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大礼议”与朝鲜王朝之回应

明代嘉靖"大礼议"深刻改变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国家祭祀体系,并引起朝鲜王朝君臣的高度关注。朝鲜中宗不断遣使庆贺世宗胜利,这有助于缓解其自身的内外危机和王权困境,并促成明鲜关系更为亲密。与此同时,朝鲜君臣结合本国政争对"大礼议"所做的评论,体现出朝鲜权力结构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点。朝鲜王朝后期,多次出现旁支继承王位的情况,"大礼议"再度成为影响朝鲜政治的历史参照,仁祖"礼讼"几乎是明"大礼议"的朝鲜翻版。其间,丁若镛等人从礼学角度对"大礼议"做了深入反思。从"大礼议"角度看,明朝对于朝鲜,既是榜样,又是他者。     

韩国朝宗岩文化的历史变迁

朝宗岩文化的创设根源于韩国(朝鲜)社会传统的义理思想。历史上,朝宗岩文化虽然以明朝遗民崇明祭祖的形式传承,但朝鲜儒林始终是朝宗岩文化得以维持、复享并保留至今的重要力量。作为现今韩国境内唯一一处举行崇明祀典的场所,朝宗岩在历史与现代之间传递着特殊的文化内涵。朝宗岩文化颂扬了中韩先贤义士的义理精神,记录了两国间一段特殊的历史情谊,同时在历史变迁中,与崇慕传统、忠孝爱国、诚敬感恩的韩国本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对韩国现代社会而言,朝宗岩文化并不纯粹是一种遗民文化。它既是宗亲同族间敦睦的纽带,亦是国家、民族和合统一的象征,对于今天韩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国民精神的塑造,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朝鲜中华主义”的实与虚

朝鲜后期,北伐论激起朝鲜士大夫小中华意识高度发展,因此有学者将其称为"朝鲜中华主义"。然而从事实来看,朝鲜士大夫虽然有很强的文化自尊意识,但是这种自尊意识是建立在春秋大一统之上的,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反而使一元的天下观进一步强化,将中华秩序理想化。所以,朝鲜后期小中华意识的发展并不表示朝鲜士大夫以朝鲜为中华之正统或中国之正统,反而继续承认朝鲜为小中华,而在事实上更不证明朝鲜为当时东亚的文化中心国家,所以我们在使用"朝鲜中华主义"概念时尚需仔细斟酌。     

试论入关前清与朝鲜关系的演变历程

建州女真兴起之前,朝鲜与女真诸部间存在着某种不平等关系。由于朝鲜以程朱理学立国,由此埋下了朝鲜视满族人为“夷狄”的根源。面对建州女真的日益强盛,朝鲜国王光海君试图调整对明朝与后金的策略,但却被推翻。清朝以两次战争,将朝鲜由明朝藩国变为兄弟之国以至藩属国。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朝鲜始终坚持尊王攘夷的儒家义理观,抗拒清军;被征服后,依然与明朝潜通往来。清入关以后,为了消除朝鲜内在文化心态上的敌意与憎恨,故而推行德化政策,施恩于朝鲜。     

“古朝鲜”的伦理考察

公元前1046年—前108年,朝鲜半岛上前后相继,存在着两个以"朝鲜"为号的政治实体,前者的王族是殷人箕子及其后代,称为箕氏朝鲜;后者的王族是汉人卫满及其后代,称为卫氏朝鲜。相对于半岛而言,朝鲜的建立者属于东迁的幽燕之人;政权建立后,与古代中原王朝是明确的"侯国"或"外臣"关系,在政治伦理中属于治内之地;朝鲜灭亡之后,其故地长期由自汉至唐的中原王朝直接管理,自7世纪末,新罗、高丽、李氏朝鲜次第建立,并持续北拓,逐渐领有古朝鲜故地。对"古朝鲜"进行深层考察有助于明辨被混淆的古今。     

丘濬的“海运构想”——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

丘濬在其重要著作《大学衍义补》中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海运构想",表面上从运输漕粮的经济角度出发,力主恢复"河海并运",以海运来补充河运之不足,实质则为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设计。对于已停罢海运多年的明朝来说,这种表面谨慎的提法已然是一种突破。随着《大学衍义补》在朝野产生巨大影响,此构想也成为此后朝廷"海运之议"的重要依据,为"海运"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体现了明代"四书学"中的"经世致用"精神。然而"海运构想"终未实现,失败原因颇为复杂,既有弘治朝政治环境与现实需要之制约,又有国家决策中各集团利益博弈之扰动,且在义理上的弱点与技术条件上的不足也多为反对者所诟病,而究其根本则为明代国家发展重心之限制。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     

