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右铭致鲁迅

敬爱的精神的导师,同志——鲁迅先生: 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能将这篇祭文发表在九月十六日的《作家》上,并望在发表时周围圈上粗线条。因为《作家》读的人多,想来内地也有着许多读者,我这祭文是想不仅给上海住着的某些人看见,而且要想给贵州的一些人看见的。我想用我的愤怒来回答官僚们的无视,来暖暖内地许多弟兄们的盼望。——因为我们断了音讯好久了。旭如,他真姓是“李”,工作时的名字叫“林青”,也有时写作“林箐”。在贵州,弟兄们有些却叫他做“茅哥”,他用过笔名“茅戈”,又曾改姓。被敌人枪杀时的“罪状”上,就认定他的真姓名是“熊茅戈”的。而他被捕的口供,自己说是“刘应生”。旭如实际是贵州毕节人,死的时候,年纪很青,才二十五岁(今年二十六岁),但直到他     

柳暗花明寻根雕

收藏界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个收藏瓷器的人,在乡下看见一只给猫喂食的盆子,他一眼看出是宫中流出的稀世珍宝。于是不动声色先用300元买下了那只猫,然后“顺带”把那盆子也要了去。我也常幻想着:有一次到乡下去,看见一把旧的紫沙壶,壶底款识是“大彬二字,而他人不知“时大彬”是明朝制壶大师此壶价值连城我当即用20元买了下来爽!又一日在地摊上看见一枚印章,边款是“老缶”,却无人知是吴昌硕号“缶庐”,当即买下!哈哈,这些都是自娱自乐的幻想!如果连这点入门知识都没有,那要交多少学费呀!可是最近我真的偶遇了一件“疑似”真品,却无缘将其收…     

亲历音配像工程（三）：我和君秋的“音配像”往事

说起“音配像”,要从李瑞环同志说起。如果没有他,这项工程是不可能启动起来的,我和君秋同志也不会加入到“音配像”的工作中。     

怀念侗族作家苗延秀

广西的文学前辈,我最早认识是苗延秀同志——还是称呼他为同志吧,在他生前我一直这样称呼他。虽然他年长我17岁,又曾两度是我工作的直接领导人,我都不以他职务称呼。觉得这样既表达了对他的尊重也亲切些,当年苏联的一首歌有两句歌词：“我们骄傲的称呼是同志,它比一切尊称都光荣。”     

火烧葫芦蜂(布朗族)

古时候世上没有人,天神亲自骑着马到大地上寻找人种。他爬了无数座山,渡过了许多条河,都没有找到。走累了,他只好坐在树荫下乘凉。这时,一只黑心的葫芦蜂飞到天神面前,天神问葫芦蜂:“你看见人种没有?”葫芦蜂心肠不好,腰长得细细的,见了牛马就蜇,见了人种也要蜇,它回答说:“我跟人种没有打过交道,咋会看见呢?要是看见了,我也要把人种蜇死。”天神很生气,大骂葫芦蜂:“你心太狠了,世上的人种这般难找,你见了还想把他蜇死,真是太狠心了!”说着顺手一马鞭,正正打在葫芦蜂的腰杆上,葫芦蜂的头和身子便分     

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

反对两个“凡是”获小平赞赏关山(以下简称关):任老,你是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又长期身居要职,与小平同志一定有过不少交往吧!任仲夷(以下简称任):我在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之后直到1977年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前,与小平同志没有单独直接接触过,只是听过他几次报告和讲话。第一次见到小平同志大概是在1939年冬或1940初,听他作抗日战争中“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当时他才三十四五岁,留着小胡子,人很精神,讲话声音很响亮。第二次是在太行整风学习时,听他在北方局党校作关于“抢救失足者”的报告。1956年我出席“八大”,听他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     

抹不掉的记忆

我与宋时轮同志相识几十年。他给我留下的记忆却是永远也抹不掉的。我深切地怀念他,怀念这位老战友、好同志。60年前,我和时轮同志同在江西中央苏区。我们虽然早已相识,但在工作中没有直接联系,也没有多少来往。1934年到1935年,中央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我和时轮同志又一     

小溪流的歌——忆严文井同志

一、“激烈地打着回旋”“我都六十岁啦,不会胡说八道,你放心!” 1975年春,有一天我从国务院文化组回人文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文井同志办公室汇报情况,他笑嘻嘻地说了这么句话,似乎是想多听一些“内情”,又似乎是想让我吃定心丸。“我知道,老社长。”我虽然称他“老社长”,但他绝不是以领导者身份同我谈话,没有丝毫的官架子。记得此前他曾和我聊起访日时,按日本的习俗,同日本朋友一起洗澡,都脱得精光,以表示坦诚相见。我明白他讲自     

西藏民间的儿童游戏

一、找牛犊 由一名最小的孩子充当牛犊,其余孩子手拉手把他围在中间,再由一名孩子扮找牛犊者。找牛犊者装出什么也没看见,冲着孩子们喊道:“喂,看见牛犊了吗?”“你的牛犊什么样子?”孩子们反问。“我的牛犊上身是金做的,下身是银做的……。”“我们没有这样美的牛犊,只有一只全身是泥的脏牛犊”孩子们喊道。当找牛犊的孩子找到牛犊后,他要走进孩子们手拉手搭成的一个个门洞,去赶小牛犊。     

