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

清代中后期河工流人略谈周轩由于清代南粮北运，＂漕之通塞视乎河，河安则漕安，河变则漕危，重漕故重河＂（《皇朝文献通考·经籍考》卷２２３），所以把治河与漕运视为国家要务。明代常以都御史总督河道，但不是常设之官。清代始设河道总督专官，掌管黄河、运河和永定河...     

清代运河漕运剥船建置述论北大核心

运河漕运剥船是专门用于剥挽漕粮的船只。元末明初是漕运剥船制度确立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永乐朝以后北运河沿岸的剥船设置范围逐渐扩大。入清后,因运河水情、通航能力和航行方式不一,漕船每至河道淤浅之处受阻,清廷遂置体积较小、船底平缓、载重较轻的漕运剥船,分载越浅。相较于明代,清代漕运剥船设立的范围和规模更广,清廷在北运河段剥船的基础上,增设其他运河段剥船,以备遇浅起剥。晚清漕粮海运,沙船径直天津,然向来“沙船不入河,河船不放洋”,故北运河段的剥船设置依旧。清代漕运剥船的设立实现了漕粮运转的区域化和资源调配的细分化,体现了清代社会治理与自然环境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

元代漕运制度至关重要。元太宗时期,燕京漕运继承了金代漕运制度,采用按依限次之法将漕粮运至通州;然后,利用利用金代旧漕河运至元大都。旧漕运河应在朝阳门、呼家楼、白家楼至通州城北一线,与坝河并不是一条河。元世祖时期,实行漕粮海运,在大都地区创立接运制度,设置接运管理机构专门负责漕粮运输。最初利用坝河转运至大都,随后开凿通惠河进行转运,皆是创举,提升了漕运效率。     

五教汇聚的清江大闸口

清江浦是明清时期的漕运要津,南北交通的襟喉之地,向有“九省通衢”之称。河道总督、漕运总督在这里驻节,官署如林。有“官比士民多”之誉。大运河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不仅是经济文化的交流之河。也是一条连接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外开放河道,是一条文化汇聚、包容的大通道。提起大运河的文化包容,     

台北故宫藏雍正《豫东黄河全图》研究

康熙末年至雍正年间,黄河河患中心从江南段向其上游的河南段推移,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几任河臣均把治河重点放在河南段。河患中心的转移和治河重心的变化推动了雍正年间河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实现了江南黄河、豫东（河南、山东）黄河的分治。雍正二年至八年（1724-1730年）间,先后担任副总河和河东河道总督的嵇曾筠在河南推行以开挖引...     

元代黄河漕运考

元代的黄河漕运贯穿始终。本文通过论述黄河漕运的开辟,考证黄河水站名目与地望,探讨屯田、贮存与漕运的关系,梳理辨析漕运量,进一步明确了元代黄河漕运的各个环节。纵向审视,元代黄河漕运规模超越了元魏、李唐,发展空前。横向比较,它是元代北方粮食调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向甘青藏区延伸的企图和输粮漠北的作用反映了元代一统国家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促进内地、边地联系,巩固边防的积极性。     

论金元之后黄淮关系的发展演变

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黄河决口,拉开了长期夺淮的序幕,。金代黄河下游尚未形成固定流路,但河道逐渐南摆。入元以后,开始经由涡、颍、濉等河而全面夺淮。明代,由于“保漕”、“护陵”等因素,从而使得黄淮关系变得日趋复杂化。清代,保证运道通畅依然是处理河、淮关系的前提,而此时黄河已南行700余年,下游河道淤积严重,终于于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再次改道。流向东北,离开了淮河流域。     

