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

本文在回顾19世纪后期以降朝鲜早期民族主义史学与随后形成的殖民地史学,以及20世纪50至80年代两个朝鲜交织而又差异的民族主义历史编纂学概况基础上,通过梳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研究状况,呈现韩朝历史编纂学重要观念和研究范式的推演流变。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在50年代以后长期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主导,80年代以后逐渐受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研究方式等影响,出现历史修正思潮,与韩朝史学界自身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历史研究取向交错感染,辩难纠缠,形成非常复杂的学术状态。晚近韩国历史学家对西方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已经做出较有深度的评析。透过西方韩朝历史编纂学的推演历程,可以看到现实价值取向与历史客观性取向之间的复杂纠结。     

历史分期的概念与历史编纂学的实践

历史编纂学中对历史的分期有自然的或技术性的分期与理论性的分期两种。中国和西方传统时代的历史学家都不注重运用历史的理论分期来编纂历史。对理论化的历史分期的热情是启蒙时代以来社会、自然和历史观念变化所激发起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家说来是外来的。凡理论化的历史分期,其理论的根据都远远超出历史学之外,所以对于历史编纂学来说是无法从理论角度判断的,而只能从其对历史编纂学的实际产生怎样的作用来判断。任何理论模式都具有主观性。所以理论性的历史分期对于历史编纂学说来是假说、工具和方法。     

新文化史、阐释人类学与历史想象——试论格尔茨对娜塔莉·戴维斯的影响及其蜕变

作为"文化转向"的探路人,娜塔莉·戴维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即开始反思文化的特性及其考察方法,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是她在探索之路上的关键性理论来源。从"意义之网"、"协议"—"协议"外结构、"象征符号"、广义文本观到"深描",格尔茨的整个文化理念对戴维斯产生了深刻影响,后者的历史想象就是此种影响最好的例子。在《马丁·盖尔归来》和《骗子游历记》等作品中,戴维斯以文本比较阅读为基础,建构起能够细致反映特定时代和场境的意义—文化运作框架,进而以历史想象勾画出一幅幅逼近真实而又连贯合理的历史图景。对格尔茨理论和方法的批判性吸收,不仅帮助戴维斯有效地回应了从"社会"到"文化"转向过程中所遇到的诸多挑战,更支撑起她超越新文化史的大胆尝试——如同她的"去中心"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     

书讯

正《历史学与人类学:20世纪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陆启宏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进程。新史学"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孕育出了多姿多彩的史学景观,"历史人类学"也就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应运而生。该书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20世纪西方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理论的研究与应用情况,作者以人类学的历史化和历史学的人类学转向为基础进行讨论,对历史人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三)

第二部分 从历史社会学到“语言学的转向”。晚近二十年间的历史理论与历史编纂学 1.回到叙述的艺术 1979年Past and Present[《过去与现在》]杂志上发表了劳伦斯·斯通的文章《回到叙述的艺术。对一种新的旧历史编纂学的思考》这份杂志     

西方民族音乐学思想发展轨迹初探

西方民族音乐学经过300年的酝酿,以比较音乐学崛起,与其同时出现的还有民族主义和人类学的音乐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对峙,这三股思潮最终磨合成以人类学为主流、音乐学为支流的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之后虽有20世纪60年代末倾向于音乐学的“语言学转向”．但终究未能撼动人类学的主体地位,反而激发了人类学背景下反语言学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本文就西方民族音乐学100年来的发展轨迹从四个阶段加以概括分析。     

近年来西方汉学清史研究若干范式

西方汉学界近半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研究受到三大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全球史观和后现代主义的强烈影响,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概念方法也影响西方汉学家研究清代历史时的选题和解释路数。西方清史研究先后兴起了五种重要历史编撰范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下的晚清史编撰、世界历史与清社会转型研究、以中国为中心的清史、清季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后现代式的清史研究等等。了解西方汉学界的清史研究近年来发展的脉络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清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园林设计语言的符号学研究

根据皮尔斯符号三分法和园林分类法,后现代主义园林的设计语言具有丰富的历史性、地域文化、大众文化图象符号和惯用性、表现性、叙事性、色彩象征符号。后现代主义园林不但强调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大众文化的表达,还重视历史文脉的保护恢复。后现代主义园林的设计语言大部分都是从自己的本土文化中吸取的,形成了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可对话性以及意义的可生成性的人性园林,努力恢复被现代主义园林割断的人文尺度。     

重构、建构与解构之间——从文学形式论史学类型与史学性质

凯斯·詹金斯和艾伦·穆斯洛将当代西方史学界对于历史学性质问题的立场划分为重构主义、建构主义、解构主义三种分野。重构主义强调历史知识与过去实在相符合的客观性与真理性,相信史家具有以历史叙事的方式重建过去的技能;建构主义主张历史在根本层面上依旧是对过去的摹写,但在经验事实之外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期实现对总体历史的建构;解构主义则指出了过去与历史之间、真实与叙述之间、实在与语言之间联结的脆弱性,主张以解构历史编纂学的方式透析过去如何被编制为各种历史。这种史学类型的划分本身即蕴涵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与实际指涉,从中可以更加清晰地辨识其对历史学性质问题挑战的核心范围与思想取向。     

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访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罗丽娜·彼得罗夫娜·列宾娜

