旌德隐龙方氏与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毗邻徽州的宁国府旌德县方氏,通过重修家谱和兴建统宗祠,在清代前期完成了宗族整合.但山区开发的进程造成各支派实力的消长,使得旌德方氏的统宗行为难以维系,并推动其大宗隐龙方氏加强内部整合和寻求象征资源.隐龙方氏通过与徽州方氏联宗,在歙淳方氏真应庙会谱中占有一席之地,获得了东南区域方氏群体的认同,此举措对于维系其在旌德方氏族内的影响力产生了积极作用.通过对隐龙方氏参与会谱的利益动机加以分析,可以在歙淳方氏宗族组织扩大的表象下,对清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有更全面的认知.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

明清时代徽州真应庙之统宗祠转化与宗族组织——以歙县柳山方氏为中心〔韩国〕朴元火高明清时代的宗族制,最突出的特征是同族结合范围的扩大和强化了的宗族在乡村社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大体而言,从明代中叶开始的扩大宗族组织的现象,在徽州表现得较为典型。关于扩大同族...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     

从方志、族谱看晚清湖南宗族的地方社会控制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是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通过地方志和族谱可以看到,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     

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

考察明清时期“宗族”的历史 ,应该超越“血缘群体”或“亲属组织”的角度。华南地区宗族发展是明代以后国家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宗族的发展实践 ,是宋明理学家利用文字的表达 ,改变国家礼仪 ,在地方上推行教化 ,建立起正统性的国家秩序的过程和结果。文章概括讨论了宗族意识形态通过何种渠道向地方社会扩张和渗透 ,宗族礼仪如何在地方社会推广 ,把地方认同与国家象征结合起来的过程。     

青田侨乡朱氏宗族重建与文化记忆研究

论文从文化记忆理论视角,探讨了浙江青田下村朱氏宗族运用文化记忆重建宗族的微观过程。研究发现,朱氏宗族通过群体组织朱氏大宗理事会,重新构建有关宗族记忆话语,运用"认同的凝聚物"和"固定的点",即文化记忆中特定历史人物与事件构建集体记忆,并将这些记忆用无形或有形的"客体化的文化"表现出来,如始迁祖墓、祠堂、纪念碑亭和无形的始迁祖传说、纪念仪式等,重建宗族。同时将宗族的文化记忆与侨乡地方记忆和民族国家历史记忆紧密相连。这一理论视角有助于理解侨乡,丰富侨乡研究,加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先、侨乡和祖(籍)国的联系,完善侨乡地方社会治理。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近十年宋辽金元宗族研究综述

宋辽金元宗族研究取得可喜的成果,出版了数部学术水准很高的专著。台湾的宋代宗族研究尤为突出,深入探讨了宗族与科举、婚姻的关系,阐述了宗族在地方社会的作用以及保持强盛的机制。辽金宗族研究也取得了不小进展。宋辽金元宗族的研究,需要将宋辽金元各时期宗族与明清时期的宗族连在一起,注重宗族与社会历史断裂与连续的关系,进行长时段研究。加强地域性宗族研究,开展宋元时期不同地域宗族的比较研究、宋元与明清宗族的比较研究也是必要的。     

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

在清代全国团练兴起的大背景下,结合贵州具体史事,分析了贵州团练兴起的原因,介绍了贵州团练的名称,规模及其经费来源,并通过地方基层制度保甲制和基层社会重要构成部分宗族与士绅在基层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着重分析在社会大动乱时期保甲制的困境造成团练兴起的必要性及宗族与士绅组织团练的原因。通过团练与官府的关系分析其在维护传统政治格局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侵害官府利益和权威、剥蚀离心中央政权的二重性,从而揭示清代贵州团练与地方政治关系的演变。     

朴元熇著《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

韩国高丽大学史学科主任朴元教授对徽学的研究有鲜明的特色:把一个宗族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细密的探析,重构明清宗族社会的实态,由表及里,由此及彼,见微知著,把握徽州宗族社会的整体特征,进而展现中国宗族制度变迁的场景,探讨中国宗族社会与明清社会变迁间的关系,并试图回答16世纪以来,在中国商品经济繁荣、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宗族制度不仅没有解体,反而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作者就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徽州柳山方氏研究的论文,并最终结集出版《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这是海外第一部有关徽州宗族研究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徽…     

