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山墓地曾国铭文青铜器研究

叶家山墓地是一处重要的西周早期墓地,墓地出土了曾侯谏、曾侯等大量铭文青铜器,为确定墓地性质和布局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叶家山墓地曾侯铭文青铜器也表现出复杂性,同一曾侯所作之器出现在不同的墓葬中,同一墓葬也出土不同称谓的曾侯青铜器,同时,曾侯所作的成组青铜器与最终随葬的青铜器组合也有较大区别。本文根据叶家山墓地带曾侯铭文的青铜器,试图解析一些曾侯级墓葬的墓主,并讨论墓地的一些青铜器组合方式及其意义。     

殷墟妇好墓主身份辨——与张素凤、卜师霞商榷

笔者不赞成<也谈"妇好墓">一文,把青铜器铭文"妇好"解释为精魂借助的托魂树,具有通天地的巫术功能,从而提出"妇好墓"墓主不是商王武丁配偶而是神职人员--巫觋的学术观点.从青铜器铭文解释、商代青铜礼器判定标准、祭祀者与受祭对象、甲骨文中的妇好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带"妇好"、"司辛"、"司母辛"的青铜器铭文等方面看,妇好墓墓主是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妇好.     

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盉岙铭文

山西翼城大河口2002号墓出土的鸟形盉,盖内有长51字的铭文,内容为器主乞关于遵行君命的誓言,表明自己的谋画如系私自策划,不合君命,甘受刑罚。这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首见,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     

古盏小议

一九七六年初,随县东郊义地岗出土了一件自铭为“盏”的三足青铜器,这对于我国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也对随县擂鼓墩1号墓中出土的短三足鼎式器的定名有启发作用,故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并略加小议。一一九七六年元月中旬,我馆同志去随县     

舒城鼓座铭文初探

一九八○年九月,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出土一件青铜鼓座,器壁的上口外沿和下口外沿铸有铭文,约一百五十余字。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个有铭鼓座。在安徽出土的青铜器中,从铭文字数来说,仅次于一九五九年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由于铭文锈蚀过甚,很难通读。但从约略可辨的字句中,尚可得到一些与此器有关的人、地、时、事等信息,不失为研究徐、楚文化的一项宝贵资料。本文拟对几个问题作初步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黎城西关M7、M8出土铜器铭文及有关问题

在对山西黎城西关墓地M7、M8两座墓葬出土青铜器铭文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对该墓地出土的仲考父盘等及传世的齐侯壶（洹子孟姜壶）铭文的释读和理解提出一些新的见解。M8出土的青铜器风格特征较近,年代应相近同,系M7墓主仲考父生前所作,年代略早于M7出土的仲考父盘等遣器,也早于墓葬即M8的年代。M7墓主楷侯宰吹（楷宰仲考父）与楷大司徒仲车父、楷大司工尚倮等皆任要职,其身份或皆系楷国公室,恐非如简报所云为士一级贵族。     

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

截至1994年10月,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普侯地的最后5座晋侯及其夫人墓已清理完毕。这5座墓,M33时代在西周孝、夷之际,墓主为晋侯“僰马”;M91、M92时代在周厉王之世,墓主为晋侯“喜父”;M93、M102时代为春秋之初,墓主为晋侯“仇”。墓中的随葬品极为丰富,青铜礼乐器、玉石器琳琅满目,不少青铜器上铸有铭文,为探讨晋国君主的世系、西周时期诸侯的葬制、葬俗、乃至青铜器、玉器的研究,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宝鸡戴家湾出土的用征器及相关问题

本文对宝鸡戴家湾墓地出土的两件同铭器用征尊、用征卣的铭文"用征"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西周早期器,较短的铭文与当时的征伐类铭文不符,应作为"用于远行"之意,因此,此二器是最早有征行铭辞的青铜器,而出土此二器的墓葬应属于以鲁侯熙墓为主墓的第三代墓葬群,时间为西周早期后段。     

丹徒北山顶舒器辨疑

江苏省丹徒县谏壁至大港一带沿江,从50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带有南方特色的青铜器,烟墩山的宜侯矢簋,上有铭文百余字,曾引起考古界研究兴趣。近来在北山顶又出土了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钟、鼎、缶、矛上均有铭文,它对我国东南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对这批青铜器铭文的考证,先后有几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周晓陆、张敏先生的《北山四器铭考》(以上简称“铭考”),认为是吴王余昧墓,“尸祭”缶是吴器,盖上铭文是吴国四王的世系,矛是“余昧”矛,钟、鼎是属徐器。一是商志(?)、唐钰明先生的《江苏丹徒背山顶春秋墓出土钟鼎铭文释证》(以下简称“释证”),主要考证该墓     

