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为何要杀杨虎城

张学良拒谈杨虎城 我是替我父亲去看张学良的,也算是完成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杨拯民是祖父的长子,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1982年来到北京的引路人就是我父亲.张闾蘅曾告诉记者:“我到大陆的时候,找到了杨拯民,他让我转达对大伯的问候.后来大伯说想见吕正操、万毅.杨拯民就把我引荐给他们.” 张闾蘅和我的父亲,张、杨二人的第二代就这样联系上了.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父亲与正安的不解之缘

1991年11月18日上午,我在地区文联接到正安县政协的电话,得知父亲病危,即与妻儿和二弟一家赶往正安.当晚我守在父亲身边,他什么话也不说.第二天早上,父亲平静地"走了". 父亲的灵柩安葬在上坝,多年后来迁至遵义南山公墓,与我母亲的墓相邻. 民国时期,父亲曾在军政两界任职,任过正安、赫章、大定(今大方县)、普安等县县长...     

生命之光——省政协六届文史委主任李蓼源先生纪事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生得一忘年交,足足矣!李蓼源先生古稀,长我二十有余,交往又甚深,自然算得上忘年交.可以说,这许多年来,受先生的教诲,其收益全在我的长进之中.结识先生,说不上偶然,因为他就住在我父亲的楼上,父亲有惺惺惜惺惺癖好,常由衷赏识他的同僚蓼源先生.我就是从父亲那里知晓先生传奇式经历的,也是从父亲那里了解到父亲为先生入党之事招致非议.我向来求知若渴,说不上在哪个时辰,悄然拉开了与先生交往的序幕.     

我的父亲唐振常与《大公报》

大公报百年诞辰,是可喜可贺之事.可惜我的父亲唐振常已于今年1月27日逝世,不能参加这一盛会了.近日翻阅父亲生前所写文章,连带忆及平时所谈往事,写就此文.略有所感,兼而述之.     

我的成长之路

我于1946年在武昌出生,父亲是台湾人,母亲是小学教师.1948年父亲回老家台湾彰化探亲.从此,他与我们天各一方,一别就是40年,直到1987年才得以回大陆探亲.40岁的我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怀念我们的父亲谭维四

谭白英:永远怀念严厉而慈祥的父亲 父亲谭维四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爱和精神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父亲对我们姐妹俩的爱是藏在心底的,从来不说出来.我们小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抱过我们,因为他没时间,上班下班脑子里全是工作,经常是饭吃了一半,有工作要处理放下碗就走了.他是一个为工作拼命的人,编钟发掘出土后突发脑溢血差点丢了命.外婆...     

难忘的岁月

光绪十六年(1890)年农历十二月初三, 我出生于无锡胡埭西溪大听上一个贫苦的百姓家庭. 我的祖母在我父亲两岁时就去世了, 祖父在我父亲十四岁时在逃难的路上突发急病而亡, 父亲在本村村民的帮助下把祖父安葬在异乡义塚,尸骨都没能带回家.     

多重角色的文艺女兵

人物名片:毛志红,江夏区政协常委、区委宣传部二级调研员、区文联主席. 在北京,我跟随军人父亲在部队大院度过了一段快乐的童年时光.父亲博学多闻,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我经常站在他身边一边研墨,一边欣赏.我10岁那年,父亲转业回到家乡江夏(当时的武昌县),进入宣传部,成为一名文艺工作者.那是改革开发初期,我们回到这个"君子...     

黄炎培与毛泽东

父亲黄炎培辞世三十七年了.他从一个前清举人,成为共和国开国时的副总理,可谓一生传奇.在旧社会,父亲长期埋头办学而不肯作官,两度坚拒不就全国教育总长;他靠发行股票、社会集资,主持修建了上海浦东第一条铁路;抗战后,他结识了周恩来等,开始了与共产党人的长期合作;他与毛泽东主席的延安谈话,被称作"黄氏周期率",至今被人不时提起,发人深思.他与孙中山结识,同袁世凯周旋,被蒋介石先通缉后引为上宾最后杀掉儿子.父亲与我共同生活了十九年.多年来,我一直着力父亲历史的追寻,虽然那段历史已经远离,虽然我国已跨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改革开放的新纪元,但父亲几十年中所经历的被捕、逃亡、通缉,历经艰难和曲折,始终坚韧不拔、百折不挠、不改初衷、又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对于后人,对于在改革开放中从事新的奋斗的中华儿女,或许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脚踢蒋介石”系演绎——被误读的父亲刘文典

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少谈个人的事情.我知道的一些事情,都是父亲过世后母亲告诉我的.这几年,我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还有他在“反右”期间写下的两份检查,对他的了解又多了一些.     