漫话贾鲁河

贾鲁河发源于郑州西部的荥阳 ,流经河南东南部 ,最后在商水县注入淮河的支流颍河。历史上的贾鲁河曾经是一条重要的漕运河道 ,对中原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贾鲁河的名称由来贾鲁河 ,因元朝末年治河名臣贾鲁的疏治而得名。清光绪《祥符县志》记载 :元末 ,贾鲁“南自郑州疏汴 ,历中牟、祥符西南境之朱仙镇 ,经吕蒙潭至周家口 ,会沙、涡、汝、颍诸水 ,以达于淮 ,其河即汴、蔡之分派也。因贾鲁治之 ,遂以名河。”清宋继郊《东京志略·河陂》也说 :“元至元年间 ,(黄 )河决 ,夺汴故道 ,汴遂湮 ,……贾鲁者 ,元臣也。鲁浚汴自…     

明代淮安的常盈仓

淮安自古便是南北交通要道。明清时期,淮安是黄、淮、运的交汇处,为漕运和商旅必经的咽喉要道。淮安作为漕粮转运的一个重要枢纽,明清时期这里设有包括漕运总督在内众多的漕运管理机构和官员,其中就包括淮安运河水次仓——常盈仓。淮安运河水次仓的设置与沿革明代淮安是漕运重地,江南几乎所有的漕粮都要从淮安起运,中央政府为加强对漕粮的存储和管理,     

黄河故道的形成及其文化遗产

<正>一.黄河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据史料记载与《黄河志》的统计,历史上,黄河决口泛滥约1500次,其中较大的改道二三十次,重大改道有六次。第一次重大改道:在上古时期,黄河在下游"播为九河",分多股入渤海。春秋战国至西汉末黄河一直保持一定河形,史称为"大河故渎",或"王莽河""王莽故渎"。战国中期黄河下游大规模筑堤固定下来的河道汉志河,结束了多股分流局面。汉志河走向:古宿胥口(今河南浚县)-今濮阳西南—今馆陶县东北-     

明代漕运总督述论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河遂为明王朝国家经济之命脉,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统筹漕务,自此沿至明末,并为清朝所继承。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吏、治民及治军的广泛权力:催督税粮,疏浚运河;修举漕政,革除漕弊;巡抚地方,赈济灾民;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社会稳定等。漕运总督群体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近半数漕运总督由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籍官员担任。同时,漕运总督的每届任期不长,"非久任"迁转不常"现象突出。明代漕运总督对于确保漕粮按时、足量地运送到京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漕运总督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漕运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鹏年“治河”政绩简观——以任“河道总督”为中心

陈鹏年是清初著名廉吏,在其担任河道总督期间,采取了有效的河道管理措施,包括选用河员、管理河道银、治理河道等,缓解了黄河水道的灾情,对当时社会、民生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清时期黄运交汇下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耕作制度变迁

明清时期漕运受黄河夺淮影响,先后有“借黄行运”“避黄行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等一系列治黄保运措施,尤其潘季驯治河之后,大筑堤防,将黄河河道固定在归德—徐州—淮安一线,采用“束水攻沙”之法,导致黄河河床不断升高,原进入泗水的沂、沭、濉诸河流出路受阻,致使水系紊乱,苏鲁豫皖接壤地带的环境产生了剧烈变化。受黄河泛滥及汛期影响,鲁南、豫东、苏皖北部的耕作制度在黄河泛淮期间出现了“逆变”,即稻作农业变为以麦、豆为主的旱地农业。     

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考

本文综合研究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认为北宋东京汴河东水门应由河道之上的水闸门、汴河南北两岸的陆行门,以及南北拐子城所组成。拐子城,系直门两重,是为了保卫上善与通津两座陆行门和汴河漕运而建,在北宋末年抗击金人的东京保卫战中,起了重要作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制的那座城门,即为汴河南岸的上善门     