镂—罗杰斯远征:美国“炮舰外交”的失败

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与朝鲜的第一次官方接触,由此引发的1871年美朝战争是美朝政府间的第一次军事冲突,史称"辛未洋扰"。镂—罗杰斯远征作为美国"炮舰外交"的体现,其实质是希望通过武力威慑逼迫朝鲜开国。远征团对朝鲜国情和朝鲜"锁国"政策认识不足成为"炮舰外交"失败的直接原因,镂斐迪的个人因素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镂—罗杰斯远征是美国打开朝鲜国门的第一次尝试,尽管未能成功,却为美国最终敲开朝鲜国门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西方条约体系对东方华夷体系的又一次冲击,对美国、朝鲜及东亚格局产生了多重影响。     

从三阶教“无尽藏法”看“无尽藏院”的设立

在隋唐时期兴起的诸多宗派中,三阶教曾一度受到唐王朝的支持,却终被斥为"异端",受到官方的禁止以及佛教内部其他宗派的排斥,因此三阶教在经历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后便于唐朝末年逐渐消亡。三阶教是中国佛教自身对于印度佛教的理解与诠释,是中国佛教道路的探索,而其中发展出来的"无尽藏法"思想更是三阶教的重要特征。本文试图辨析三阶教"无尽藏院"思想的来源,认为"无尽藏院"的设立并非如南北朝以来诸多寺院以放贷民间谋得经济利益为目的,同时应与隋唐时期盛行的十无尽藏及无尽财有所区别。     

从“弱国家的神话”到“社会中的国家”:美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新趋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美国政治发展学派的兴起,美国学者开始摒弃充斥着意识形态迷思的"弱"国家叙事,转而试图将国家"找回"。这种以"国家中心论"来取代"社会中心论"的努力虽然为美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由于未能摆脱欧洲大陆韦伯国家观的影响,未能超越既有的"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视角,最终也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美国国家叙事。近年来,在批判性继承"回归学派"理论贡献的基础上,美国新一代研究者试图以"社会中的国家"为核心概念建构符合美国发展道路的国家理论。重审当下美国国家研究的这一最新趋势,对于我们思考国家建构路径的多元性、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国家与民主的耦合性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十月革命前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探析

1864年俄国远东地区出现了第一批朝鲜移民,此后,朝鲜人由于经济、政治等原因纷纷从海路、陆路向俄国移民。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不仅受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更受近代国际关系的制约。俄国对早期朝鲜移民的安置虽然遭到了朝鲜政府的谴责,俄国也担心边区被"朝鲜化",但为了开发广袤的远东,仍然对朝鲜移民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此后,在东北亚各国力量此消彼长,以及世界大战爆发等国际关系因素的影响下,俄国对朝鲜移民的政策几经调整。其政策的变化体现了俄国以国家利益为中轴,相机而动的现实主义特性。     

李重夏与“土门”、图们“两江说”

19世纪末,朝鲜王朝向清王朝提出穆克登碑文所标示的界河"土门"不是图们江,而是海兰河(后来改为黄花松沟子),中朝两国应以"土门"分界。为此,双方进行了两次界务谈判。谈判中,朝鲜李重夏虽然坚决主张"土门"非今图们江的"两江说",但其实知晓这一观点是错误的。界务谈判后,李重夏以"别单"形式几次撰文上奏政府,阐述了他对"两江说"的真实看法,论证了"土门"即图们江、图们江自朝鲜王朝初年就已是中朝两国界河的史实,揭露了"两江说"的策划者是鱼允中,被朝鲜称为"分界江"的布尔哈通河与现实界河毫不相关等。     

“崇德改制”与“丙子之役”:朝中交往中的正统性问题

在观念层面上,"崇德改制"与随后发生的"丙子之役"这两个事件之间具有特殊的意义及关联性。在朝鲜看来,"崇德改制"关涉整个天下秩序的变更,表达了金-清政权取代大明、成为新的天下共主的诉求。对于金-清政权而言,其诉求的正当性根据在于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而现实基础则是蒙古与朝鲜的臣服。相较蒙古,"小中华"朝鲜的归顺尤具特殊意义,它既能增强皇太极有德之君的形象,又能消解明朝支配天下的正当性基础。因此,征朝就成为清政权改号称帝后的当务之急。通过"丙子之役",清朝的军事征服将朝鲜纳入其政治框架,但并没有完全取得预期效果,朝鲜仍然不承认清朝的正统性。     