父亲和黄敬

我的父亲王林和黄敬并肩战斗一生,是平生知己.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是青岛大学(简称青大)党支部书记,看中像"花花公子"的黄敬,培养和介绍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已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的黄敬却为父亲恢复党的组织关系.     

父亲在战争年代

我叫盖建军,今年80岁了,出生在河北省平山县东大吾村,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政法学院.一直以来,对父亲在战争年代的往事,我没有刻意研究过,只记得孩童时期大人们说起的父辈打鬼子的惊险故事.近日,偶然看到解放军干部履历档案中有关父亲的记载,我才感觉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太少了.如今我已到日暮之年,感觉很有必要去回忆整理有关父...     

张宗麟与梁漱溟、李公朴、陶行知

一只破旧的木箱,一条粗布缝制的马褡子(搭在马背上的褡裢),这就是父亲张宗麟存放各种文件记录的仓库.木箱已历一个甲子,满是磕碰的刻痕;马褡子也用各种颜色的布头打了许多补丁.但它们一直跟随着我父亲,由延安辗转至北京.无论在敌人的炮火中,还是在偷越封锁线的艰险中,虽经屡次轻装,而父亲宁扔其他衣物,决不扔掉它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和母亲冒着挨批斗的危险,设法保护它们躲过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毒手.这些记录是历史的见证,现摘出部分缀连成文,以飨关心中国历史的同好者.     

父亲洪志贤二三事

我的父亲洪志贤,原名洪长益,1922年出生,台湾省台北市人.早年他从台湾到日本攻读医科学校,后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抗战时期定居武汉.父亲是儿科医生,在武汉先开了个家庭诊所,50年代末他进了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仍然是儿科医生.1983年他逝世于武汉.     

我和辛亥革命的缘分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一、父亲与凌容众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     

母亲的牙托

父母亲是在我读初中时离异的.原因是人到中年的母亲患了更年期综合征,特喜欢唠叨,且事无巨细都要管,父亲劳累一天回到家耳根却没有片刻清净,以至于父亲一听到母亲唠叨的声音就会害怕.一次吃晚饭     

汉口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一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我当时只有10来岁,凭我的记忆,记述一下当时武汉热烈庆祝的情景用以反映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日的决心和信心.当时我父亲舒少南是《武汉日报》摄影记者,自己也办有“武汉新闻摄影通讯社”,肩负着宣传抗日的重大责任.通讯社设在汉口泰宁里,与《新快报》隔壁,该社社长万克哉(后万去台湾,居台北,已去世)与我父亲十分熟悉,事先把消息透露给了我父亲.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就带上我,上街去边看边走,边拍那     

赤诚铸就诤友情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我于1920年11月出生于安徽合肥,父亲李少川出身名门望族,家族里有很多人在满清政府做官,唯有父亲一人背叛封建家庭,早年投身于辛亥革命,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父亲与王亚樵、王传柱等在合肥举旗响应,宣布庐州独立,成立庐州军政分府.之后,无论是二次革命,还是护国、护法,无役不从,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不计名利,不避风险,所以很受革命党人敬重.     

郝梦龄:中国首位抗日殉国军长

看到父亲撕碎的遗书 郝慧英说:“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最长,其他弟妹都还小.1930年中原大战后,父亲兼任郑州警备司令,把我们都接去了.从我记事起,此后的半年是与父亲在一起的最长时间.”但这段阖家欢乐的时光在郝慧英记忆里并没有1937年那个夏天印象深刻.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郝梦龄正在去陆军大学学习的途中.得知消息后立即返回部队,请求北上抗日.他在报告中说,“我是军人,半生光打内战,对国家毫无利益.日寇侵占东北,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现在日寇要灭亡中国,我们国家已到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们应该去抗战,应该去与敌人拼.”经过再三上书请缨,国民政府批准他由贵阳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