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皇帝对五台山佛寺的扶植

两汉之际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最初的传播范围是在上层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是楚王刘英,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是汉桓帝刘志。这些率先信奉佛教人士所处地位表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

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易学、玄学、史学、理学等思潮对中国佛教史学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即在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着重阐释中国宋代佛教史家如何将中土传统文化融入到佛教史学视野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一个要素。     

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读曹虹教授的《慧远评传》

庐山释慧远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荷兰学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中,称他在“诸多方面均成了启动下一个阶段中国佛教的关键,同时也是我们所要研究的第一阶段中国佛教的最为彻底的终结”。这并不是夸大其辞。慧远所处的时代,     

评曹刚华博士《宋代佛教史籍研究》

两宋时期,随着佛教发展,掀起了一个佛教经典创作的高潮。宋代佛教史籍上承魏晋隋唐佛教史籍编撰传统,下启明清佛教史籍之撰述,数量多、体例完备,在中国佛教史籍编撰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这一时期佛教史籍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深入理解宋代佛教乃至中国古代佛教的发展。然而,由于这个题目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使得这个领域多年来涉足者虽众,     

佛教核心教义对中国民间信仰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历了整整两千年,已成为中国传统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土壤和环境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对中国民间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冲击,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佛教的教义。一种宗教,只有教义被大众广泛接受,改变了大众的思想甚至灵魂,才能广泛传播,影响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民众的信仰。佛教传人中土后,其教义中的普度众生与救世济民、轮回转世与天堂地狱、功德与功德转让等核心思想深深吸引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众的信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信仰内容、信仰方式和信仰手段,这也是佛教在中土广为传播并被接受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足石刻的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中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     

佛教东传与中国的狮子文化

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在中国境内不产狮子动物,但关于狮子的文化艺术却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这种产自异国他乡的动物之所以受到中国民众的青睐,与它在佛教中的地位,以及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直接的关系。     

简论北凉石塔

五凉政权之一的北凉沮渠氏最为崇佛,其时佛教亦 最盛,代表了佛教东传的一个关键阶段。其石塔的风格具体地反映了 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和中国传统宗教融合,逐渐中国化的历史。     

略论天台佛教文化及其影响

天台山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的创立,意味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初步完成,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的诞生。而天台山也因此而名扬海内外,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天台宗信徒的朝圣地。 任何一种外来文化要想生存发展下去,就必须和本土文化交融。因此,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初,佛教依附于当时中土盛行的方术迷信而得到生存和传播;逐渐在社会上下发     

浅析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

佛教到隋唐时期其发展进入一个高峰期,与本土文化的融合达到新阶段,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论述隋唐佛教兴盛的原因,主要分析了佛教在隋唐时期兴盛的成就表现及特点,以揭示隋唐时期佛教的兴盛状态及其与本土文化的交融。     

春秋时代五等爵制的存留及其破坏

西周、春秋时期,诸侯列爵五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是分封制度下诸侯的法定身份。西周时期,诸侯阶层内部依据五等爵规定的等级制原则分配权力、财富并确立对天子承担的不同义务。迨至春秋,五等爵仍被奉为重要的外交准则,对列国的朝聘会盟活动发挥一定的影响。然而,随着天子的衰微和诸侯的强大．春秋列国开始依据实力强弱进行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五等爵原有的政治功能逐渐丧失。战国时代,五等爵制退出了历史舞台。     

岭南文化对广东外省人群体影响之探讨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以文化问卷调查为基础,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岭南文化对广东外省人群体的影响特征。笔者发现:岭南文化影响广东外省人群体的总体特征呈中间型,南方群体、男性群体比北方群体、女性群体易于接受岭南文化。并得出几点结论:在文化扩散的早期阶段,等势文化之间的影响排斥性较明显,表层文化相对于深层文化接受大于排斥,文化距离对深层文化的扩散起决定影响,经济条件对表层文化的传播起关键作用。     