近十年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明清时期断代性综合研究以及闽粤、长江中游(鄂湘赣)、江南(江浙皖)、北方(晋冀鲁豫陕)的地域性宗族研究,展示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普及的时间差与区域分布,地域性宗族的特殊性和一般性。最有挑战性的是华北宗族研究,北方宗族形态的特色日渐清晰。受到乡约保甲的深刻影响,明代宗族乡约化,清代宗族受保甲影响出现族正,在闽台地区深入基层社会。宗族研究不应忽略族学、书院等地方文化内容。宗族的形成发展也与移民、开发联系在一起,祖先传说的故事结合地方社会才能深刻理解。解析祖先故事成为宗族研究的重要途径,族谱世系的早期部分也焕发出新的资料价值。田野调查与改变解读史料的方式在宗族研究中十分必要。     

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

徽州是聚族而居宗族发达的地区,明代中叶徽州的个别宗族尝试制定族规、设立族长而组织化,嘉靖时期随着明朝大力推行乡约,徽州地方官要求宗族设立乡约,不少宗族的绅士与首领也在宗族内部贯彻乡的,设立约正,制定族规,宗族被组织化。宗族组织化的实质是宗族乡的化,对基层社会的影响重大,而且加强了宗族与官府的互动关系。明代的宗族乡约化,也是以宋儒重建乡里社会秩序、移风易俗的主张深入基层社会为历史背景的。     

近年来明清宗族研究综述

文章对2009—2014年间有关明清时期宗族研究的状况进行了综述,首先论述了综合研究,再依次介绍北方、长江中游、江南、闽粤不同地区宗族的研究。作者认为学者多采取地方史的研究策略,探讨不同区域的宗族,个案研究数量最大。已有的一些宗族理论得到验证并拓展或进入新的综合表述。明代中后期宗族研究迅速发展,对其原因的探讨也有新看法。"宗族建设"与"宗族组织化"的研究在增长,这是对于宗族制度研究的活化。作为地域性宗族,学者对宗族的自治性问题有着持续性关注,这与对民间社会的存在形态和社会治理的思考不无关系。     

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

从柳山方氏看明代徽州宗族组织的扩大〔韩国〕朴元序言中国的宗族制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从先秦到近现代的漫长岁月里,不断改变着它的表现形式。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以族产、族谱、宗祠为核心内容的明清时期的宗族制度是从北宋年间开始登上历史...     

试析明清时期淄川宗族祭产管理

为了表达报本反始之恩,明清时期的淄川宗族积极对支撑祭祀的祭产予以管理。从祭产参与者与管理者模式来看,大多是以一族之中为官人员为核心而运作的,他们起到了沟通宗族成员、地方社会与各级官吏的重要作用。同时,围绕着祭产保护这一行为,宗族内部、同姓与异姓、宗族和地域社会乃至传教士发生了一系列冲突。     

公私观念视角下一座乡村祠堂的诞生——基于对鲁中地区大窎桥村的个案考察

祠堂是地方宗族社会当中历史文化与群体认同的核心公共空间,其被视为宗族的外在象征与情感纽带。近年来,居于鲁中淄博市淄川区大窎桥村的王氏宗族通过积极联合、协调村落多元力量,公私兼顾观念下复建起宗族祠堂,显现出北方村落多姓杂居的深层社会结构。     

明清徽州图甲绝户承继与宗族发展——以祁门瀛洲黄氏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徽州民间社会对于图甲绝户的承继,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宗族内部的承继,称为"出替",是宗族内部对于图甲赋役制度的调适,不会导致户名族姓的变更;二是异姓承继,称为"承顶",有时发展为总户户名变更,体现了强烈的族姓意识,是地方宗族兴衰、更替的表现。绝户的有效承继,能维持图甲体制的完整和运行。而一些小姓宗族以承顶旧户为契机,逐渐摆脱依附地位,开始产业积累和宗族发展。     

明代岩镇汪氏宗族与地方社会互动论略

明代徽州岩镇汪氏科甲蝉联,仕宦如林,商业发达,贾才辈出。汪氏宗族凭借科甲入仕所得的政治、文化资源和商贾所得的财力资源,积极投身地方社会建设。汪氏宗族除了积极参与除道梁溠、修塔建祠、济饥赈贫等地方公益事业外,还通过会社等地方组织参与地方社会秩序的治理,强化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彰显名门望族的身份。     

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对江西新城县中田镇的个案研究 ,探讨清代乡绅的宗族组织、学术传承与地方权力体系的建构过程 ,揭示清代基层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体系的演变趋势     

簿上的宗族,礼下的过法:基于华北丧礼簿的微观分析

宗族仪式团体的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网络化机制及其运作过程。礼簿是宗族仪式团体的重要载体,形成了一种基于"五服"原则的"簿上宗族"。这种仪式兼经济团体与宗族谱系和墓祭仪式既相通,又有别,它既超越个人和家庭的日常生活和道德观念,又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构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基本行动单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