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样板戏《龙江颂》诞生记

<红灯记>、<海港>、<沙家浜>等样板戏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盛行一时,其故事情节多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而<龙江颂>是个例外.这部以抗旱"让水"为主线、体现共产主义风格的戏一出台,便引起了强烈反响.     

翁偶虹与《红灯记》

正现代京剧《红灯记》是"文革"中江青"钦定"的八个样板戏之一。它的前身是上海爱华沪剧团于1963年初排演的沪剧《红灯记》。当初,凌大可、夏剑青将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编为沪剧,初稿名叫《密电码》,后经应云卫提议改为《红灯记》,搬上京剧舞台后,一直沿用这个剧名。沪剧《红灯记》在上海一炮打响,反响热烈,遂被江青看中。她在中南海接见演创人员张东川、阿甲、李少春、袁世海等人,要求中     

阿甲、江青与《红灯记》——一个文艺冤案的内幕(下)

戏成功了,因为这回是江青亲自抓的,《红灯记》的命运顿时突变,媒体竞相报道。报道时,总是突出“不断修改”,又总是突出它的主导者“中央领导同志”的作用,作为主要改编者和导演的阿甲却被忽略了、“淡化”了。江青插手《红灯记》创作,时间大约半年多,观看演出六七次,每次都要发表意见。经过记录整理的就有五次,共计120条(包括某些前后重复的意     

读育之同志文有感

读了龚育之同志的<〈静如文存〉的<评文记事〉>,这篇"别具一格的书评"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应该感谢他在病后恢复期间对拙文进行评论,感谢他在文中对我的看法的肯定和批评.因为是朋友,感激话说多了就没意思了.一句话,心领了.     

《红灯记》引来的横祸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都记忆犹新。可是具体到《红灯记》,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是如何迫害他人而窃取其成果的。这里必须谈到一个人———阿甲。延安欢迎会上的《游击队员之歌》阿甲,1907年出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湟里镇一个教书先生的家庭,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阿甲小时候在家乡就很喜欢京剧,经常在老人们的指导下学演古戏里的人物,也得到大人们的赞赏。1938年,阿甲来到延安,原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政治或军事,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当时延安乃革命圣地,各界青年纷至沓来。来一批新同志,就要开一…     

《红灯记》与阿甲的悲剧命运

法庭上阿甲与江青对质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都还记忆犹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位于这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江青又是如何地迫害他人、窃取其成果?     

《曾子》源流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曾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身后留下著作并传诸于世.西汉戴德将<曾子>书整理成至少十篇后编入<大戴礼记>;刘向将<曾子>书整理为"十八篇",并记入<别录>,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曾子>十八篇"."<曾子>十八篇"至迟在南朝、隋之际就亡佚了.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具有非常宝贵的学术价值,是曾子研究的重要资料.     

日本所藏唐代佚书《天地瑞祥志》略述

一、<天地瑞祥志>的序和构成 <天地瑞祥志>一书在中国已不存,即属佚存书.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中也未见著录,宋代以后在中国似乎已不见踪影.但是,本书其实并没有完全消失,前田育德会尊经阁文库(日本东京都)珍藏有江户时期的写本.     

上博简《诗论》“邦风“避讳说献疑

上博简楚竹书<诗论>的出土,刷新了以往的<诗经>研究,其中要数马承源先生提出的"邦风"避讳说影响最大.马先生认为,<邦风>才是<诗经>十五<国风>的初名,汉代因为避刘邦讳才改成现名.针对这一说法,文章从研究汉代避讳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出土的汉代文献,对照今本<诗经>,最后得出结论认为马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上博简·孔子诗论》"樛木之时"释义--兼论《诗·樛木》的若干问题

<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第一册的<孔子诗论>部分三处提到<樛木>一诗的主旨为"时".关于其意义,本文联系到<诗经>此篇进行了探讨.<樛木>诗的"福履"二字盖读若"蔑(伐)历",意指贵族受到关于其经历及功绩的考察与肯定.简文的"时"字应当理解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时遇、机遇的概念.<孔子诗论>的相关简文与<诗·樛木>篇的相互印证,对于阐释楚竹书和<诗经>相关文义都是重要参考.     

蔺相如不曾作相

京剧中有一目<将相和>,这里的"将"就是廉颇,这里的"相"自然就是蔺相如了.于是,许多人就以为历史上的蔺相如官职就是宰相,其实,蔺相如从来就没有作过相. 战国时代,赵国最高的官职称为"相邦",西汉司马迁写<史记>时,因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改"邦"为"国",从此"相邦"称为"相国",简称为"相".<荀子·王霸>中说,相国是"百官之长".     

周陈关系、祭礼与陈地风谣本事考——以《宛丘》、《东门之枌》为例

<陈风>中的<宛丘>、<东门之枌>,旧说以为刺陈幽公.陈幽公当周厉王之世.<毛传>:"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郑笺>及孔<疏>同毛说.陈幽公的谥号为"幽",意为"动祭无常".     

我与周总理交往的片断回忆

周副主席说:你对大家一定也不错 1941年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到<新华日报>位于重庆化龙桥的编辑部去.心想,谁会是我新的联系人呢(作者当时刚入党不久--编者注)?因为姐姐在<新华日报>工作,所以我跟他们社里的不少人都挺熟,虽然彼此心照不宣,知道都是"同志",但互相间谁也不去点破这层关系.     