胡耀邦人格与政治道德

<正>我跟胡耀邦同志没有私人过从,甚至没有近距离接触过。但什么时候想起他,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之感。让一个只远远地看见他的人,对他感到亲切,在他逝世后二十六七年,越发感到他仿佛仍在身边一样亲切——这对于一个世俗所谓"大人物",我以为并不容易。那么这种亲切之感从何而来?从1949年往后数,我只在1955年到1957年这两三年跟他有过某种交集,但也是间接的,不过那一段生活经历对我个人影响深远,是忘不     

忆“老板”——怀念张立同志

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华南分局批准建立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老板”(张立同志的代号)和我共同负责工委的工作。我们在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老板”逝世已经五年了。对战友的怀念之情,时时涌上我的心头,我们共同战斗的一些往事,至今犹历历在目。张立同志离开我们时仅六十五岁。他是因病逝世的,实际上是在备受摧残之后积郁成疾,以至于死,是极左路线和康生这个魔鬼夺去了他的生命。     

中国有个欧远方

欧远方同志逝世整一年了。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到合肥参加小城镇建设理论研讨会,和欧远方同志见面,我们可以说是老相识了。不过将近20年来,我一直没有再去安徽。安徽的同志也没有像其他许多省市那样到北京来参加“双月经济学活动周”的活动。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因和欧远方志同道合,才与他有比较多的接触,在工作上彼此相互支持。     

我因不敢为她说句公道话而遗憾终生——悼念贺惠君同志

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儿家里。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同志的电话,说贺惠君同志去世了,我除了委托他替我送花圈外,什么也没有说,因为我为这个噩耗惊呆了。我放下电话,不禁长叹一声：“晚了。”女儿听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诉她。我回到我的小房里,不住地说：“晚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 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 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 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 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 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 即使1952年中央批准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 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 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 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 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陈毅在外交部——纪念陈毅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１９５５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为接手外交工作做准备。１９５６年秋,在印度大使举行的一个招待会上,陈毅同志晕倒了,经检查有心脏病,休养了一年多。１９５８年２月,才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１９６０年１月我出任驻几内亚大使,因此这段时间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只有两年。１９６４年我回到国内,在西亚非洲司任司长,又亲眼看着他并且伴随着他度过了“文革”前期困难的时光。 最初印象 陈毅同志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 首先,他到外交部上任连个秘书也没有带,孑然一身地来了。干部司找…     

巴士奇缘

离巴士站还有三四十米的距离,远远看见停着一辆我要坐的车。前面有个胖胖的黑女人正朝那辆车猛跑,于是我也着急起来,发足狂奔。后面还有一个黑人胖子追着我们喊:“等等我!”一干人在街上跑得很热闹。奇怪的是,这辆车一直等着我们,没有开走。好不容易跑到车前,一看原来里面没有司机。黑女人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候车亭的椅子上。这时候黑人胖子也赶来了,气喘吁吁地说:“我都说要你们等等我了。”原来他是司机!晕倒。     

胡耀邦鼓起一个沦落人的生活勇气

耀邦同志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而我是一个普通干部,且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沦为一个被批判的“贱民”。我与耀邦同志素昧平生,从无交往。可是,就在我走投无路痛不欲生而找到他的时候,尽管当时他也被诬陷为“走资派”,身处逆境,但是他毅然向我伸出仗义的热情的援助之手,给了我勇敢地活下去的力量。今天我能安度晚年,     

忆亦侠同志

1998年9月14日,吴亦侠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令我极为惊愕。没有料到亦侠同志竟这么快就走了,我深深地陷入了悲痛之中。霎时,他的音容笑貌,他与我们共事的情景,他与我相处的一些往事,不由涌上心头,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亦侠同志是1996年7月从农业部调到贵州工作的。他调贵州不到二个月,我就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恰好,农业部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宋树友同志与我是党校同学,并同在一个党小组,他多次向我讲起亦侠同志。他说：“亦侠同志政治上强,很有工作能力,为人朴实、正直,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工作既很有魄力,又非常踏实,农…     

邓小平与和平解放西藏

一 1983年夏天,我携带着雪域高原的风尘,来到风景秀丽的疗养胜地北戴河。一天上午,我来到了小平同志下榻的海滨寓所,正碰上小平同志要下海游泳,作为一个30多年前在他的麾下战斗过的老兵,我毫不拘谨,用最短的时间和最直率的语言,向他汇报西藏的情况。 早在1958年8、9月,小平同志就两次提出修筑拉萨至黑河(那曲)的铁路路基。1979年还批示了西藏修筑铁路的路线。这次他又提出了修路的问题。开始我还以为是指青藏公路铺沥青路面的情况,后经他提示,才意识到他说的是铁路,并问走哪里。我回答说:“还是走青藏线。”他又问:“盐湖怎么办?”我说:“盐…     

寿寿彝

寿彝同志行年八十了,我认识他已经将近半个世纪,超过了他现在年龄的一半,时间不能算短了。但是我们的友情却是与日俱浓。其中也并没有什么奥秘。中国古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越来越明确地感觉到,寿彝同志的心是淳朴的、开朗的、正直的、敦厚的。我们俩的共同老友臧克家同志经常同我谈到寿彝,谈起来总是赞不绝口。他的看法同我没有什么差别。可见我的感觉是实事求是的,并非个人偏见。作为一个人,一个朋友,寿彝同志是这样子。作为一个学者,他同样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二十多年前,我们俩共同奉使到伊拉克去参加巴格达建城一千五百周年庆典,转道赴埃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