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陶元珍先生事略

陶元珍先生字云孙,四川安岳人。生于1908年(清光绪34年)10月11日。祖父云门,以进士宦游山东、安徽,尝知凤阳府,颇著政声。父幼云,任安岳县参议会议长及县农民银行董事长等职,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兴建公路,修缮孔庙和中山堂,为邑人所称颂。先生幼承庭训,敦品励行,力学不懈,尤喜历史,十三岁就读完了《资治通鉴》。1924年肄业省立第一中学,课余常看《醒狮周报》,颇受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学毕业,考入成都大学预科甲部肄业,后因介入学潮离校。乃于1930年前往武汉,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史学系攻读历史。     

《大公报》与清末民初天津慈善文化

正晚清以降,慈善公益活动以更为生活化的形式融入都市,义演、义卖、义映等助赈活动可谓慈善事业生活化的突出表现,属于近代慈善文化的重要内容。报纸对新型慈善方式的推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报刊与慈善活动的关系涉及近代慈善文化变迁与媒介转型等问题,目前学界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其互动的研究尚显不足,笔者拟以《大公报》馆参与及关注慈善义演、书画助赈为切入点,从传播学与慈善史发展的视角剖析其特色,分析天津重要报刊《大公报》与清末民初慈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期窥探报刊及其把关人在慈善事业近代化进程中的突出作用。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论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的几个特征

主流文化也称主流意识形态,或称“文化—意识形态”。中国近代“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根源于社会转型、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它滥觞于明清之际,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一、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是在学术蜕变、儒学瓦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二、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三、中国近代主流文化转型是在思想启蒙与救亡图存的历史和时代主题下完成的;四、中国近代主流文化的转型并没有终止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化完成了二千多年最伟大的一次转换,但这种转换不仅没有中断传统,传统仍在不断秉赋新质和创意。转型不是固型,任何主流文化都要在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求申日臻强化和完善自身。     

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青年会音乐推广活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非常时期,表现为政局动荡、思想活跃、文化丰富等多种特点。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拥有众多青年成员的宗教社会团体,在此期间,顺社会变革和艺术发展之势,于传播宗教与服务社会之时,以其丰富的音乐传播活动深入于各地城市社会之中,在联络与教育青年、推进工作开展的过程中,向广大青年和社会民众大力推广音乐文化,扩大了近代西方音乐文化在中国的影响,促进了中西音乐艺术的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基督教青年会"服务社会"活动的开展,都促进了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的发展。随着其向本土化、世俗化的转变,这种音乐推广活动所产生的社会成效更加明显,不仅丰富着城市民众的文化生活,也推进了中国音乐文化的近代发展。     

从女学观看20世纪初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以1915年《妇女杂志》为例

1915年《妇女杂志》的女学思想反映了女性开始逐步获得受教育的权利;女性开始获得和男性同样重要的家庭地位;教育是妇女谋生的先导。女学观所反映的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是近代中国女性时代转型的重要体现。但是该《妇女杂志》中的女学思想也存在其历史局限性。近代中国女性的全面转型,需要中国社会的整体演进才能实现。     

评《努力》在“歧路”前的摇摆

《努力》,即1922年5月7日由胡适创办的一份周报。这份周报在近代中国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既是五四新化统一战线终结的标志,也是作为社会中间性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相对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胡适等人创办这份报纸的本意是为了“向政治上去努力”,结果却以“谈艺”告终。《努力》在“谈政治”还是“谈艺”“歧路”前的摇摆,不仅折射出二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改革的异常艰难,也给人们识别自由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提供了绝好机会。     

20世纪初国家主义派与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及历史启示

国家主义是上个世纪曾在中国思想界有着很大影响的一种理论与社会思潮。国家主义派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所提出的主张与解决办法,体现了他们对现代国家道路探索的一种新的积极思考与追求。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中一个有重要影响的流派,它曾在很长时期内,一直都被视为一种反动思潮的代表。而在与马克主义的论战中,它又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批判和打击。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中,它到底是什么性质、具有着怎样重要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启示,需要我们重新的审视与评析。     

