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研究

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很有必要对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进行研究.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个人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政治与社会;社会发展.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的现代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二是陈独秀早期社会思想对于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启示.     

寻找《新青年》--对陈独秀遗宅的探究

全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在忙着拆除老房子。当华夏大地上的老房子越拆越少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们才会猛然意识到本土的一些不可替代的重要标识已经稀罕了!屈指详数,那些储藏着历史风云、标志着时代特征的老建筑们,已经成为暴发的水泥楼林里衰老而稀疏的老人,正朝不保夕地等待着被那些毫无特色的方楼埋葬。于是,每次到外地,我在工作之余的惟一爱好,就是对照着当地地图或某一本书去寻找那些苟延残喘的代表性老建筑。     

陈独秀“非孔批儒”说之检讨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人,陈独秀关于孔子及儒学的诸多论断,成为构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支点。陈独秀的"非孔批儒"主要从政治、学术、伦理三个维度展开。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陈独秀对孔子及儒学完全否定,他的"非孔批儒"体现出变易发展的文化观。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边际性人格"。要获得上述认识,必须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加以审视。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民族野心”：晚年陈独秀关于民族精神的一种新见解

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之一.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提出的"民族野心说"表现了他晚年文化观的再次新变.由于此说语言激切,在当年并不为社会各界所普遍认同;由于此说同时具有既对德意法西斯制度予以激烈否定,也对苏俄高度集权"政制"予以尖锐剖析和抨击的双重语境①,它在建国以后数十年中也从不被人们所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如日中天的德、意和苏俄国家已经为历史所汰沥,而他的上述见解、尤其是他关于"民族精神"等的思考却以其超时代的深刻性和现实性,日益显出其作为一个思想先行者的慧观洞识.重新审视晚年陈独秀的有关见解,对于当今关于振兴民族精神的讨论,当不无裨益.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

陈独秀和“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个论题长期以来为史学界所忽略,分析探讨陈独秀对这场争论所持的态度及其变化,可以为梳理五四期间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脉络以及“新青年”阵营分化的必然性,提供一个侧面的参照。本文认为,不宜夸大这场争论的意义,倒是论战高潮过后的压台人物陈独秀的总结性言论,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

《新青年》从一“普通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新文化的一块“金字招牌”,“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一个相当的“运动”过程。“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开端,是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细察《新青年》之立论,高悬“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意在震慑和封堵“非难”者。新文化人对“新文化”的内涵其实并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今人所推崇、所眷顾的一些思想主张,在当时未必形成了多大反响,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却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对于同一个《新青年》,办刊人的出发点,反对方的攻击点,与局外人的观察点既不尽一致;对于同一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人的当下诠释与后来史家的言说叙事更有相当的出入。     

蔡和森对“陈独秀主义”的批判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负责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具争议的领袖人物之一。"陈独秀主义"是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时期,所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主要动力以及与国民党关系等方面的错误观点和见解的总称。因此,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独特、精到。而蔡和森对陈独秀错误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论陈独秀主义》[1]一文。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概念的由来及其表述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概念,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没有使用过,党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历史文献也没有使用过.1927年1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中最早提出"二次革命论"概念,以后蔡和森、李立三、华岗等提出并使用过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提出后只在极小的范围和时限内使用,直到建国后,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中将陈独秀的理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何干之、胡华、李新等学者相继采用这一说法,这一概念才被学术界广泛使用.因此,"二次革命论"概念的提出与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有关,也与当时"左"倾情绪有关;这一概念的使用只含有学术意味,并不带有政治意味.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性与现代性析论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人开创性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提出了一些的新的"民本"理论,实现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性嬗变。     

陈独秀对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成长的影响

湖南早期党史人物群体,是指从新民学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受其影响的早期党史人物的集合。他们的成长得益于陈独秀的言传身教:从言传方面来说,受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逐步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身教方面来说,一方面,陈独秀指导毛泽东等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支持并鼓励毛泽东等在湖南从事的一切革命活动,培养和重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早期党史人物,使他们在党内异军突起,崭露头角;另一方面通过对陈独秀的错误思想的批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南党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日益成熟起来。     

论陈独秀的报刊思想

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国现代文化的开拓者,而且是一位成效卓著的报刊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的创立者。他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无产阶级报刊和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他在报刊性质、功能、特征,传播特点及报人品格诸方面,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观点,对当代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回归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要传播者,他在晚年进行反思,在民主理论上有了重大转变。本文对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内容和转变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湘楚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人格内涵

湘楚文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尤其是20世纪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道德、品格的形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福祉天下的民本思想、狐死首丘的乡国情怀、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法贤掖后的典型风范是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最重要的道德内涵;而坚忍自强的韧力信心、内关修能的志向抱负、出污不染的豁达风骨、重诺达信的胸襟气度则是湘楚文化所蕴含的最基本的人格内涵。继承和弘扬湘楚文化的本质精神,对于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理想,构建先进的民族精神和培育完美的民族品格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秀才”到“书记”的转变——论陈独秀早年思想的四次转折

陈独秀早年的主要思想中,有过四次转折:从科考成名的秀才到拥护"康梁"的改良派;从改良派变身革命者;从辛亥革命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提倡思想启蒙再到政治改造;直到成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他一步步的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化。     

论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中西文化观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了多方位的比较,而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得尽管尖刻,其目的是矫枉过正,而并非要“全盘西化”。陈独秀的文化观,为近代以来正确对待中西方文化留下了一面镜子     

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内,是谁最早提出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是谁反对无条件支持国民党,最早主张向国民党右派宣战的？是谁起草了中共四大决议,并在其中高唱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本文认为都是陈独秀。既然如此,那么陈独秀为什么又有所谓三次“大让步”,有所谓《汪陈联合宣言》呢？本文深入考察共产国际特别是苏共中央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当时国共关系的实际状况之后,认为陈独秀未必应当为此承担多少责任。陈独秀１９２７年确实反对过工农运动“过火”,但这种反对是不是完全错了？本文也作了初步的分析和回答     

陈独秀与周作人关于宗教的争论

陈独秀与周作人都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两人有过一段很密切的合作时期,这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也就是周作人参与陈独秀主持《新青年》杂志的时候。     

陈独秀的“知己”高语罕

高语罕（1888-1948）,原名高超,安徽寿县人。他是中国现代史上和中共党史上一位重要人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谈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德国也有党的支部,成员中有“高语罕、朱德、张申府”。只是由于高语罕人生的曲折沉沦,淹没在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中,使其几乎被今天的人们遗忘。     

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农民的认识

在1938年前,陈独秀对近代农民作用的认识的总体思想趋势经历了一个由否定而肯定的转变过程,但他的肯定是留有余地的,他将农民的作用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坚守十月革命的城市道路是一个根本的原因.他对农民的缺点始终有清醒的认识,这是他认识近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主线.为克服农民的缺点,他一方面主张以解除农民痛苦、改善农民生活作为他们参加抗战的前提,另一方面主张联合中小农民或称参加劳动的"贫农",坚决地反对富农和游民无产阶级.这些观点构成了大革命失败后他的托派思想基础.但他对农民缺点的正视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