,随后经过学术界的广泛讨论,逐渐转化成了一个中性化的术语。以鲍辛格为代表的新一代民俗学家主张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对民俗主义现象展开经验性的文化分析,直至八十年代,东德民俗学家斯特洛巴赫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出发呼吁放弃使用民俗主义的概念。中国民俗学目前也因面临学科边缘化等危机而从内部出发谋求学术上的转型,当前在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民俗主义现象正可为民俗学者提供讨论的话题和研究的对象。从民俗主义的研究实践出发,中国民俗学可发展起一系列的学术分支,如公共民俗学、政治民俗学、经济民俗学、艺术民俗学、宗教民俗学等,通过与相关学科进行平等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以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     

个人叙事与交流式民俗志:关于实践民俗学的一些思考

实践民俗学是民俗学面向当下生活进行研究时的视角转换和理论重构。实践民俗学认识到:生活实践的主体是普通民众,而不是以"民俗主义"或"传统的发明"为理论依据的民俗操弄者;在田野访谈中出现的个人叙事,其实是以个人身份进入社会文化再生产过程的不可或缺的话语形式,它与集体叙事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强调实践的民俗学,必然使研究方式由传统的实证式民俗志向交流式民俗志转变,注重研究者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实践。作为具有学术转型意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实践民俗学有助于从生活实践文化的传统及其创造性转化的视角重新认识和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民俗学研究的想象力与洞察力——从《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谈起

本文以《农耕技术民俗的传承与变迁研究》一书为对象,将其置于中国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进行理解,并发掘其中彰显的学术创新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当代民俗学研究可以运用以下想象力来丰富研究视域:发现俗民生活世界的结构与意义;洞悉变迁社会中的民俗传承本质;立足于民俗社会并反观社会变迁。     

《东京梦华录》习俗研究的价值

《东京梦华录》是一部优秀的民俗学专著,在我国民俗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书中描写了大量北宋时期的城市民俗,极具代表性,并且自成体系,其主要可概括为五个方面:考察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对发展旅游经济的参考价值、将政治因素纳入民俗学研究范围的价值、维护良好道德风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以及对中国都市民俗学的研究价值。对这些习俗进行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

在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后,本文探讨了欧洲民俗学界在面对后现代社会生活时,对学科若干关键性问题的重新界定与回答。第一,“民”今天意味着什么？第二,“民”今天生活在哪里？第三,“民”今天是如何生活的？第四,“民俗”的个人,即“我”而非“我们”,意味着什么？面对迅速变化的现代生活,通过考察历史和传统对于当下的意义,考察我们现在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民俗研究将过去与现在结合在一起,应该铸造连接昨天和明天的文化桥梁。     

民俗学的笛卡尔沉思——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申论

本文肯定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对于民俗学从文化形式研究的取向转向生活整体研究的取向,以及对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转型所做出的奠基性理论贡献;并从学科基本问题意识、"从抽象(文化)上升到具体(生活)"的经验-实证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具体论述了《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通过对民俗生活的经验直观以重新发现"个体主体性"的工作为民俗学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所阐明的学术方向。本文认为,尽管民俗学的社会科学化在重新发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同时却无法思想人的自由存在的生活意义,但通过引进胡塞尔"生活世界"的概念,《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为民俗学将自身开启为为人的自由进行存在论辩护进而"拯救生活世界"、"保卫日常生活"、"建构公民社会"的人文学术赢得了理论可能性。     

中山大学《民俗》周刊与早期民俗学发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编辑与出版又是这一时期非常重要的学术活动与实践。中山大学《民俗》周刊承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对民众文化的关注,明确了办刊宗旨,初步确定了民俗学学科定位,在当时极其困难的办刊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民俗学者和民间文化热爱者,影响并带动了其他地区的民俗研究活动。《民俗》周刊刊发的文章既有珍贵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有民俗学问题的理论思考与研究。《民俗》周刊从学科发展、人才培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示了早期民俗学发展状况,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新征程。     

感受生活的民俗学

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艺术家是借助某种模式化的艺术来感受生活,而民俗学者则是经由模式化的民俗来感受生活。民俗的传承与变迁从来都是与具体的人群、个人连接在一起,。同时又与时代社会背景紧密联系,所以民俗志研究可以将问题、事件、人都凝结于富有弹性变化的表达与呈现之中。这是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所应该追求的。     

我读《生存智慧与文化选择——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

戴嘉艳老师的专著《生存智慧与文化选择——达斡尔族农业民俗及其生态文化特征研究》是一部关注农业民俗及其映射的生态文化方面的论著。作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取达斡尔族主要聚居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一个典型农耕村落为个案,以生态文化特征为视角,对达斡尔族农业民俗进行全面、整体的考察。既结合传统生活背景,深入分析和阐释农业民俗的文化本质与社会功能,又从文化变迁的角度,联系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对农业民俗的现代传承与价值提升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这无疑是在应用民俗学领域拓展视野和思路,并在实践层面进行的有益探索,体现了民俗学者的社会担当与社会责任感。     

