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模式的分析

本文将1987年以来的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称为"现代中国环境考古研究",并将之归纳为"考古地理的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文化历史环境考古研究模式"和"资源环境考古研究模式"。本文对这三种研究模式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接下来,从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出发,指出环境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继承关系,中国环境考古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核心概念的不匹配。最后,通过考察西方环境考古研究和考古学史,本文提出应该用文化适应,即"考古学中的文化"取代考古学文化而将之作为核心概念进行环境考古研究,让中国环境考古摆脱文化历史考古学概念体系的束缚。     

浅谈近年出土、出水的唐宋时期瓷器墨书

正十几年前笔者介绍了福州城市考古出土的瓷器上的墨书,近年来随着新的考古材料的出现,又结合其它地区的新材料,加以综合并介绍给大家。本文探讨的墨书是指在瓷器的底部及涩圈内的墨书,绝大多数书写于瓷器的底部及圈足内,少量在外下腹无釉处,个别在碗内涩圈。1、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遗址,1999年水下考古调查出水了一批瓷器。在一些器物的底足内,发现墨书题记。标本99XSHGW1:0832,粉盒底面有墨书"杨囗"。标本     

肯尼亚出土中国瓷片透露的海丝信息

正我们曾赴肯尼亚做过一个课题,对其沿海部分正式考古发掘的古代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考古学调研。我们收集了37个遗址中出土的所有中国瓷器,大概有10700多件瓷器,做了产地和时代的判定,加入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了中国瓷器出口环印度洋地区的发展阶段。研究发现,中国瓷器的外销呈波浪式的发展,有高潮,也有低谷。我们还分析了每个阶段的特点和产生的原因。大体有几个高峰     

关于陶瓷考古的几个问题--代《南方文物》"土与火的艺术"专栏主持辞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看．瓷器是中国古代东南部居民创造的文明之一．而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属于该地区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的瓷窑场一直独领古代世界瓷器生产行业的风骚。从瓷器出现开始,瓷器产品和制瓷技术便开始向周边地区传播,考察瓷器和瓷器生产技术的发展、演进及其在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传播情况,既是研究陶瓷手工业史的主要内容,也是探讨古代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特征及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主要内容之一。缘此．古代陶瓷器物、陶瓷窑址及其相关的古代文化遗存便成为考古学关注的内容,陶瓷考古随之产生。但是回顾陶瓷考古数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认为在古陶瓷研究和陶瓷考古研究领域明显存在有以下几个问题。现分别予以论述。     

“黑石号”沉船文物和“莫塞德斯”沉船文物归属引发的思考

在世界当代考古和海洋打捞史上,"黑石号"沉船和"莫塞德斯"沉船都是无法和不可略去的一笔. 一、"黑石号"沉船和文物归属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满载货物的唐代沉船,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船只装载着运往西亚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此次打捞出水大量长沙窑瓷器、金银器和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因出水长沙窑瓷碗上带有唐代宝历二年(826年)铭文,结合其他器物考证,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若干特点及发展趋势: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起——王巍所长专访

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呈现出新的学科特点和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所长认为,中国考古学随着自身的发展特别是在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各项阶段性成果的推进与影响下,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正朝着科学化、国际化、社会化、大众化的趋势和方向发展;中国考古学需要与国际考古界加强交流,博采众长,走向世界;作为一级学科的考古学的学科建设应是从文物管理机构到文物考古研究机构所共同担负的责任,需要形成一整套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顺应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二级学科的设置,同时培养能够满足考古学发展需要的人才;公众考古是目前考古学新的发展走向,考古界需要转换意识和机制,培养专业人才,坚持考古的纯洁性和道德规范,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与遗产保护事业。     

西方考古学的关键概念：context的含义分析

Context(背景)是西方考古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考古学区别于古物学的标志。"背景"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考古材料的出土背景与特征,以及考古材料背后与"透物见人"研究有关的诸多关联性。"背景"的含义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范式密切相关,并随着西方考古学理论范式的革新而不断拓展。中国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特征使得"背景"概念并未在实践中受到足够重视。鉴于"背景"概念的重要性,中国考古学应拓展理论范式,在理解不同范式差异的基础上,优化并整合不同范式所提炼的背景信息;深度发掘并完整公布考古材料自身的背景信息,将不同类型的材料及其背景信息进行关联,从而产生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从多个视角对同一批材料或同一个问题进行反复阐释。     

科技考古的新起点——“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7年9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召开。会议借科技考古研究院成立之际,梳理了科技考古在复旦的发展轨迹,并对今后的日益壮大予以厚望。与会专家、学者就科技考古在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建言献策,分别勾勒了科技考古发展趋势的五个重心:着重强调考古学问题指导下的科技手段运用、不同学科间的合作攻关、科技考古方法论的建设、一专多能新型人才的培养以及考古学的新时代转型。会议还发布了科技考古的六点"上海倡议"。     

宋元明初釉上彩瓷考略

本文根据传世遗物、考古资料与相关文献,探索了宋元明初釉上彩,认为中国早期釉上彩以磁州窑红绿彩为代表,红绿彩的主要颜料——矾红,由我国工匠发明并用于装饰瓷器。金代磁州窑红绿彩的始造年代约在金大定元年或大定九年以前,红绿彩技术元代影响到景德镇窑,以后被明洪武官窑汲取,永乐、宣德官窑在此技术上又有革新,最终创烧出宣德斗彩新品种,标志了中国釉上彩技术的成熟。     

