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记忆学术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

正2015年7月17日—18日,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学科和国际关系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与记忆:二战史专题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五十余家高校、科研、出版单位的百余位学者参会。与会学者围绕二战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二战历史书写、外交与军事、二战与社会经济、二战记     

从“自由移居”到“限制—融合”——试析英国威尔逊政府移民政策的形成

在二战结束后的英国,移民问题因英联邦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成为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从1964年起,威尔逊政府逐步转变理念,推出了"限制—融合"移民政策。它主要由"移民限制"与"移民融合"两部分构成。在其制定过程中,围绕限制移民政策、种族关系立法及其相关机制等问题的合法性与可行性等问题,各方展开了激烈争论。《1965年种族关系法》与1965年《移民白皮书》的发布标志着威尔逊政府"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的形成,并影响至今。作为在移民问题上"共识政治"的重要表现,"限制—融合"移民政策维护了移民的基本权利,推动了英国种族关系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为日后国家移民政策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平台。     

浅析二战后美国名著中的蓝领形象

本文通过对二战后美国三部名著中的蓝领形象进行分析,总结了二战后美国名著中蓝领形象的作用与意义。二战后美国名著中的蓝领形象,是对社会和个人的出路抱着悲哀和失望态度的年轻一代的形象。借用美国女诗人格特鲁德?斯坦的“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的语句,“迷惘的一代”后来演变为一个文学流派,“迷惘的一代”也成了那些找不到出路的青年人的总称。     

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之争

18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一届政府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与国务卿杰斐逊就政府的大政方针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对这场影响深远的争论,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虽然作出了不少有见地的解释,但是却不能令人信服。比如,以克劳德·鲍尔斯为代表的学者从政治角度将这场争论视为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实际上这     

“客户政治”与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转变北大核心CSSCI

二战后,随着国际人口迁移的加剧,对国际移民的研究备受关注。西方一些政治学者就"国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现象中的作用提出了"移民政策理论"。本文试图运用以"利益导向"理论为基础的"客户政治"模式对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转向紧缩的移民政策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希望增加移民的利益集团通过参与决策进程,在大选中运用"族裔选票"等手段来影响政府决策;而倾向紧缩移民政策的广大民众却因缺乏组织性无法有效地向政府施压,从而在移民问题上建立了"客户政治"模式。但随着80年代后期移民问题的公开化,这一政治模式趋于瓦解。澳大利亚主要政党为了迎合选民需求在上台执政后开始实行紧缩的移民政策。     

从“德累斯顿大轰炸之争”谈二战记忆的真实性问题

<正>二战结束已有七十余年,但有关二战的争论仍不时发生。其中,大多数争论既围绕战争本身展开,又最终指向谁是记忆的主体、当代继续记忆的原因以及记忆这场战争的方式等问题。从历史认识的角度来看,这些有关二战记忆的争论,事实上牵涉到更为本质的真实性问题,即当我们今天面对如此之多的"二战记忆叙事"时,何以坚持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偏离的"二战历史主叙事"?进一步而言,在历史学越来越面临各种记忆的挑战时,我们为何以及如何继续坚持它作为"求真"的学科定位?     

近四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理论、范式与方法对国内史学研究的影响

美国中国学研究自二战后至今,经历了几次重要的研究范式的变迁,主要包括,从"冲击—回应"到"中国中心观"、"后现代史学"转向和"全球史"转向等。40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对国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对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影响,"过密化"、"大分流"理论对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施坚雅模式"对城市史研究的影响。那么,美国中国学研究为什么能在理论、范式和方法上不断推陈出新?运用美国中国学的理论、范式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利与弊是什么?国内学者应如何面对属于西方话语体系的美国中国学的理论?如何构建本土学术话语体系?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反思。     

评《郊区卫士——美国新右派的源起》

右翼势力一直是美国社会政坛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也是共和党的政治基础。在美国历史上,右翼力量经历了不断的分化组合,有新老之分。老右派主张地方自治,标榜"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在二战后极力反对共产主义。与之相比,美国新右派(New American Right)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右翼势力一直受到学界     

联邦德国战后的史学反思——评孙立新等著《联邦德国史学研究》

正一般认为,联邦德国(后文简称为"德国")对二战历史的反思和日本有着天壤之别,无论是在认罪态度和认识深度方面,相较日本,德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肯定和积极评价。但实际上,二战后,德国政府和社会各界对纳粹问题的争论层出不穷,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充满变数。特别是在德国历史学界,激烈的争论不仅伴随着战后的史学发展,也在很大程度影响了史学的研究方向。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孟钟捷和范丁梁的《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     

二战对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

二战期间,为“四大自由”而战成为美国参战的官方目的。这使得美国的种族歧视和隔离问题比以往更为突出。虽然二战没有改变黑人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边缘地位,但二战反法西斯的战争性质以及战时经济的发展为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创造了更好的空间。二战冲击了白人种族主义对美国社会的控制,促进了黑人民权组织的发展,激发了黑人争取民权的战斗精神。     

美国华人历史与社会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发展

当华人社会在美国国土形成,一些中西学者就已经对他们的社会与历史的研究发生浓厚的兴趣。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事这门学术研究的人士只局限于一个小圈子。二战后,研究活动开始比较普遍。这篇文章试图述评战后期间在这领域的一些发展。20世纪初,在美国排华移民法律排斥下,入境美国的华人锐减。加上美国华人社     

