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

作为经历“文革”全过程的过来人,如果有人问我,“文革”中最大的冤案是什么,我会这样回答：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最大的冤案是抓“走资派”。因为在这场运动中,除了毛主席钦定的屈指可数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几个人（这几个人也会随时被踢出“无产阶级司令部”）外,     

“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

贺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忠于革命,功勋赫赫,一生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在“文革”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贺龙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不屈的斗争。最终被残酷地迫害致死,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桩大冤案。但历史最终对他作出了公正的评价。欲知详情,请惠阅《“文化大革命”中的贺龙》一文。     

打开“六十一人案” 平反缺口的传奇将军

在“十年动乱”中,有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这个冤案涉及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甚至牵连到一些革命先烈。本来这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又把这桩案予翻腾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打开“六十一人案”平反缺口的传奇将军

一封申诉信惊动了中央高层领导在“十年动乱”中,有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 就是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这个冤案涉及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甚至牵连到一些革命先烈。本来这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打击老干部,又把这桩案子翻腾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 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原西藏军区副政委(少将军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其梅同志就是其中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在轻工业部工作)向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信中称：她被下放干校劳动,十年没有分配工作,孩子不能     

康生与延安“三大特务案”

康生在延安时期一手制造了三起政治冤案。这三起政治冤案比之此人在"文革"中制造的政治冤案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朱偰：不应被遗忘的“两京”研究专家

朱偰先生是留学欧洲取得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却由于拳拳的爱国之心,迷上了北京、南京“两京”的宫苑城垣研究,硕果累累,泽惠后人。可惜的是,为保护古城面貌,他敢于出头反对拆毁古城垣,终被打成“右派”,更招致不公平待遇,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十年动乱后,他的冤案自然得到昭雪,而他的事迹也应为世人广泛地宣传。     

“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

共和国大将罗瑞卿深受毛泽东的器重,被人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然而就是这样-位备受毛泽东信任的高级将领,却被林彪捏造罪名,诬陷迫害,在"文革"前夜首当其冲被打倒,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大冤案。《"文革"前夜罗瑞卿蒙冤内幕》一文介绍了其中的来龙去脉,资料翔实,发人深省。     

三个“胡风分子”的坎坷命运

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文艺界有几十位著名作家和诗人被打成“胡风分子”锒铛入狱,有的死在狱中,有的精神失常,不少家庭惨遭不幸,全国受此案株连者达2000多人,至今健在的已不多了。笔者将熟悉的三个“胡风分子”的坎     

“文革”时期合肥二轮窑劳改纪事

正"文革"期间的1972年2月10日凌晨,寒风瑟瑟。蚌埠市看守所数十名"已决犯"(即已宣判后的犯人)被一一点名到大门旁的院内集中,我因"现行反革命"冤案也是其中一员。被长期监禁的人都极为敏感,当即便预测到将要押解远行了。果然,当带队干部宣布"注意事项"后,便开始发放大饼作为路上干粮,有的人发给2     

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

1931年春天,闽西苏区在当时共产国际错误指导及中共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肃社党”的狂潮,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被控为“莫须有”的“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遭整肃。据不完全统计,有6350人命丧荒野。而制造这场冤案的主谋也在后来纠错中被冠以“社民党”罪名被处决。详情请看《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一文。     

赵健民冤案的教训──《康生与赵健民冤案》序

丁龙嘉和听雨合著的《康生与“赵健民冤案”》这本书,是很有可读性和教育意义的。它既不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它写的全是真人真事,是名副其实的真实纪录,是当之无愧的一部信史。正如中共云南省委原书记张铚秀为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赵健民“这一特大冤案具有典型性,它将党的‘左’倾错误、政治体制的弊端、传统文化的糟粕,以最集中的形态裸露于世。解剖这一冤案,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过去、建设现在、把握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个大冤案,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文革”十年浩劫中许多冤案中的一个实例。正如张铚秀所说…     

福建地下党冤案平反的一波三折

一、地下党冤案的由来1977年8月,福建省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时,清查到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国璋,泉州地委副书记许集美的问题时,有人认为他俩原来都是闽中地下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遂对这个组织的其他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政治历史问题,莫名其妙地进行了“专案审查”。1978年6月13日,福建省委以《闽委〔1978〕综字62号文件》向中央报告,“现已基本查明：在全案审查的二十五人中……原闽中地下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完全是被国民党特务所控制,其主要负责人黄国璋、许集美、林汝南（已故,原闽中特委副书记,解放后任省教育厅长）等人都是…     

李锐反“左”文选

1957年至1978年20年来,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至十年“文革”灾难。建国之后,肃反发展到以言治罪,以思想划分阶级;1957年前后反胡风,反右派,反地方主义,尤其反右,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内中多为高级知识分子与精英人物;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如山冤案,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     

廖运泽与许光达大将的风云之交

1968年秋,正值“文革”高潮时期。南京玄武湖畔百子亨17号那幢米黄色旧洋楼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在黄永胜、叶群控制下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专案人员,他们要求户主廖运泽写一份材料,证明林彪副统帅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廖运泽出于尊重历史考虑,拒绝了这个荒谬的要求。     

手榴弹和411——我所经历的“五七事件”

1968年5月7日,贵阳城中心手榴弹爆炸,数百名知青受到牵连,有的被逮捕拘押,有的被办学习班,这就是在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五七事件”。当时,我也被拘押,失去自由,经历了人生难忘的一课。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谢富治这个人

谢富治是开国上将之一。但在“文革”开始后,谢富治因抢先把“靶子”对准邓小平而“立功”,受到江青的重用。此后身为公安部长的他,参与制造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及“二月逆流”事件,又炮制了《公安六条》,并公然提出“砸烂公、检、法”的口号等,破坏了正常社会秩序,造成大量冤案、成为林彪、江青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之一。请看《谢富治这个人》一文。     

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

1957年的反右,给文艺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其中有一个长达30余年的“二流堂”冤案,主角吴祖光及一些文化人被莫须有地扣上“‘二流堂’反党小集团”的帽子,定为“反革命右派分子”,惨遭斗争和迫害。“二流堂”不过是当初一群文化人的戏言,如何成为“反党小集团”的,又有哪些“反动罪行”?《吴祖光与“二流堂”冤案》一文重新梳理了这段历史。     

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

前不久出版的《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一书,书中披露了《中央专案小组第二办公室序列和审查对象登记表》,表中还列出了十个专案组的序列,该书作者并说:“名单是很完整的,可我只记下我知道的和我关心的人”。(以上引文见该书188—199页)。时至今日,那场号称是“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已过去20多年,人们对“文革”中的“专案”一词也已感到不那么好“理解”。这恐怕是人们对有关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知道很少,见到比较全面、准确的材     

牛汉的『汗血斋』

牛汉,这位19岁就以《鄂尔多斯草原》引起文艺界注意的诗人,生活却和他开了太多不愉快的玩笑:1955年因蒙冤案,与绿原、冀汸等“七月派”诗友一道被打成“胡风分子”;“文革”中,从1969年9月到 1974年12月,又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只身一人下放到鄂南向阳湖劳动改造, 他的妻子吴平原是铁道部的干部,后也被“轰”出北京城,调到汉口铁路中学,一儿一女分别在北大荒当知青和甘肃当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