新史学观念下的史料应用——访董国强教授

董国强,1962年出生于江苏南京。曾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社会思潮研究、"文革"史研究和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等领域,出版《亲历"文革"——十四位南京大学师生口述历史》《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及其政治思潮研究》《遥想盛世——人治的理想与现实》《国共两党关系史》等著述。日前,本刊编辑汪丽就新史学观念下的"文革"史研究及史料的选择应用等问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顾颉刚的“求真”与“致用”

正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传统士人也向着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认为,"与梁启超、胡适一类‘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学者对比,顾颉刚无疑是一位纯学人"。但在近代政治环境极其复杂的大背景下,顾颉刚作为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声望的学人,他个人的命运无疑与整个民族的命运相关联,他的学术始终面临着"致用"的要求。     

魔灯镜影:18—20世纪中国早期幻灯的放映、制作与传播

17世纪中期,欧洲人发明了一种早期幻灯机,由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和商人带入中国。到19世纪后,幻灯作为新教传教士"科学传教"的重要工具,遍及中国内地,幻灯演讲和幻灯片也成为表达近代知识的重要载体。在17—19世纪全球知识环流的背景下,这种"西器"在指称、制造、应用、流通等方面都与中国本土旧有资源发生了复杂的互动。来自英国的近代教育技术和程式也因此成为中国内地教会演讲、口岸城市社会公共讲座、学堂科学教学的流行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聚集的具体形式和发言角色也发生了转变,从闭门结社转向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影灯演讲",并对"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近代中国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述评

2004年12月15—18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编辑部在广州联合举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学术研讨会。50多位学者出席了会议,其中大多数为青年学者,近40位学者提交了论文。此次研讨会的举行与中山大学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研究计划密切相关。①在该项研究计划首期成果即将面世之际,举办者希望沟通学界、聚集同好,探讨具体的研究方法,共同致力于这一潜力巨大的研究领域。此次研讨会的召开,正是上述思路的具体延伸。中山大学桑兵在大会报告中对该计划的意义、内容、研究方…     

读《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导论》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过程中.对处于转型期中的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界虽然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从文化转型角度较为宏观、系统地探讨近代中国文化的著作并不多见.     

王先明

王先明,1957年生,山西省屯留县人,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在国家权威历史学杂志《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主持并完成国家和省级研究项目5项,现主持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资助项目"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至1937年的中国乡村"、教育部中国社会史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500年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异"等课题。获人事部、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教师奖章",获教育部"第三届全国高校青年教     

试论近代科举废除后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化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在近代中国社会巨变的浪潮中,传统知识分子在科举废除之后摆脱了单一的"读经—求仕"的发展取向,走向了近代社会大分工之下的职业化道路。知识分子的身份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由"四民阶层"中的士阶层逐渐分化为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并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传统与变迁: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

<正>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出版,38万字,60元无论是历史的中国还是现实的中国,乡村都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领域,因为它影响了无数人的命运,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华民族的走向。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已出版《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探微》、《借贷关系与乡村变动——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之研究》、《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等著作。这部专著,是作者近些年来围绕"近代华北乡村的经济与社会"所进行的探讨。首先,以华北为中心,阐述了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方法论,并检讨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的互动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与犹太思想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互动,它根植于文艺复兴时期犹太社会和基督教社会特定的社会和文化需求与两个群体中精英学者的交流。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仅将希伯来语视为达到"全才"理想、校勘《圣经》的关键因素,而且将犹太思想视为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基督教、证明基督教真理、构建"人的尊严"理论,以解决基督教社会面临的宗教和社会危机的工具。同时,犹太人文学者也在努力将人文学科纳入犹太思想体系,以培养犹太绅士学者,探寻古代传统与犹太神学之间的和谐,以证明犹太教的权威。虽然二者互动并没有给两个社会带来真正的相互理解与宽容,但却为犹太思想向近代的转型和欧洲社会吸纳犹太思想创建近代文明提供了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