微纳米气泡清洗“南海一号”出水瓷器的安全性评价研究

随着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出水文物的科学保护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表面各种附着物的清除是出水瓷器清洗的难点,现有的机械和化学清洗方法均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试清洗实验中,微纳米气泡展现了存在时间长、传质效率高、表面电荷形成的ζ电位高等不同于普通气泡的物理化学特性,对出水瓷器具有优越的清洗效果,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该清洗技术开展科学的安全性评价。选取打捞自"南海一号"的18件瓷片样品,进行了现状调查与病害检测,使用色差分析、光泽度分析、显微分析、显微测量等方法开展了安全性评价研究。实验结果表明,未发现微纳米气泡清洗技术会导致出水瓷器自身的颜色与光泽度产生明显变化,未发现其会导致瓷器釉面损伤,也未发现其会对瓷器已有裂缝产生影响。现有的评价结果表明,微纳米气泡清洗技术对于出水瓷器是基本安全的,为该技术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实际应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新安沉船出水的米黄釉瓷器研究

新安沉船出水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其中有四件米黄釉瓷器,在学术界一直未能得到统一的认识。本文以考古出土的材料为基础,辅以可靠的传世器物为线索,明确了这类米黄釉的整体面貌,并与相关的几个窑口产品进行对比,从而探讨其产地、生产时间及形成原因等问题。     

内蒙古东部(赤峰)区域考古调查阶段性报告·序一

在世界的中国考古中,中国大陆的中国考古扼制着这个学科的制高点,掌握着这一学科的发言权,中国大陆的田野考古技术在世界考古中处于领先水平,同时,它的理论与方法也居世界先进行列。中国考古学的这些成就对世界考古学做出了贡献,对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外国学者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这虽是将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的坚实基础,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 应从高校考古通识课抓起

<正>已经开始第二个百年历程的中国考古学初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在很多方面已经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最能反映考古学的中国特色与发展水平。通过梳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高校考古通识课的建设,回顾河南大学考古通识课的讲授,我们对如何在高校开设和讲授考古通识课进行了思考,并试图在发展考古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下,反思高校考古通识课的设置,并试图探究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与时代使命

目 次 一 救亡图存与重建古史:早期中国考古学的历史选择 二 从考古学文化到区系类型:中国考古学的探索与发展 三 坚定文化自信:新时代考古学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9·28"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我国考古工作取得的重大成就和重要意义,为新时代中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如何构建中华民族历史、认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1].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从它自西方传入中国、并且植根于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伊始,一方面在学术目标、理论建设和田野实践等环节就不断形成自身的历史传统,不再是西方考古学的翻版,而是努力朝着建设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考古学体系迈进;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代,中国考古学者也承担起不同的历史使命,不断续写新篇,继往开来,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回顾百年中国考古学史,每当时代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中国考古学都在顺应历史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坚定文化自信上起到重要的历史作用.     

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综述和展望

羊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不少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包含羊骨,这些羊骨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第一部分按照时代早晚梳理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羊骨遗骸,归纳不同时段羊的种属、数量、地理分布及特殊考古现象等阶段性特征。第二部分以家羊的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为主,回顾目前在定性定量分析、起源与传播以及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第三部分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等提出一些设想与展望。     

梁思永与中国近代考古学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他穷毕生精力从事中国考古事业,对中国新石器时代及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都有相当贡献,对中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是功不可没的。     

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

正一、为什么重视陶器我们为什么要重视陶器,我想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陶器是数量最大、最为主要的考古资料门类从陶器产生以来,陶器大概是考古学遗存里数量最大的人工遗物类别,直到明清,也是这样,只不过陶器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已经进化为瓷器了。2、陶器形态复杂多变,是各种考古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     

“‘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纪要

2015年6月13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权力与信仰——良渚遗址群考古特展"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的"‘早期文明中的权力与信仰’学术沙龙"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国内多家学术机构的20余位学者围绕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良渚社会的性质与运行机制、良渚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等议题展开讨论。本次沙龙尝试从研究社会的角度,用历史学、政治学语言描述考古学物质文化遗存;而展览亦尝试运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对考古学物质文化进行展示,体现了考古学学科的前进和发展。     

肯尼亚蒙巴萨塔纳号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

"蒙巴萨沉船"是一艘有40门大炮的葡萄牙快速帆船,名为圣·安托尼奥·塔纳号。于1697年在阿曼阿拉伯人与葡萄牙人的作战中沉没于肯尼亚蒙巴萨市老港口耶稣堡前的水域。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掘,是世界上最早的水下考古工作之一。中国瓷器是发掘中最重要的出水物品。作为一批重要的纪年资料,完整性和保存状况良好,其功能不同于一般的贸易品,是一艘军舰上官兵使用的日常用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全面报告了蒙巴萨沉船出水的238件(片)中国瓷器,对不同窑口和器类进行了统计,探讨了顺治、康熙时期的"一叶盘"和广东产粗胎罐两类器物。研究表明,这些中国瓷器主要是景德镇窑、福建南部和广东的产品,分为精细和粗率两类产品,可能分属于船上不同等级的军人。但整体上比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沉船中出水的瓷器质量要低。可见,葡萄牙人在丢失了印度洋航线的贸易主导权后,依然在进行着小规模的瓷器贸易。他们应该是从景德镇不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作坊中订货,而且是水平较低的景德镇民窑瓷器和更加粗陋的福建地区民窑瓷器,因此产品的质量和风格都有一些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