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唐贞休世系再考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唐贞休家族世系有误,尤其是唐贞休以上的世系存在很大程度的错误,从清人洪颐煊开始,罗振玉、岑仲勉、赵超等前贤令人均不同程度的关注此问题,且不断利用传世碑刻资料进行考证.根据最近出土的《唐逊墓志》,我们根据志中所载的世系,可以再次梳理唐贞休家族的世系.     

长安高阳原出十唐班繇及妻李氏墓志探考——对《元和姓纂》中“扶风平陵班氏”的几点补正

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街办配合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基建考古中,发掘出土《班繇墓志》一方,并采集到唐大和五年《班繇妻李氏基志》一方一两方基志内容表明班繇系班宏第五子,不仅对研究班宏之子嗣、联姻及其家族葬地多有帮助,而且为解读《元和姓纂》中有关扶风平陵班氏和班宏子嗣的记载提供了新的资料     

唐代循吏类别研究——以《新唐书·循吏传》为例

《新唐书·循吏传》记有循吏十五位,加上附入传者共二十五位。本文在简要分析其立传意义及循吏辈出的政治背景的基础上,举典例对这些循吏的事迹进行分类归纳,从而重现循吏的形象,探究他们使百姓不忘、君主常念、后世景仰的内在原因。     

唐代宦官研究二题——以《唐姜子荣墓志》为中心

新发现的《唐姜子荣墓志》系一位获谴流贬泰陵的左神策军宦官墓志。此前,唐代宦官获谴配陵的深浅轻重,未见明载,配陵之外还有哪些惩罚性管理措施,也不得而知。经过系统比较才发现,宦官配陵经常是数罚并用,但配陵之罚为主刑,介于徒刑和流刑之间,为管理宦官较为独特的处罚手段。但在宦官政治时期,对于宦官主政掌军肆意妄为的局面,并未发挥出具有震慑力的作用,相反以宦者任使成了神策军丧失民心的原因之一。     

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以两《唐书》用词为中心

本文从两《唐书》中“士大夫”一词的使用及其意义入手,认为“士大夫”一词在唐初多指门阀士族,后来主要指称“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士大夫在唐代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和要求。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是“士君子”。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     

唐代旅游资源结构与分布研究——以两《唐书》列传人物旅游活动为中心

本文以《文渊阁四库全书》为基础数据,考查两《唐书》列传人物旅游活动所涉及的旅游资源,以国标GB／T18972—2003作为分类标准,建立唐代旅游资源基础数据库,统计分析唐代旅游资源的结构与分布。结论认为：唐代旅游资源以人文旅游资源为主,佛塔寺观、山岳型旅游地、楼阁亭台是唐代最主要的旅游资源。唐代旅游资源主要分布于政治、经济、文化、旅游中心等地,并有沿主要交通线分布的特征。大多数旅游资源分布于基本经济区内,并有较强的内陆集中性。两京地区、吴越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都地区和永州一桂州地区是唐代五大旅游资源富集区。封禅线沿线地区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唐代两大旅游资源带。     

晚唐博州城、坊、乡、村考补——以聊城新出唐代墓志为中心

晚唐博州为魏博节度使治下腹地,然关于当时博州史料记载无多。今聊城绳张墓地新出唐代墓志,其于晚唐博州城之位置、内外聚落及官道、河流与湖泊等历史地理信息记载颇多。本篇译释志文,结合考古发掘材料,对博州城地理位置,城、坊、乡、村分布及相关信息作考证、补充,并纠正史料记载之讹谬。     

《永乐大典》引录文献方法考略——以《周礼》为中心

《永乐大典》广泛引录宋元古籍,具有重要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但《永乐大典》引录古籍并非全部引自原书,以《周礼》为例,今存《永乐大典》残卷引录《周礼》301条,其来源有二：一是以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本《周礼疏》为底本进行抄录;二是部分条目转引自《太平御览》《文献通考》《玉海》《韵府群玉》等明代以前政书、类书中主题相同或相近的条目。同时,《永乐大典》也对引录的文献进行简单地连缀、改写等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又增添了新的讹误。因此,在使用《永乐大典》时,需要首先对其引录文献之来源与方法进行辨析。     

晚清海盗述论——以《申报》为中心

本文利用《申报》资料,勾勒晚清海盗的基本情况,以期丰富与深化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晚清时段各地均有海盗出没,他们横行海上,杀人越货,绑票勒赎,有时还上岸抢劫,对抗官兵,导致商旅裹足,外国插手,对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官府与民间分别采取各种对策以应对,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根治海盗依旧任重道远。     

