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共和政体与当代中国民主共和制的实践

民主共和制政体在经历了古老而久远的发展历程之后,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要求实现共和之后得到了普遍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按照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并结合中国实际而创立的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是符合中国国情、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并将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而不断向前推进。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的民权政治趋向——以立宪论者的国体政体观念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武昌起义后，清季以来朝野各方争执不下的国体政体走向问题迎来抉择时刻。面对已是大势所趋的民主共和的挑战，希望保留清廷、帝制的立宪论者纷纷援引、调适从日本输入的国体政体理论，或扩充国体政体类型，构建包容帝制的“共和新体”;或辨析国体政体，剥离君位与君权的关联，从而尝试破除君主与民主对立的流行认知。尽管立宪派的国体政体观念纷繁参差，但大都承认统治权属于国民，与革命党的国体政体立场颇有相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君权政治已难以自证其正当性，而中国也进入探索如何真正实现主权在民的民权政治的新阶段。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

中世纪欧洲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发展演变郭方西方近现代民主与共和政治制度起源于西欧,其政体的各种形式与机构,如单一或联邦共和制,君主立宪制,代议制及代表选举制,法律与司法制度,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等,它们的渊源与发展均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在从...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

论《临时约法》对民国政体的设计规划杨天宏１９１２年３月３１日由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具有共和民主性质、可以“伦比宪法”的文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人士将它悬为国典,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宣布废除君主...     

辛亥革命：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变革

100年后,一场关于辛亥革命、堪称宏大的纪念开始。在历史教科书上,辛亥革命是史诗性的,几千年的帝制因之倒台,国人第一次摸到了一种叫做＂民主＂的政体的边。它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     

民主的嬗变:从直接民主到代表民主

直接民主制存在两个重大缺陷:其一,它只适用于域小民寡的小国,而不适用于广土众民的大国;其二,因为大多数,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的公民,既无闲暇也无兴趣去钻研公共事务,所以直接民主的决策质量不高。为此,混合政体论者主张将民主只是作为构成政府的成分之一,去代表和保护社会中下层的利益。代表民主制的出现使广土众民不再成为推行民主的障碍,也大大提高了民主的智慧水平。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

古代世界的共和主义首先是一种政体实践,以罗马共和国为典型。发端于希腊的古典政治思想把它归结为混合政体,和君主制以及民主制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它不仅是对君主制的反对,也是对民主制的反对。以此来看,古代共和主义和现代共和主义具有十分不同的意味。     

西方民主的起点模式——1688年英国分权政体剖视

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部门彼此分立、相互制衡;三种国家机构相辅相成,谐调运行,这是近现代西方民主国家的一般政体模式。资产阶级为寻觅适合本阶级需要的统治形式,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史跋涉。先行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英国,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首先确立了国会立法权支配君主执行权的“两权分立”政体。这是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型,也是西方民主的滥觞。本文试对这个政体加以解剖,旨在探索分权政体的一般性历史成因、结构功能特性和基本运行机制。     

浅论古代希腊罗马的混合政体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中,"共和主义"在西方得以复兴。而共和主义思想中制度层面上的混合政体思想完全可以在从希腊到罗马的思想家的论著中找到论证。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波里比阿再到西塞罗体现了混合政体思想由消极到积极、由萌芽到发展到鼎盛的过程,也反映了共和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逐步成熟。     

“共和”政体包容“五族”——辛亥革命前后变更与民族关系建构

清末,王朝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国家转型之路,在此过程中王朝国体转向"共和",王朝臣民则有了"五族"之分,相当一段时间,似乎清王朝政权将以裂解为其前途,而种族民族观念的传播似乎也加剧了这一趋势,王朝中国与"共和"中国对接进程中,"共和"政体包容了"五族",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革命派建立汉民族国家的历史偏差,为平等民族关系的建构开辟了历史道路。     

美国革命时期民主概念的演变

美国革命时期,关于“民主”的界定和评价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既反映了古典政体理论和殖民地时期民主概念的影响,又呈现出新的演变方向。当时人对民主的理解很不一致,对民主的价值评判也存在尖锐的分歧。这种基于不同的民主定义而产生的意见交锋,推动了对新型政体的探索,促成了“代表制民主”概念的出现。“代表制民主”的概念既是美国人对革命时期政体实验的观察和总结,也是民主政治“精英化”和精英政治“民主化”这一双向过程的产物。它对古代民主的原则和机制均做了改造,吸收了许多贵族制和君主制的因素。但这与其说意味着“反民主派”的得势,毋宁说是“民主派”的胜利。     

唐绍仪与中国的民主共和

关于中国民主共和的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如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对中国民主共和的贡献,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对中国民主共和贡献的研究则少人涉猎。     

护国战争中的川南之役

讨伐袁世凯叛国称帝的护国战争,是一场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战争。护国军在云南首义后,推动了护国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推翻了袁氏“洪宪”帝制,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得以复生。护国运动的胜利,使民主共和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封建专制制度为更多的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正如列宁所指出:“不管……伟大中华民国底命运如何,但世界上决没有一种力量……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州国家中人民群众底英勇的民主精神”。护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论英国的共和主义传统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所形成的优秀传统。通过异质文明的累积、基督教文明的传播和对古典政治文明的摄取,英国形成了君主制背景下的共和主义。这种特殊的共和主义,依托于多种政治群体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给英联邦国家乃至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然而,现有的共和主义是否能使英国乃至世界政治通向真正自由与民主的幸福之路,仍然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民国初年共和派与帝制派的论争

由于社会条件的不成熟,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治出现了种种问题,招致人们的批评。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利用此种批评,称共和制易造成内乱,不适合中国,而君主制则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利于秩序的恢复与立宪政治的建立。由此引发共和派与帝制派的思想论争。在论争中,共和派揭破了帝制派假立宪、真专制的本质面目,捍卫了共和民主的价值,并提高了自身对于共和政治的认识,对共和政治试验中出现的问题,能给予理解,对中国建立共和民主的艰巨性、长期性,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辛亥南北议和与国民会议

辛亥南北和议,谈判的主要内容不是共和与君宪的优劣短长,而是以何种形式实现共和。开始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以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以及包括代表产生、会议地点在内的会议如何召集等问题。和谈期间,本来主动提出此议的是袁世凯内阁代表一方,民国代表只是被动接受。可是双方共识的基础在谈判会场之外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围绕能否以国民会议的形式公决国体政体及其实施办法,中外南北各种政治势力相互角力,使得谈判双方不断调整各自的态度立场,导致已经取得的各项协议全然失效,最终由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成案胎死腹中,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     

《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下卷)

正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1月版。该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主要探讨了西方古典民主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古典民主的再发现;下卷主要剖析了现代学者关于古典民主的认识和阐发。总体上看,该书从历史演变的角度,考察西方古典民主传统在后世所发生的影响。研究的着力点是在揭示古典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对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观念在西方历史发展各阶段的演变进行综合研究,阐释古典民主与共和观念的演变与历史发展的关系,其中心是历史元素(民主共和观念)在各历史阶段上与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者的研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