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西海域清朝海难船情况初探(1684-1881)

康熙解除海禁后,清船海难事故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频繁发生,朝鲜对漂到境内的清船积极予以救助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官方记录,成为研究清船活动的一个切入点,也为理解清、朝关系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认为,在宗藩体制下,朝鲜救助清船反映出清朝海疆管理的延续和扩展。清朝的出海政策、律令咨文、奖惩措施等都影响着朝鲜救助活动的具体实施;朝鲜亦通过诸多救助细节来表达其事大唯谨的政治态度,以巩固与清朝的关系,从而将救助清船作为经营朝贡关系的一项政治举措。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朝贡制度与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以16-19世纪的明清王朝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应称"封贡体系"较为周全。封贡关系的要义在于"事大"与"字小"。从中国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越南等属国关系看,朝贡制度也是双边贸易、文化交流、边疆管控以及司法合作的基本机制,而在属国遭遇国家安全危机时,作为"上国"的明清王朝也积极进行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援救行动。不过,朝贡制度旨在建立"上国"与"属国"之间的主从关系,各个"属国"之间并没有围绕"上国"而形成合作联盟。因此,它在近代难以抗衡运用条约体系的西方列强以及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     

试论1904—1905年奉天兵灾中上海万国红十会的活动

日俄战争以奉天为主战场,奉天人民遭受无妄之灾,生灵涂炭。为援救奉天人民于水火之中,一个非官方的救助组织——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应运而生。在上海万国红十会和全国绅商的共同努力之下,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赈济措施,援救难民于水火之中,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先河。     

从历史档案看雍正朝中琉难船互救关系

中琉难船互救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雍正一朝,清政府对琉球１起遇难贡船和８起飘风民船的积极救护与妥善安置,成为清代救助琉球难船有关制度的雏形。同时,琉球对中国飘风民船的救护也十分周密并近乎程序化。而且,以中琉宗藩关系为纽带,海难互救还惠及朝鲜等第三国。中琉难船互救是两国在宗藩封贡体制下密切和谐的善举。     

礼部、总署与早期朝美交涉(1866～1873)

清季以来,朝鲜对外关系逐渐由双边外交转变为多边外交。清朝的涉外机构礼部和总署不可避免地同时卷入了早期的朝美交涉中。朝鲜和美国都希望清朝能够出面帮助实现自身的外交目的。而礼部和总署均不愿过多干涉朝美纠纷。礼部不愿干涉的理由是传统的封贡礼仪秩序,而总署的理由则是以国家利益为转移,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与礼部争权之嫌。     

海难难民与当地官民的语言接触——从嘉庆年间漂到朝鲜、中国的海难事例看周边文化交涉的多重性

东亚地区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在前近代,通过这些海洋而进行的文化交涉中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帆船的存在,否则将无法描述相互之间文化交涉的情形。当然,航海去目的国并不是都能安全抵达,也有因风浪遭遇海难事故而漂流至异国的情况。这时,当局往往根据亚洲各国传统的救济方法,通过用这些海域各国共通的文字——汉字进行语言接触的方法之一的笔谈形式,调查海难的具体情况,厚待遭难者并将其送回本国。但是,也有的时候这种语言接触根本不能沟通。本文以语言接触时发生了困难的海难事例为中心,通过阐明当时双方进行语言接触的具体情况,提出一个在周边发生的文化交涉的问题。     

从《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论晚清宗藩体制之争议

通过分析《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作者认为清政府允许朝鲜开国,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朝鲜与西方诸国通商事务,拟定该章程,而朝鲜却想趁机变通旧制,谋求与西方诸国同样的平等地位。由于礼部暗中阻碍等原因,李鸿章的构想未能全部实现,只能单方面加重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监督朝鲜君臣的权力,但却让朝鲜更想脱离宗藩体制,寻求自主之路。《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的签订,并未真正强化中朝宗藩关系,反而种下了中朝两国冲突的隐患。     

略论《中韩通商条约》签订前后清与朝鲜的关系

清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始于清初,这种关系是清朝武力征服朝鲜后,迫使朝鲜与清朝结成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自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这种宗藩关系因清政府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帝国主义列强日益加剧对清朝和朝鲜的侵略而发生了动摇。１８９９年在俄、日的威迫下,清政府与朝鲜签订《中韩通商条约》,彻底解除了清与朝鲜的不平等的宗藩关系,确立了两国平等外交关系。     

清代朝鲜使团贸易制度述略--中朝朝贡贸易研究之一

清代中期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宗藩关系,朝鲜使团进行的朝贡贸易也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清代朝鲜使团的主要贸易形式是“八包”贸易,清朝给予朝鲜朝贡贸易最优厚的政策,朝鲜方面则对朝贡贸易进行多方限制,其中有“八包”定额、用银等制度,抑制了贸易规模的扩大。本对这些制度的形式、内容以及缘起、影响进行论述。     