美国社会组织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起源

二战爆发后,美国社会组织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研究中提出依靠国际组织保障人权的规范构想。美国政府则并未重视人权议题,人权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只处于边缘地位。社会组织在此后掀起大规模的游说活动,要求提高人权议题的地位,这使得美国政府考虑融合社会组织的人权规范构想与主权规范原则。旧金山会议上,美国说服其他大国接受其人权立场,极力否决拉美国家的人权提案,体现出美国借人权话语行使霸权的实质意图。最终出台的《联合国宪章》多处涉及人权,奠定了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基础。但是,社会组织与美国政府围绕人权的争论凸显了宪章人权条款的复杂特征,这使得美国在此后联合国人权规范的发展中面临更多的挑战。     

美国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政策的演变(1943-1960)

把朝鲜半岛问题国际化,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朝鲜半岛政策的基本特点之一。二战结束之际,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用国际托管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但在随后的杜鲁门政府与苏联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政策互动中,美国逐渐放弃了这个方案,转而决定把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利用联合国来追求美国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利益。为达到把朝鲜问题国际化的目的,美国促使联合国拒绝苏联提出的朝鲜问题本土化方案,并强力推动联合国在朝鲜南部组织选举,导致朝鲜半岛的正式分裂。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公然打着联合国旗号介入冲突,并在战争进程中进一步把联合国与其朝鲜半岛政策捆绑在一起。朝鲜停战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其前任的朝鲜半岛国际化政策遗产。     

种族集团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

种族集团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何章银二战以后，特别是进入６０年代以来，种族问题已成为美国头号社会问题。对此，肯尼迪政府是积极干预还是消极回避，长期以来美国学术界争论不休，褒贬不一。７０年代中期以前，美国史学界对于肯尼迪政府的民权政策大加吹捧，认为它为...     

二战后联邦德国史学争论传统的路径演变

二战后联邦德国爆发了若干大规模的史学争论。这些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德国历史学家勇于争论、更善于争论的精神;另一方面反映了史学争论在新的媒体社会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试图在对争论的特点进行说明的基础上,以费舍尔争论、历史学家之争和戈德哈根争论为代表,勾勒史学争论从学术论争到公共论战的路径演变,分析德国历史科学与公共领域和大众媒体的关系,并且从历史学家就此受到的挑战及其应对中有所感悟。     

美国特殊论

二战后,美国政治学者西摩·马丁·列普塞(Seymour Martin Lipset)曾提出美国乃"第一个新国家"(the first new nation)的命题,"新国家"是指二战后在广大的第三世界如雨后春笋的左倾共和国。这批经由反帝反殖民地斗争建立的国家,"形象上总是与革命思想相联系"。它们多与传统决裂,倾向"自由、平等、博爱"一类的世俗理想,在美国独立建国那个时代,它表现为"美国的平等观",在二战后的新国家中则表现为社会主义。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粮食战略及其影响

二战后,日本经济凋零,粮食短缺问题严重,国民生计惨淡,社会矛盾丛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占领当局分别从外部和内部开展粮食援助和粮食强征。这一系列政策在实现美国自身的经济需求与政治目的的同时,也确实对日本的农业与社会步入正常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之后日本的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战后初期的粮食政策连同日本经济复苏后美国长期实施的粮食倾销,共同构成了二战后美国对日粮食战略的主要内容。美国的粮食战略缓解了战后初期日本严重的粮食危机,部分解决了美国国内的粮食过剩问题,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结构与饮食习惯,挤压了该国粮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影响了日本的粮食安全乃至政治、经济主权与独立发展进程,也加剧了美日间的贸易摩擦。     

神秘作家,揭日本底细

正二战之后,反思日本文化的学者有很多,却都敌不过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下文称本尼迪克特)。她在1946年出版的著作《菊与刀》中,以宁静淡泊的"菊花"和锋利凛冽的"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被认为是对日本社会的经典分析。如今,这个反思的行列中又增加一位——因写作《(日本人)》(读做"括号里的日本人")     

国际关系研究“历史路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正>1919年,为了防止一战这种人类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而开启的国际关系学,今年迎来了她的百岁诞辰,而有关国际关系理论前景的争论也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尽管国际关系学依然是大学中的一个热门专业,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她能在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指点迷津,但这个被形容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先是沉湎于理论的构建和范式的争论,接着又在范式的争论之后消沉下来。有学者甚至围绕"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当然,也有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西     

美国国内围绕欧洲复兴计划议案的辩论及其影响

《1948年经济合作法》是美国行政机构、立法部门与利益团体激烈辩论的产物。该法案明确了欧洲复兴的政策理念,保护了美国利益团体的某些特殊利益,设计出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由专家管理协调欧洲复兴的组织模式,促成了国家和社会团体在欧洲复兴计划实施中的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借助为欧洲复兴计划辩护的有利时机,运用"自由的危机"话语在国内营造出强烈的反共氛围。这场辩论不仅完成了欧洲复兴计划的政策设计,加强了美国对外援助活动的制度化程度,而且进一步为二战后美国以遏制共产主义和"捍卫自由"为旗号的对外干涉政策奠定了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