西坝沧桑

淮安市淮阴区西坝,地处黄河、淮河、运河交汇处大清口（即古泗口）的东侧,东接王家营,西近杨家庄,南阻古淮河与清江浦相望,北滨淮北盐河同古驿道相连。在黄河夺泗夺淮的年代,大清口以下的淮河河道,成为黄河与淮河的共用河道。一旦黄、淮并涨,黄强淮弱,不仅洪泽湖有倒灌之虞,而且上下游河道有决溢之灾。清康熙十九年（1680）,河道总督靳辅始建东、中、西三大减水石坝于王家营南侧的黄淮共用河床北堤上,泄黄河盛涨,北穿鲍营河入海,这就是西坝之名的来历。今西坝观音庵西,尚有西坝坝头的石工遗迹。     

北宋河清兵考论

河清兵是北宋时期厢军中规模最大的一支水利专业兵种,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堤埽,其主要职责是黄河防汛、抢险以及埽岸、堤防等相关的水利工程建设.同时,在汴河沿线也分布着河清兵,承担汴河的堤防维护和河道疏浚工役.河清兵的设立及其在治河工役中广泛使用,改变了汉唐以来主要是用民力进行水利建设和水患防治的做法,不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且还强化了封建政府兴修水利这一基本职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宋变革之际政府履行职能方式的变化.北宋时期的河清兵还有种种治河以外的役使,如修城、守备、运输以及官府的其他役使,甚至还存在官员私役河清兵的现象,妨碍了河清兵防汛抢险、修护堤防的本职作用的发挥.河清兵来源于破产失业的社会群体和罪犯,本身就和宋朝统治者存在着尖锐对立,沉重的劳役负担、险恶的工作环境和官僚的勒索,又引起了他们的反抗.这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河清兵防治水患的作用.     

晚清黄河改道与河政变革——以“黄河改道图”的绘制运用为中心

咸丰五年的铜瓦厢决口和黄河大改道引发了晚清黄河河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河道总督的权力逐渐削弱,山东巡抚开始在山东河患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晚清国内外政局和地域官僚集团利益的纠葛延误了黄河河患的治理进度.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收藏有几幅黄河改道图,分别描绘了晚清黄河改道穿运的情形,是了解晚清黄河改道和河政运作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代黄淮运交汇区域的水系结构与水环境变化

明代大运河的启用,使黄淮运交汇区域成为治水的关键区域。官方为了维护运河的畅通,采取了使水系结构与水情产生变化的措施。明前期的河道基本上沿袭了元代河道多股并流、迭为主次的特点。随着运河、淮河与黄河的治理,特别是筑堤的兴起,黄河各水道有一个从面到线,再从一线到清口一点的集中过程。第一阶段是黄河北流断绝,第二阶段是徐邳河道与上游固定于一线。黄河固定集中于徐邳一线以后,嘉靖年间河多决于徐州的上游,嘉靖四十四年以后,河多决于下游。黄运合一区域的河道治理,从一个跨越南北的扇形面,发展到南部半个扇形面,再集中于一线,最后集中于清口。总体的治理过程,基本上为保运服务。从面到点,从大区域的治理到小区域甚至于一点的工程治理,这是明代黄淮运水利工程的水流控制特色。这种随水环境变迁而进行的治水工程调整,充分体现出古人大区域地利用水环境的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     

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

清代黄河小北干流河道变迁王元林滚滚黄河多在下游泛滥决徙,历来各朝多重视下游河道的变迁及治理,对导致河患根源的中上游漠然视之。中游禹门口至潼关的黄河小北干流,因流经汾渭平原,河流易弯曲摆动。特别是明清之际,人口增多,荒坡地开垦,人为破坏黄河中下游干流及...     

从地方志资料看明清时期通州的漕运

明清时期的通州为北京左辅,是重要的政治与军事枢纽,作为京杭大运河沿岸的漕运重镇,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不但在通州设重兵守护粮仓,而且置仓场侍郎、坐粮厅、通惠河郎中、厅汛等官员疏浚通州河道、修筑闸坝、收支税粮,将通州视为畿辅之门户。同时通州政治地位的变迁也与自然地理环境、漕运政策、国家方略密不可分,正是在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通州在明清五百余年中一直享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