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江飞仙阁道教摩崖造像

道教,是中华民族思想的产物。遗存在四川蒲江县飞仙阁的唐代道教造像,是道家化、宗教观用艺术表现手法,独特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道教石窟艺术。并且每一龛都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蒲江曾是“五斗米道”二十四治主簿山治所在地,位居该县的飞仙阁道教造像,宣示和阐述了信众们为长生、常乐而祈求改变命运的追求和愿望,从而使我们认识到：道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且是研究多学科的哲学,是历史的延续。蒲江飞仙阁遗存的道教造像。与蜀中各地遗存的大量佛、道石刻造像一样,充实、丰富了四川道教造像题材,从而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成都周边地区唐代石窟造像样式形成的相关问题

初唐时代,成都地区有着独有的佛教美术造像样式,而这种样式是承继南朝佛教美术、接受了西域美术的影响,构成了独特的成都样式。成都蒲江飞仙阁初唐石窟造像正是在成都样式和北方石窟寺文化交流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很多学者在探索唐初成都周边石窟样式总是从外来地区去寻找其源流,这种思维方式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索隋唐时代的唐代佛教美术样式时候,也许应该有成都样式这样的思维概念。     

川北石窟札记——从广元到巴中

1989年9月到12月,笔者一行六人在四川北部先后考察了广元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岩,剑阁鹤鸣山、环梁子,巴中南龛、北龛、西龛、水宁寺,通江千佛崖、赵桥崖、鲁班石、佛日崖诸石窟。上述石窟,恰当古代中原北方通往四川的秦蜀走廊所经之途,即由长安经汉中(褒斜道)至广元、绵阳、成都一线(金牛道)及汉中至巴中、通江西达川东一线(米仓道)。70多年前,法国学者色伽兰调查四川汉代崖墓、汉阙和广元、巴中石窟时,曾发现绵阳东北4公里平阳阙上,有南梁大通三年(529年)补凿的佛像,并据此推断,古代还有一条从建康到四川,联系南朝与高昌、柔然的通路,即由建康沿     

就“四川地区观音、地藏同龛”问题与肥田露美教授商榷

肥田露美教授《关于四川地区的观音、地藏并列像——兼论蒲江飞仙阁第38号龛的年代问题》一文中探讨了四川地区观音和地藏两位菩萨同龛的这一造像样式,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但是有些观点证据不足,故就这些问题与肥田露美教授商榷。     

试论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民族特色

佛教石窟寺艺术（ＣａｖｅｔｅｍｐｌｅＡｒｔ）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中国是世界上佛教石窟寺艺术最为繁荣和发达的国家。石窟开凿时间之长、分布之广、数量之众、规模之大,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甚至包括佛教及佛教艺术的故乡──印度在内。中国佛教石窟寺艺术的形式尽管是外来的,但它从一开始就不是印度五窟寺艺术简单的模仿或翻版,而是融会贯通,博采众长,不断创新,逐渐显现出自己的民族特色。本文将着重讨论中亚佛教石窟寺中雕塑、壁画艺术在我国东渐时逐步民族化的过程。佛教自公元前６世纪至５世纪在印度创立之后,在向世…     

四川石窟杂识

1981年10月和1987年4月,笔者两度入川,踏看石窟遗迹。一下广元(皇泽寺、千佛岩)、大足(北山、宝顶)和成都;二至巴中(南龛、西龛、水宁寺和北龛)、大足(石门山、石篆山、舒成岩)、潼南(大佛寺、千佛岩)、安岳(华严洞、毗卢洞、茗山寺、庵堂寺、千佛寨、卧佛院、玄妙观、圆觉洞和净慧岩)、资中(北岩、西崖、东崖、南崖和月仙洞),再经成都(龙泉驿)南下转寻云南大理剑川石窟踪迹。历时四月余,行经七个县市,调查石窟近三十处,始信四川石窟之丰富博大。四川石窟雕刻艺术之精,数量之多,堪称全国各省石窟之冠。据初步了解,全省将近五十个县市有比较集中的石窟摩崖造像,窟龛在十个以上的分布地点有一百二十多处。盛唐以后,正     

试论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的关系--兼论巴中与敦煌之间的古代交通

广元、巴中两地石窟造像在题材布局、窟龛形制等方面多有相似,但是两地造像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本重点讨论了导致这些差异的原因,认为传播路径的不同是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这提示我们在考察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时一定要充分注意它们的传播路径。     

巴中石窟龛窟形制及相关内容

巴中石窟分为隋、初唐,盛唐,中晚唐,宋至民国四个时期.巴中石窟的龛窟多为双重龛,外龛呈长方形,内龛有素面圆拱形龛、带纹饰龛楣的圆拱龛、佛帐龛三种形式.外方、内二重檐的佛帐龛存在于巴中石窟各个时期.盛唐时期巴中石窟精美的佛帐形窟龛与精湛造像相结合,形成了巴中石窟独有的艺术风格,被专家学者誉为——“巴中样式”.     