大型平原土体遗址主要地质病害及其保护治水工程技术研究

大量现场地质调查结果表明:大型平原土体遗址原地原样保护的主要环境地质病害是地下水形成的渗水对遗址及其文物造成的腐蚀和破坏,因而治水工程是这类遗址保护中最主要的岩土工程。结合该类遗址原地原样保护原则要求:①遗址围岩和文物的含水率要低于40%;②遗址区地下水位要长期保持在遗址底板高程减去土层毛细水上升的水平面上;③为遗址长期保护服务的地质工程要能长期保持稳定正常运行;④地质工程要与文物景观相容。提出了治水工程的基本技术思路;①查明遗址区水文、工程地质条件;②建立遗址区水文地质模型;③遗址区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评价;④遗址区治水工程方案论证;⑤工程优化设计;⑥工程施工。其中,治水工作的关键是查明遗址区水文地质条件和地下水渗流场的变化规律,而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能够模拟计算地下水随时间的动态变化。本工作以抗州萧山独木舟遗址为例,分析了该遗址区的水文地质条件,采用地下水数值模拟技术模拟计算遗址区原始地下水位分布;根据遗址区工程地质条件和原始地下水位模拟结果,提出了暗沟疏干排水方案,并模拟预测疏干排水工程实施后地下水位随时间变化规律,模拟结果合理,能够用于指导治水工程设计施工。     

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分期研究

目次一墓葬形制分析二随葬器物类型学研究三墓葬分期与变迁分析四墓葬区域特征分析五结语四川地区(包括今重庆市)西汉时期的墓葬,以土坑墓为主。该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西汉时期墓葬虽然数量相对较多,但大部分材料较零散,且多数墓葬中的器物保存较差,资料不够完整。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迄今未有专文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墓进行研究,仅有个别文章有所涉及,始终无法深入。何志国对四川地区西汉土坑木椁墓进行了初步分析后,做了大     

基于新人本主义理念的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公正结构探讨

本文以城市各阶层日常生活行为的工作(上学)、家务、购物、闲暇活动完成的区位空间结构为议题,运用行为地理学的人本主义研究方法,以社区为基本研究尺度,探讨微观领域社会空间公正体系的结构与模式。得出城市社会空间体系发育阶段,影响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的基本因子为城市资源、社区资源、社区类型-体系与场所体系,社区资源与城市资源在城市内部空间的布局呈"点-轴"结合模式,城市资源的线性空间体系格局与社区资源与场所的点状空间镶嵌映射了市场经济规律下城市社区生活空间结构的"集聚-碎化"倾向,缺失空间公正。最后,尝试性提出了人本、公平理念下的城市社区生活空间公正结构。     

L’impossible Incarnation D’une Monarchie Une Crise de la Régence du Dernier Habsbourg d’Espagne (1668–1669)

Through the crisis of the regency of the last Habsburg, which triggered a “conflict of legitimation”,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notion of legitimacy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ction and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ideas that underlie the action. Our investigation shows the interactionist nature of the practices of legitimation and emphasises the limit of an explanation based on rhetoric. In a conflict that cannot be equated to the mere physics of confrontations, the key question is that of the incarnation of the sociopolitical body.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类型的诊断及其解释

近年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正处于由资源型向加工型转变阶段,几乎成为当地政府,乃至专家的共识。但是,对比数年来东北地区资源型工业和加工型工业的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的变化表明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属于典型的资源型地区。之所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强化了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资源型产业结构的发展模式,资源型产业潜在的效率增长空间因技术改造获得迅速的释放。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

空间的生产理论是当前解释中国城市空间开发现象的重要理论工具,也是目前学术界相关研究的热点。中国对于空间生产理论的研究当前主要着眼于宏观的制度、资本等要素,而本文以广州市瑞宝村为例,探讨了由流动人口推动的城乡结合部"弱"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空间生产是流动人口在当前的户籍、土地、政府监管与城市更新制度之下,通过积极的区位选择、社会网络关系带动实现了对空间的占据、巩固和空间的持续占有,其空间生产的结果是形成一个以流动人口为主体、以社会网络关系维系的稳定、孤立的同质生产社区。在当前的制度体制之下,此类社区并非个例,而对此类社区的管治,需要从一个更为综合的社会-空间视角进行考量。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旅游民俗文化空间的筛选与旅游价值分析——以陕西为例

民俗旅游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体验旅游,已经成为新的旅游消费时尚。作为民俗旅游的基础,民俗文化密集地区个性化空间的筛选就成为指导这种旅游方式健康发展的核心问题。目前,在旅游民俗文化空间选择的原则、标准、价值等方面,学术界尚未进行深入研究,这造成我国许多民俗旅游资源发达地区在开发过程中缺乏理论的指导,出现了盲目性开发的严重问题。本文在依托相关文化空间理论和2005年以来对陕西民俗旅游资源深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民俗文化空间筛选的原则与标准,并据此对陕西旅游民俗文化空间进行类型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