列宾娜是俄罗斯科学院历史一哲学部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自21世纪初起,她撰写、主编了一系列与跨学科研究相关的著作,如《历史、文化与社会》、《历史与社会理论的科际整合:理论、历史编纂学和具体研究的实践》、《20—21世纪之交的历史科学:社会理论与历史编纂学实践》、《过去与现在的历史和史料》,等等。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国春雷博士利用2013年10月在俄罗斯访学的机会,就俄罗斯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对列宾娜院士进行了专访。现将此次专访刊出,以飨读者。     

现代日本历史编纂学的几种伴生观念

19世纪末开始形成的日本现代历史编纂学是模仿西方实证主义历史学建构的,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深厚的历史哲学基础,在思维层面对历史编纂学构成重要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历史观念。尝试梳理,可见有亚洲主义、东洋史观、皇国史观、现代化论、自由主义历史观等前后贯通,皆对日本历史编纂学产生重要影响,其程度足以提示对日本现代历史学在亚洲各国处于"领先"地位说以及日本实证主义历史学所能实践的客观性程度重新考量。亚洲现代历史编纂学皆在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大背景下以对本民族和国家的重新体认与重塑作为核心关照而展开。日本历史编纂学推演中的特殊张力,在于其在发展早期融入建立日本殖民帝国的语境之中,后来又在重述殖民帝国历史与现代化发展关系之间纠结,其对亚洲邻国历史叙述的基调和方式,也应在这一视角下加以透视。     

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方志联想

不断发展的西方史学思想,丰富和刷新着人们认识和表述历史的方式,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志为史裁,借鉴、引进中外史学思想对于拓宽方志理论思维,创新方志编纂方法,促进方志学科的成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者就历史时间、历史意图、历史话语权、叙述的原点、叙事的本相、配景模式、荒野说等西方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了“史为志用”的引申和联想,通过向历史领域的“引智”,为方志理论增添了源头活水.     

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续五)

5.“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作为科学的终结? 存在有各种后现代的历史编纂学的理论。问题是,是否也存在有历史编纂学的后现代的形式? 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对于过去的发展做出一种融贯的科学解释乃是可能的这一信念已经结束了”,就正如劳伦斯·斯通所概括的那样。     

近代历史编纂新格局与传统文化应变力

<正>伴随中国近代社会和史学的变迁,历史编纂学也迎来一场体系性革新,从编纂旨趣到理论体系、从承载内容到表现形式等,都展露出明显异于传统的新特点。近代历史编纂领域形成的新格局,与西学传播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有的学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对西方史学的移植和对传统史学的摒弃,似乎在传统和近代历史编纂学之间形成了一个断层。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有违中国史学、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     

后现代主义与历史研究

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既有偏激、消极的东西,也有合理、积极的成分。它促使人们思考历史观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后现代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实践可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以下启示：注意范式转换;超越西方与中国、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发掘新对象、新材料;重视微观考察和小型叙事,加强区域社会史研究;引入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开展人口、资源和环境史研究。     

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

西方史学理论自19世纪以来的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发生范式转换的过程。大约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史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旨在调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后-后现代主义阶段。史学理论家已经在盘点后现代主义的后果:哪些方面仅是昙花一现,哪些方面具有永久的价值。"历史记忆"(也许还有"历史叙事")就是此类具有持久意义的论题。它既是后现代主义反对统一性追求多元性的必然结果,也因其排斥语言的经验在场性而可望成为后-后现代主义阶段进一步探讨的话题。彭刚教授在综合批判各种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口述史实践和古今中外的大量例证,对历史与记忆之间、记忆与真理和正义之间的复杂纠葛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在作者看来,受当下关切、文化传统、社会体制、政治权力和语言驯化等因素的制约,记忆不免具有重构和诠释的特性,但也不应因此而全然否认其通向真实过往的可能性。此外,在利用记忆伸张正义和实现政治目标之间也需作谨慎的处理和把握。我们期待更多学者参与有关历史记忆问题的讨论。     

浅析解释人类学

解释人类学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它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当时占支配地位的帕森斯社会理论、经典的韦伯社会学、现象学、结构主义、结构和转换语言学、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阐释学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对西方众多的人文学科产生了影响。简单而言,解释人类学关注的是文化符号的破译以及对文化行为的深层描写及阐释。     

通过砂糖理解世界历史

正有关物和物质文化的研究,向来是人类学家所特别关注和探讨的课题。近些年来,在借鉴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历史学界以多学科交叉为知识取向的新史学、社会史、新文化史也纷纷以物为中心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研究,成绩斐然,方兴未艾。日本学者川北稔写的《一粒砂糖里的世界史》(南海出版公司,2018年版)一书即     

试论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法国年鉴学派的特点是坚持同各门社会科学对话与交流,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就是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应对人类学挑战的结果。历史人类学主要用人类学的方法对长时段的集体无意识现象进行研究,由于现存献对集体无意识现象很难有较详细的记述,因此,它只能借助表象符号系统进行迂回研究。法国年鉴学派在历史人类学研究领域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     

本期寄语

正本期"理论与思想"栏刊发了两篇关于当代亚洲史学的论文。赵轶峰的《民族主义、现代性、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晚近西方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在回顾朝鲜半岛早期民族主义史学、殖民地史学基础上,梳理了晚近时期英语学术语境中的韩朝历史编纂学。文章指出,西方学术界的韩朝历史研究曾受现代性话语、西方中心主义、东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