试论陇南石窟、石刻与陇蜀交通

法镜寺中心柱窟源于河西,对川北石窟产生影响,说明西和石堡为陇蜀大道所经。《新路颂》刻于唐初,其所在石峡镇坦土关即历史上北通陇右、西控仇池、南吞巴蜀的龙门戍、龙门镇或龙门关。佛爷台石窟窟形、造像与天水麦积山、法镜寺及四川广元、巴中石窟有联系,它的发现证明秦蜀古道与陇蜀古道在徽县汇合后,经姚坪翻越青泥岭入川。《新开白水路记》石刻表明,北宋嘉祐二年（1057）后,河池（徽县）至长举（治今白水镇）的道路绕开青泥岭,经白水峡至兴州（治今略阳）。     

南响堂石窟清理记

南响堂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鼓山南麓,是我国现存重要石窟群之一,属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5年8月,因南响堂石窟第6、第7窟顶部挡土墙即将坍塌,危及石窟的安全,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整修。1986年3月,在清理松动的砌石和积土时,发现第7窟的窟顶瓦垅和叠涩的正脊尚保存完整。为了对石窟进行全面、彻底的保护,决定拆迁压砌在石窟顶上清代晚期建造的7间"靠山阁"(图一);清除第3至第7窟顶部的全部人     

湖北秭归望江古墓群发掘简报

湖北秭归望江墓群是三峡库区一处以晚唐北宋为主并可早到六朝前期的墓群。墓群以小型土坑墓为主,并有少量土洞墓,中型墓均为砖室或石室墓。瓷器是望江墓群的主要随葬品,器形包括碗、罐、壶等十多种,并有青、青白、黑、白等多种釉色,分别来自湖南长沙窑、武昌青山窑及四川地区的窑场,表明中唐以后迄宋代,三峡地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与外界的经济化交流已很频繁。     

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

据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在重庆市范围内尚存有元、明、清时期佛教摩崖造像200余处,其中元代造像4处,明代造像60余处,清代造像180余处。这些晚期造像主要分布在重庆大足、潼南、合川、江津、荣昌、南岸等25个区县(图一),是研究唐宋之后石刻造像的珍贵材料。很久以来,由于晚期造像一直不被研究者和文物保护部门重视,许多造像     

色诺芬史学二题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希腊史》是希腊城邦危机时代的产物。这样的历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对历史事实的取舍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主要有: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是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对经济史、政治史、战争史、社会生活史等均有独到的分析和阐述;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也有重要贡献。当然,色诺芬史学也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     

四川震后文物抢救保护周年记

“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距离我们有近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失去的家园在重建,损毁的文化遗产在抢救保护。作为重灾区,四川省8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814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受到不同程度损毁。     

浅谈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

巴中石窟中的观音菩萨造像窟(龛)多达100余处。巴中石窟可分为四期:即隋末初唐期、盛唐期、中晚唐期和宋及以后时期。初唐、盛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多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二天王组合及"西方三圣"和"西方净土变",药师、观音、地藏等组合形式,观音菩萨单身像龛还很少。但是到了中唐以后,观音菩萨的单身像以及以观音菩萨做主尊的造像就多了起来。唐代是巴中石窟观音菩萨造像内容最丰富、数量最多的时代,特别是中晚唐时期,观音菩萨造像达到了鼎盛。     

再造“西北”:民国时期旅外学人对西北形象的重塑

民国时期,西北在国人的眼里具有双重性,部分论者包括在西北任事的一些外省籍人士认为西北是一蛮荒之区,这种负面评价在当时颇有市场,西北的旅外学人对此甚为反感,撰文驳斥。由于旅外学人处于建言地位,且某些言论和行为触及了统治者的利益,不被当权者重视甚至被封杀。不过旅外学子信守知识分子的弘毅使命,勇敢揭露故乡黑暗统治,向外界告知西北真实情境,不遗余力为桑梓献言献策等举止,为民国时期乃至后来西北形象的重塑和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

冷战主宰了20世纪后半期的国际政治。在后冷战时期,许多国家的学者利用新获得的档案资料来仔细考察和重新评估冷战史。自从冷战国际史项目于1991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建立以来,冷战国际史这一概念,已经被广为接受。根据相关英文文献,对过去十年美英两国冷战史研究新发展、新动向以及冷战史研究现状,做一总结归纳。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美国的主要冷战研究中心、研究冷战的资料来源和新的研究方法、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介绍、英国冷战研究概况等。     

维摩诘“隐几”图像考

通过对隐几正名、形制和源流的考定,可以认为隐几是顾恺之所创维摩诘像的重要标志。南北朝时期,南方维摩诘"隐几"图像传至北方地区,并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图像异变现象。北朝后期,隐几渐趋成为道教老君像的图像标志,并一直延续至唐宋以后。     

江苏丘陵区不同类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效益分析——以盱眙县为例

本文分析了江苏省盱眙县发展生态农业的主要模式:立体种植型、观光生态型、规模开发型、庭院生态型,农林牧副渔综合型。着重研究分析不同类型生态农业模式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社会效益。指出低山丘陵区生态农业建设,要充分考虑山区生态环境的复杂性和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要因地制宜,实现从生态环境资源化到县域经济生态化,树立全新的观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是丘陵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