古籍勘误五则

<楚辞·九叹>里的"九鬿",王逸注为北斗九星.误,"九鬿"应是"鬿萑",是一种能食人的猛禽.<墨子·备城门>中的"我长七寸","我"字不误,意为戈矛式武器,不烦改字.<山海经·中山经>中的"居逵",是一组反切拼音.<晋书·天文志>中的"第三星主五星",应为"第三星主五行".<书断>中的"杨固<北都赋>",应当为"阳固<北都赋>".     

张之洞政治思想初探——以《劝学篇》为中心

"君臣之纲"、"民权"、"议院"是<劝学篇>中体现张之洞政治思想的三大核心概念,张之洞以"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何必袭议院之名哉"阐明了他的政治立场,然而也给学界留下了解读的难题,多年来聚讼纷纭.本文以<劝学篇>为基础,通过对这三个核心概念的研究,认为张之洞的政治思想尽管是以君臣之纲为基石的德治主义,但并不影响张之洞在事实层面上对民权事业的实质推动.     

秦简《寡》、《天》、《(兴蚕)》诸卦解诂 --兼论《归藏易》的若干问题

王家台秦简<归藏>首卦名<寡>,为<坤>卦别名,卦辞讲"不仁",夏后启投渊、共工坠江,都是"不仁"的恶果.次卦名"天",乃<乾>卦别名,卦辞说过早地让诸侯们来朝见,不利于农业收成."( )"是<既济>卦别名,卦辞以( )虫蛀咬席子,来隐喻商朝北方受到鬼方的侵扰.<师>卦残辞可与传本<归藏>缀合,讲周穆王西征的故事."( )"为"瞿"字异体,乃<睽>卦别名,残辞可与传本<归藏·瞿>卦佚文缀合,以"两羭"醉酒"三日然后苏",来隐喻商王朝国家无忧.秦简<归藏>与传本<归藏>的内容基本相同,而传本<归藏>实乃战国魏襄王墓出土<易繇阴阳卦>的佚文.它是战国早中期人在<周易>筮占体系的影响下,依托<山海经>、<楚辞>等文献里的人物故事,编撰而成的易学著作.     

韩愈故里问题研究的新证——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

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的发现,缘于修武县政协2006年的"韩愈故里是否在修武"的调查.<韩文公门谱>为修武县城关镇赵厂村韩殿忠老人持有.<韩文公门谱>分三卷,卷一为历代续修门谱时的序言,卷二、卷三为韩氏的世系.<韩文公门谱>是韩愈故里"修武说"的又一佐证,确定了韩愈墓的位置所在,明确了孟州(县)韩氏根在修武的事实,揭示了修武韩氏与孟州(县)韩氏纷争的缘由.     

董斯张《西游补》原本十五回考

十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提出,<西游补>作者不是董说,而是董说的父亲董斯张①.主要证据有四:第一,<西游补>明崇祯刻本署"静啸斋主人著".静啸斋是董斯张的室名别号,董斯张的诗文集多用静啸斋命名,如<静啸斋集>、<静啸斋存草>、<静啸斋遗文>.董斯张评点冯梦龙的散曲<怨离词>就用别号"静啸斋"②.静啸斋与静啸斋主人实为同一人.第二,董斯张的好友闵元衢作<祭董遐周文>,明确记载董斯张曾作小说.祭文云:"假使伏生之年,其所著诗文以迄稗官,未知与用修、元美孰多,而乃月犯少微,偏应吴中也.胜可悼哉!"③"稗官"在这里显然是指文体,即小说.第三,<西游补>刻于崇祯十四年,董说时年二十一岁,而<西游补>的写作应在崇祯十四年之前.董说年龄尚小,涉世不深,对明代社会的认识不可能如<西游补>那样深刻.且董说当时正忙于科举,无暇作此闲书.第四,董说自己说"我少未尝为诗"④.<南浔镇志>记载董说"少未尝作诗,酉(丙之误)戌以后始为诗."<丰草庵诗集>中最早的诗便作于丙戌年,董说时年二十七岁.一个未尝作过诗的年轻人,不可能写出开篇就是诗的<西游补>.     

关于《清史·思潮志》撰写的思考与实践

<思潮志>立项已经近三年,三年来,<思潮志>的撰写一波三折,而此一波三折的过程则始终伴随着思考和探索,将其间的思考和实践书之于笔,借<清史研究>一席之地刊布,不仅可求教于学界各位前辈、同仁,而且可以为新修<清史>的纂修工程留下一纸文献.     

《元宫词》非朱有墩所作考辨

永乐四年(1406)四月,署名"兰雪轩"的<元宫词>问世,因为"亲藩贵重,刊书皆不题名",这本誉为"三辅黄图"的小册子的作者尚存悬疑.现知最早持"朱橚说"的是万历间人何乔远的<名山藏·宗藩>;清人朱彝尊亦推断:"<元宫词>当是定王作.考定王以洪武十四年之国,至洪熙元年薨.序题永乐四年,则为定王无疑矣."[1]四库馆臣认为朱彝尊"所考为允",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采信"朱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