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

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福久其人其事及"福久新闻事件"一直是谜。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此谜终得破解。袁世凯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与主张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驻韩临时代办福久经常针锋相对。为保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以"福久新闻事件"为契机,与朝鲜官员联袂,巧妙利用条约条款,施展外交智慧,取得时任美国国务卿首肯,最终迫使福久离开朝鲜。     

中日“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详析

本文对1907-1909年中日两国围绕"间岛问题"和东三省"五案"的谈判过程、内容及双方讨价还价的内幕,进行了详细的探析。日本挑起"间岛问题"以后,认识到"间岛"属韩的证据薄弱,决定放弃领土权而争取朝鲜人的管辖裁判归自己,作为谈判策略仍坚持"间岛"所属未定,再以承认领土权属于中国作为谈判筹码,夺取在"间岛"的特权和其他利权。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赴任后,与清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之间,进行了有关"六案"的七次会谈,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杂居地朝鲜人裁判权上。由于中方的坚决斗争,日方不但承认"间岛"领土权属于中国,还承认杂居地朝鲜人裁判权归中国,并撤出了非法的"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这不能不说是中方维护领土主权方面的胜利。不过中方也付出了代价,如允许日本在"间岛"设立领事馆,承认对商埠内朝鲜人行使领事裁判权及对杂居地朝鲜人具有领事"立会"和"复审"权,再者承认了"东三省五案"的利权。     

试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角度来谈“实干兴邦”

习近平总书记畅谈中国梦时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新时期的思政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本文从"实干兴邦"的科学内涵、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以"实干兴邦"精神开展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三个方面来展开论述。     

“巨文岛事件”与英国东北亚政策

"甲申政变"之后,辅佐谁来保护朝鲜,是英国制定东北亚外交政策的焦点。朝鲜"背清亲俄"、日本不断挑战中朝宗藩关系、《天津条约》的撤兵造成朝鲜半岛即将出现政权、军事真空局面,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两方面掌控朝鲜的力度空前薄弱,加剧了域内域外国家对朝鲜主导权的争夺。为了防止朝鲜半岛的动荡局势向着于己国不利的方向演变,维护在远东地区的战略格局,1885年3月,英国精心策划了一个"由中国保护朝鲜"和"有一打算"的外交计策,并于1885年4月在防御"英俄战争"的大义名分下,占领了巨文岛。由此,开始了近两年的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外交活动,最后如愿获得了一个在中国宗主权掌控下的相对稳固的东北亚局势。可以说,巨文岛事件是在英国军事力量支持下,中英联手巩固东亚宗藩体制的外交事件,英国是这一事件的最大赢家,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而英国高调渲染占领巨文岛的大义名分和辅佐"中国保护朝鲜"的真实用意,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巨文岛事件的复杂性、多面性。1885年以后,在强化宗藩体制的过程中,以遏制日本和朝鲜进一步破坏中国宗主权为目的的英国外交活动发挥了关键作用,巨文岛事件是其中的重要历史拐点。     

反思八十年代“严打”

上世纪80年代,"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的斗争"在中华大地迅猛展开。它虽然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却以运动的方式进行,邓小平对它赋予了政治的意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于是,类似于建国初期"大镇反"那样的一场"严打",便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对韩国“官民分离”政策初探

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中韩两国在政治上敌视、军事上对峙,经济上隔绝。直到1978年12月18日,由韩国政府提议经中国政府反复考虑,两国才实现了中国朝鲜族居民访韩的"探亲交流",中国对韩国的"官民分离"政策正是在"探亲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后,中韩逐渐实现了体育、学术等领域的"民间交流"。"官民分离"政策虽然没有直接促成中韩建交,但却为两国建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日“间岛问题”交涉(1907-1931)

从1907年起,日本为了其侵略利益挑起"间岛问题",严重危害中国领土主权和东北地区的安全。经过激烈交涉,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以将"间岛"领土主权、杂居区域朝鲜人管辖权归于中方而暂告结束。但此后日本以设在延边5个商埠地的领事馆作为据点,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不断破坏《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并派领事馆警察不断向商埠地外杂居区域进行渗透、扩张,擅自扩大对朝鲜人管辖权,致使中日交涉仍然持续不断且更趋复杂激烈,直至九一八事变。中日"间岛问题"交涉的实质是双方在延边地区进行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斗争。中方各级官员经过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延缓了日本的渗透、扩张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