民俗学的哥白尼范式CSSCI

现代民俗学起源于对已经丧失现实功能的传统民俗的抢救、保护,而随着全球化的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侵蚀,现在连功能正健的民俗也在加速转换乃至消亡,当民俗学更深切地感受到将彻底丧失全部传统对象的危机,"拯救对象",就成了民俗学者明确的集体纲领.也正是在此集体纲领的推动下,才有了"城市民俗学"等议题的出现.但是,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农村旧传统中的旧民俗,抑或应该是城市新技术下的新民俗?是传统的风习、现代的时尚,还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传承"?我认为这个问题20年前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就已经解决了,亦即,"民俗是日常生活的普遍模式"的命题已经共时性地涵盖了农村民俗和城市民俗,乃至传统民俗、现代民俗以及二者之间的传承,只要专家之外、专业知识之前的日常生活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人们共时性的生存基础.     

论民俗的易感染性

对于民俗,民俗学家研究最巨,其他从事实地田野研究的社会学科多从民俗学家的直接描述与归类中获益良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不用多费笔墨。不过民俗究竟是什么,连民俗学家自己也在争论,而围绕这一争论最为直接的论著应该是高丙中教授的《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其中有详尽的对于民俗学学科史中有关民俗的界定,最后作者以“生活文化”作为民俗的实质内涵,     

作为“另一种生活技术论”的民俗学——城市民俗学与经世济民

近代以后,城市环境造就的新兴民俗开始出现,我们姑且称之为"城市的生活技术传承"。城市的兴衰变化十分显著,其传承母体较为分散,故城市中的民俗呈各自发展的状态,而这正是城市民俗学要研究的问题。若是把E.F.舒马赫提倡的"另一种技术"运用到城市民俗学中,或能摸索出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生活技术)的存在状态。地域振兴运动中同样存在问题,且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中家庭暴力等事件多有发生。以及,近年来出现了老年人希望"猝死"的现象,从中能看出其背后的高科技社会的混乱等因素。作为经世济民之学,当下民俗学究竟发挥着多大的作用?城市越是人造化,人们就越是追求自然的生活环境及节奏,面对此类社会性要求,民俗学应随时准备做出回答。     

日本现代民俗学的“第三条路”——文化保护政策、民俗学主义及公共民俗学

在日本民俗学界中至今混同存在着这样几类研究者：虽然关注民俗其本身但并不关心地方民众的“文化至上主义者”、不加批判地推进文化保护政策的“文化保护主义者”、还有虽对文化保护政策持批判态度却只是隔靴搔痒的“民俗学主义批判者”等等。就此,本文将对今后的民俗学走向以及建立“新公共民俗学”的必要性展开论述：不仅要认识到文化保护政策的政治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要在认识到这样的政治性向地方社会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的同时,对地方生活者作为承担文化活用和保护的合法性存在加以尊重,在尊重他们所拥有的价值的基础上,创建直接参与地方文化的保护、活用之实践活动的民俗学——“新公共民俗学”。     

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民俗学的路径

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应该把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作为认识的对象与关怀的目标,民俗学能够在其中发挥关键的引领作用。与发挥这种作用相匹配,民俗学应该定位为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按照这一发展路径,民俗学将成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基础性学科和支柱性学科。     

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后传承时代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

在民俗的"后传承时代",民俗呈现为传承、消费、意识形态等不同形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传统""共同体"等民俗学既有的规定性概念难以把握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民俗学提出了"日常生活"转向的学术追求;民俗学的日常生活研究,不是以日常生活为对象,而是以日常生活作为目的和分类的方法,重新把握现代社会中的民俗现象,在流动的、意向性建构的"共同体"中探究民俗的意义;鲍辛格、岩本通弥等民俗学者通过发掘日常生活实践主体运用"过去的经验""历史化""故事化"地感知、表象生活世界,致力于寻求传统民俗学与现代日常生活的相通之处,为民俗学研究开辟了新径。结合理论铺垫与前人的研究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以"探究日常生活的‘民俗性’"作为民俗学"日常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民俗性,即实践主体在意向性生成的语境中运用"过去的经验"民俗化地感知、表象世界;民俗学需要从日常生活的表象中发现"民俗性",进而解释其社会文化意义。     

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基于民俗学者深度访谈与文献对读研究

民俗价值观是民俗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但长期以来民俗学研究并未建立起科学系统的民俗价值观体系。从民俗本体论角度出发,以"中国当代民俗学者"为对象,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将访谈资料与文献研究成果进行"对读"研究,来归纳、总结民俗学学术共同体对民俗价值的理论共识,形成对民俗文化当代价值的认识,是民俗价值观研究的一条重要路径。研究表明:民俗价值存在于三个维度上,即对人类个体生活层面的规范价值;作为地方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意识基础价值;完整反映人类知识谱系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