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知几的史学编纂思想对志鉴编纂工作的意义

唐代的著名史家刘知几在总结和批判历代史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史才三长"为主要内容的自己的史学思想。他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历史学家的代表,在他的史学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编纂史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现在地方志编纂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钱澄之史学观的易学思想特色

钱澄之以其易学思想为指导原则来解决当时史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定位《周易》为天地之理的诠释方式,钱澄之把文本《周易》形成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投射到了史书编纂方面,回应了史书不信的问题。他用"彰往而察来"统领易学和史学的经世精神,并在以史证易中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核心内容。通过完善易学变通观和传统的社会变革理论,他很好地坚固了遗民的价值世界。同时,钱澄之主张以"《易》理"概念来规范史学研究视野,有效避免了后者狭隘化的弊端。     

近25年来笔记小说与唐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综述

隋唐五代笔记小说的史学价值,堪与出土文书、石刻碑志相提并论。1920年代,鲁迅先生对小说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实际上也是以笔记小说证史的经典之作,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大量使用了笔记小说中的材料。这些研究促使史学界重薪审视笔记小说及其史学价值。     

汉唐时期的以史解《易》

汉唐时期,易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重要成就。在汉唐易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易学家以史解《易》征引的史实蕴涵了历史兴衰教训和历史变革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与《周易》义理相互通约。汉唐时期以史解《易》的运用,丰富了治《易》的方法,深化了《易》之微言大义,拓展了史学自身的历史观念,促进了易学与史学的双向互动,为后世"参政史事"易学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3年12月7-8日,"全球视野下的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此次会议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来自全国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的60多位学者参加会议。会议讨论共分为七个专题进行,分别为:"西方史学史研究的中国视野"、"全球视野中的西方史学"、"当代西方史学的新视野与新路径"、"西方的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古代中世纪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西方史学的引入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学科建设",以及"近代西方史学的嬗变与演     

从思想史的高度把握中国史学的民族特性——吴怀祺教授访谈录

正吴怀祺,1938年生,安徽庐江县人。1961年毕业于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1978年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白寿彝先生从事中国史学史专业学习。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独撰学术著作有《宋代史学思想史》、《中国史学思想史》、《郑樵评传》、《易学与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白寿彝主编)第4册、《中国文化史·宋卷》等;主编并参加撰写10卷本     

关于唐代实录的几个问题

唐代正式开始的实录修撰,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化。多年来,人们对唐代实录的研究重视不够,许多史学史论著只是简单地重复前人对唐代实录的评述,似乎对唐代实录已经研究的清清楚楚。笔者在对唐代实录钩辑整理研究时,感到不少问题存在疑点,有重新探讨的必要。姑且不揣卑陋,在此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唐代修实录是不是为修国史作准备 元苏天爵说:“天子动静则有起居注,百司执事则具于日历,合而修之曰实录,有实录方可为国史。”苏氏的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行国内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几乎无一不认为实录由起居注、日历成,国史从实录撰。流风所及,国外的某些学者也认为修实录是为修国史作     

“六经皆史”说的理学渊源及其意蕴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只有诉诸理学的语境才能获得完全的理解。程朱理学在道器的层面区分了形上之经学与形下之史学,内在地割裂了经、史的关系,最终导致理学末流空谈心性的学术流弊。从史学史上看,理学自发端以来所倡导的"经以载道"及"经本史末"不仅没有影响史学的发展,反而促成了史学的理学化转型。史学的理学化不仅在史学实践方面形成了宋代史著别具一格的理学特色,而且还在史学理论方面衍生出明代王世贞的"《六经》,史之言理者也"以及清人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通过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的系统阐释,打破了理学家"经以载道"的观念,开启了以史明道的新路向。通过追踪经、史关系自理学以来的演变过程,本文最终厘清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理学渊源及其真实意蕴。     

法律史研究的方向:法学化还是史学化

中国法律史研究应该走向 "法学化"还是 "史学化",是学界关心的重要问题。法律史学科位于法学学科建制中,长期以来研究主力为法学出身的学者。法学研究者重在对历史进行阐释、惯于演绎逻辑,常以西方法学概念、理论为前提,对中国法律进行评判,因此目前法律史研究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史料基础薄弱、西方中心主义与现代化范式泛滥。近些年大量史学出身的研究者进入法律史领域,为法律史研究带来新气象。基于史学基础薄弱的现状,法律史研究应当走向史学化。在这一前提下,研究者个人应追求法史兼修,学界应加强分工合作。     