《春秋》观发微——以《春秋》经传为中心

通过对《春秋》书法体系的分析可以认定,孔子思想似乎包含有某种真实性观念,但绝对没有任何客观性意识。天人有序、中外有别、褒贬有道、隐讳有法、修辞有术这五个命题,总体性地否定了中国史官文化产生客观性意识的任何可能。     

《全宋诗》补遗50首——以佛寺志为中心

佛寺志为记载一地、一山或某一佛寺的佛教文献,中国现存佛寺志数量非常多,佛寺志保存的艺文资料也难能可贵,许多《全宋诗》未收的宋代诗歌赖以保存,其中不乏王禹、范仲淹等名人的作品,辑录考辨这些诗歌,对研究宋代文学大有裨益。     

从通婚的变化看唐代入华粟特人的汉化--以墓志材料为中心

婚姻关系是社会发生及组织之渊源,每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最容易在其婚姻现象中表现出来。不同民族间 的通婚,既是民族融合的基本前提,也是民族融合的标志。唐代出现的大量入华粟特人同汉民族之间的通婚现象,鲜明 地反映出入华粟特人汉化的渐进趋势。本文以墓志材料为据,论证了唐代出现的这种现象及其特性。     

北宋东京城的夜市——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的研究

东京城作为北宋都城,是当时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社会经济繁荣,工商业发达,文化昌盛,人口众多,加之打破了唐代都城封闭的坊市布局,废除了夜禁,城市生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获得了较大的自由,东京城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本文以《东京梦华录》为中心,辅以其他文献资料,对北宋东京城的夜市做一个浅析。     

《拈花微笑图》像主及其唱酬活动考——以《申报》为中心

任伯年于1880年绘制的肖像画《拈花微笑图》的像主,一直被学界误认。在目前可见的任伯年相关出版物中,无论画册还是学术著作,皆未经严谨考证而将此画的像主当作“张益三”,实则不然。以《申报》为中心展开考察,笔者发现《拈花微笑图》像主实名吴溢（1851～1881）,字益三。吴氏主要活动在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尤擅诗词,在《申报》上留下了大量作品。通过整理、分析吴溢及其友人唱酬的诗词,我们发现吴溢是一位“耽花嗜酒爱吟诗”的情痴、才子,并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认可。缕析他的唱酬活动,可管窥19世纪下半叶上海的文坛、艺界风气、好尚、审美和社会风情等,也补充了任氏的交游圈。     

宁波海文化探析——以宝庆《四明志》为中心

宝庆《四明志》成书于南宋宝庆年间,因质量上佳被历代学者推崇.在南宋时期,明州府作为南宋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著名的市舶司便设置于明州.而宝庆《四明志》中有相当多的关于宁波海文化的史料,记载了明州的海产、海道、水文、风候、造船场,亦记载了宁波市舶司的设立经过、渊源以及抽解制度与具体施行方法,不同于正史的记载,宝庆《四明志》...     

《艺文》杂志与太平洋战争——以1944年为中心

1942年1月,在伪满洲国弘报处的安排和支持下,作为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喉舌和宣传工具的《艺文》杂志发刊。至1944年6月,太平洋战争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为了配合南方的侵略战争,扭转颓势的战局,重新易主出版社的《艺文》杂志,其编辑方针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四库全书》与清代国家意识形态考论——以忠节观为中心

清廷纂修《四库全书》,不仅是一个文化工程,还是一个思想文化整合工程,是清朝推行文化与思想统治,塑造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忠节观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有必要进行深入阐释.明确清代国家忠节观的内涵,归纳出清廷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塑造国家忠节观的途径.借以呈现清廷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推行文化统治的不懈努力.     

类书与科举的互动交融——以敦煌写本《语对》为中心

敦煌写本类书《语对》是一部类语体类书,其骈体对句的行文体裁满足了科举考试中诗赋创作的对偶需求,精于事典的文本内容多来自正史、《文选》等科考教材,以类相从的编纂体例利于意象的累积与文章的快速生成,这都使得《语对》不再只具有蒙学意义和文学属性,更是科举考试中的利器。《语对》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考察的知识之间有着高度统一,《语对》中既收录有科举考试的题目,又有考生在科举考试答卷时可用的典故,起到了对知识的承载和传播作用。《语对》与《策府》同为举业用书,两书所共有的知识是撰者们为迎合科举考试所辑录的先贤治国、齐家、修身的典故,随着这些举业用书的流传和使用,选官所需的廉政爱民、孝悌仁爱、勤学修身等品质也就逐渐成了士子的价值取向,从而潜移默化的实现了对他们的人格塑造和道德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