试论清朝前期封贡体系的基本特征

本文针对学术界有人完全否定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观点,专门考察了清朝在与外国开展政治关系时建立朝贡制度的最初目的。我们认为,清朝所构建的朝贡制度具有谋求自身安全和边疆稳定的显著用意。与明朝相比较,清朝在处理涉外事务时在实际上已经摒弃了明朝二祖在海外世界扮演天下共主的理想,而专注于自身的边疆稳定和安全,使她的封贡体系具有周邻性和边疆防御体系的突出特征。而清朝将周邻诸国的朝贡事务分别安排于礼部和理藩院两个不同机构进行管理,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对朝贡事务所做的制度安排,一定程度上结合了相关国家和部落的民族特质,体现了清人处理涉外事务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东亚海域前期倭寇与朝贡体系的防控功能

14世纪中叶至16世纪中叶是东亚海域史中倭寇的活跃时期,学术界把14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倭寇称为前期倭寇。文章考察了高丽、明朝围绕前期倭寇,与日本南北朝以及室町幕府之间的交涉活动,认为高丽在14世纪后期与日本南北朝以及明朝之间,在倭寇情报和防范、解救被掳他国人口、帮助缉捕海洋犯罪逃犯等方面,开始有了初步合作。而到15世纪,随着明朝与朝鲜王朝、明朝与日本室町幕府之间封贡关系的建立,在防范、控制和打击倭寇活动方面有了进一步合作。因此,15世纪的朝贡体系曾是维护东亚海域秩序的重要机制。     

论19世纪末期在朝华官对中朝海洋贸易的贡献

19世纪末期中朝海洋贸易无论是从关税收入、贸易额还是商人数量上都呈现出繁荣的情况,而促使两国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这一时期在朝鲜的清朝官员无疑是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清代朝鲜使团与满族雇车业述论

清朝是中朝(韩)两国经济贸易最为活跃的时期,然而,限于史料的关系,以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其落后.本文主要依据韩国最近出版<燕行录全集>的史料,论述朝鲜使团和满族雇车业在中朝两国经济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就攻占朝鲜王宫并扶植傀儡政权,进而迫使朝鲜废除对华三章程,以及单方面终结对华关系,直到对中国开战后又迫使朝鲜成为其"攻守同盟",使得甲午战争实际上进一步升级为东亚范围的战争。到平壤战役及黄海海战失败以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了击退日军并恢复与朝鲜传统朝贡关系的战争目标,保卫本国领土遂成为清政府唯一的战争目标。到马关议和期间,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已然成为中日双方条约草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内容。甲午战争期间中日朝三国关系变化的上述结果,以及导致清政府战争目标变化的军事进展结果,遂通过中日《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一个法律事实。     

晚清中朝定期航线的开设背景及其影响

据1882年中朝之间签订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第七条,中朝之间正式开设定期航线。此定期航线对中朝贸易产生了压倒性影响。具体而言,此航线不但使中国能够奠定在朝鲜渗透经济的基础,而且对华商在朝鲜市场扩大商权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对,此航线在朝鲜商人中产生影响甚微。其结果,定期航线使两国贸易进入不平等贸易时期。     

简析古代日本对曹魏西晋王朝的朝贡

两汉时期开始,古代日本通过朝贡,纳入到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内。曹魏西晋时期,封贡关系进一步密切,古代日本频繁向中原王朝朝贡,中原王朝也首次派使者出使古代日本,这是以往两国发展史上没有的先例,开创了两国关系新的篇章。     

晚清中朝朝贡关系详考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五十多年间,中国与朝鲜的朝贡关系并未因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和中朝两国国内动荡而中断。朝鲜奉其事大主义,每年都如期向清朝遣节使进年贡和三节方物,且不定期向清王朝遣使谢恩、奏请、进贺、陈慰、陈奏、问安,同时进贡礼物。清政府也按例对朝鲜进行回赐与封赏,以示对藩属的优礼与体恤。这一时期,为应对时局变化和巩固对朝宗主国地位,清政府对维系形式和礼仪上的朝贡关系愈加重视,对朝贡往来的控制也愈加严格。中朝朝贡制度未衰而亡,甚至一度回光返照,极大地凸显了晚清东亚国际秩序变迁的错综复杂性。     

清前期中朝关系与“东亚”秩序格局

在"东亚"成为流行语汇的历史研究中,"朝贡体制"常被用作一个统摄性的概念使用。然而"朝贡体制"在清代,主要体现中国与朝鲜、琉球、安南等国的关系,其中尤以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并不覆盖"东亚"。本文通过梳理清代史料,呈现清代中国与朝鲜封贡关系的特点,其中包括敕封、给印、颁历、参与常态礼仪活动、日月食救护、赈济灾伤、常态互市,朝鲜人参与八旗等等,不仅凸显中朝关系近于中国与其他封贡国、无藩封关系的其他朝贡国之间的关系,更反衬出中朝关系与地处"东亚"而与清无邦交的日本之间关系的差别。由于中、朝、日在"东亚"区域的国际关系中皆具有重要性,前述考察提示,17至19世纪中叶的"东亚"国际秩序并非笼罩在任何单一制度化体制之下,"朝贡体制"或"朝贡贸易体制"不能涵盖该时代"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秩序格局,对相关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