班固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

史学史的研究近年来已从文本与思想的讨论深掘到意识层面的探索,历史意识、史学意识乃至史学史意识都成为探讨的课题。对完成重要著作的史家而言,作品即思想的表现,常蕴含了他的史学史意识在其中,研究者经由史学史意识的分析,往往更能了解其史学的诉求。虽然在班固的时代,"史学"与"史学史"的名词都还没出现,就语境而言,讨论他的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未免唐突古人,但是使用现代学术语言作为分析工具,实乃不得不然。班固《汉书》的出现,不论从体例、内容还是思想方面观察,皆有其自我的认识,这个认识与他的史学史意识或学术史意识有密切关系。本文爬梳《汉书》中有关史学史的论述,探讨班固如何看待史官传统、史籍流传、《春秋》性质、以及自己著作的学术定位等问题,并于结论中指出班固史学史论述与史学史意识的特点与意义。     

会议通告

<正>第十八届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拟于2014年"五一"前后在杭州召开。会议主题为"面向新世纪的史学理论研究"。会议研讨的主要问题包括:1.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2.20世纪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成就与问题;3.新世纪以来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上的新探索。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20世纪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与浙江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所联合主办,《史学理论研究》杂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史     

守正创新,仁者之心——《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资深教授刘家和先生撰写的《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根据刘先生个人求学治史历程分为四辑,即"中国古代史学与经学"、"比较研究与史学"、"史学的体与用"、"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是其从哲学角度对史学理论问题思考的最新成果。2019年5月15日上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在京师学堂举办了《史苑学步》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     

兰克史学在晚清的传播

兰克及其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通过翻译日本人编译的"万国史"、"西洋史"教科书以及"史学概论"、"史学研究法"性质论著.汉译西洋史教科书对兰克及弟子多有简略的介绍,而这些教科书大部分又从日本编译而来,故受日本史学界的影响,清末中文世界中的"兰克"形象也带有一点"科学派"色彩;浮田和民<史学原论>和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是国人最初接触兰克史学方法的主要教材,而浮田、坪井对史学方法论的概述又渊源于伯伦汉<史学方法论>,伯伦汉则秉承兰克的严谨史料批评方法.兰克史学在20世纪初虽然已经传播到中国,但没有引起世人的太多关注.     

陈黻宸的史学“四独”“五史”论

在挖掘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和吸收消化西方史学思想的基础上,陈黻宸糅合中西,提出了自己的"四独""五史"的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中既有对史家的要求,也包括了对读史之人的要求,其中处处透露着陈黻宸对史学性质的认识和"新史学"的影像。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

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易学、玄学、史学、理学等思潮对中国佛教史学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即在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着重阐释中国宋代佛教史家如何将中土传统文化融入到佛教史学视野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一个要素。     

近二十年德国史学史研究之新气象

近二十年来,德国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一些引人注目的新气象。首先,社会文化史的理念促使研究者关注史学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历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人际网络。其次,史学理论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促使研究者关注历史知识作为一种社会产品的形成过程。再次,对"学术"、"专业"等概念重新加以理解的学科史路径导致了对公众史学、史学机构之结构要素和制度要素的研究。最后,对史学研究之现实性的重视将目光导向了史学与政治、与民族国家、与出版业和大众媒体之间的复杂关系。总之,晚近的德国史学史进行了多元化的批判反思,力求生动地呈现历史学家日常的研究活动,社会化地分析史学知识生产的过程,清晰地勾勒历史学的组织结构,并且更加清醒地认识史学专业的现实处境。     

明代史学研究述评

正20世纪初,梁启超"新史学"的主张促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史学史"概念,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研究也开始引起学者关注。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史学史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汉唐等史学发达的朝代,受清人影响,学者普遍认为明代史学不如其他朝代。进入21世纪,随着对明代史学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已     

柳诒徵论中国传统史学的治史原则与方法

柳诒徵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学大师结合西方新史学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做了大量阐述。他对中国传统治史原则和方法的阐述尤为丰富和精深,主要包括五方面:一、"治史之必本于德"的原则;二、国史书写的道德评判准则;三、史识与史德、史法的关系和治史重在求取史识;四、注重史事普遍联系的史学记载和表述;五、正确看待考据在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些史学思想体现了柳诒徵史学通贯古今和兼融中西的基本特征。     

评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史学史”的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创建是 2 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但是 ,中国史家的史学史观念却由来已久 ,而且随着史学的不断发展 ,史学史观念的内涵也逐步丰富与深刻。本文初步考察了 1 8世纪中国史家章学诚的史学史观念 ,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中国史学史之史的重视。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