长子、中子和别子

河南鹿邑太清宫墓葬中,青铜器铭文显示,墓主自称“长子口”。作者由此次发掘的铜器铭文入手,结合历史文献,认为商末周初铭文中的“长子”为首子或元子,“中子”为支子,“北子”即“别子”,也指支子。     

燕侯旨鼎铭文与周代的朝见礼

燕侯旨鼎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器内铭文记载了燕侯朝见周天子的史事。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关朝见活动的记载很多,是研究周代朝见礼的重要资料。     

再谈■巢编镈及其相关问题

巢编镈是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1995年在发掘江苏省邳州市九女墩遗址2号墩时出土的,一组6枚,铭文表明器主巢乃吴王的玄孙,是吴国的贵族①。巢编镈的出土,无疑为吴越青铜器研究又增添了一份有价值的资料,但由于铜器铭文的刻写存在着漏字、讹误现象,以至于在讨论器主的身份及所属国族时出现了多种意见,对于这些     

论山彪镇一号墓的年代及国别

山彪镇一号墓在1935年发掘,郭宝钧认为是战国晚期魏国公子的墓,但学术界说法不一.我们对两件有铭铜戈重新检视,认为错金鸟虫书戈铭文应释为"玄夫铸用之(國)",习见于春秋晚期;周王戈铭文因为误剔,以至周王的名字无法辨认,我们在显微摄影协助下还原其误剔过程,论证器主应是"周王叚".周敬王(前519～前476年)名"丐",字"叚",正符合春秋时人名字意义相因之惯例.山彪镇一号墓青铜器风格一致,以器形纹饰与侯马铸铜作坊出土春秋晚期青铜器作对比,我们认为两者都是晋国国力兴盛时期的作品,不至晚到三家分晋时期."周王叚戈"赏赐时代不晚于敬王逝世的前476年,受赐者入葬年代应不会晚于这个年代太久,山彪镇一号墓的时代应在春秋晚期,墓主应是晋国大夫级的人物.     

枝江百里洲铜器组年代与文化特征补略

枝江百里洲铜器组,属楚系低等贵族墓随葬品,关于其年代学界有属春秋早期、中期等认识。本文通过对比相关考古资料,结合楚系青铜器研究成果,认为这组青铜器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前段,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50年左右。该器组器类组合、器物形制、纹饰风格、铭文字体等均体现出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从而可见春秋时期楚文化发展的概貌。     

试论太原金胜村251号墓墓主身分

太原金胜村251号墓迄今尚未发现铭文、简牍等文字资料,缺乏判断墓主身分的确切证据,笔者试从此墓地理位置、棺椁制度、随葬器物以及车马殉葬坑诸方面的分析入手,对墓主身分作初步判断,求正于方家。一、墓葬的地理位置金胜村251号墓是一座春秋晚期的积石积炭大型木椁墓,墓中随葬的青铜器绝大多数具有典型的晋文化特点。此墓东南3公里是东周时期的晋阳古城。根据时代与器物特征,此墓与古城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晋阳因建于晋水之北而得名。其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497年,《春秋》定公十三年:     

霸国墓地出土铜器零释

山西翼城大河口1017号西周墓出土了大量具铭青铜器及其他器物,其中霸伯方簋、霸伯盉铭文中的周王举行祭祀的地点"氐"可释为"祗",是"祗宫"的简称。该墓所出霸伯尚盂与伯甗的器主当是同一人。1号墓出土的两件旨爵是燕侯旨为其父召公所作祭器,其在燕、霸两国之间的流转对于研究商周礼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扶风庄白■墓族属考

１９７５年３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发现一批西周铜器,经扶风县博物馆派人现场清查,系一墓所出。共出铜器１８件,其中有铭文的１１件,涉及的人名有　、父乙、　父和伯雍父等。此墓无论是器物组合、器形、纹饰还是兵器种类都是很有特色的,因此引起学术界关注。罗西章、吴镇烽等先生根据器形、花纹及铭文字体,把此墓定为穆王时期,认为　是墓主①。本文在上文基础上,对墓主家庭、族属及伯雍父其人作一探讨,以求教大方。 伯雍父其人 墓出土一盘,腹底有铭文７字,曰：“伯雍父自作用器。”伯雍父用器出自　墓,是很有趣的现象。 …     

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越国鸟虫书錞于

江苏盱眙大云山西汉江都王陵一号墓出土有一件鸟虫书青铜錞于(M1K16∶395),整体呈椭圆筒形,器形硕大,纹饰精美,属典型的战国时期的越国器。鸟虫书铭文位于筒体边缘脊线两侧,单字印模逐个抑范而成,共4行,每行16字,共计64字。铭文不能通读,仅作为装饰。该錞于为了解战国时期越国的青铜器制造技术,特别是铭文制作方式,提供了新的资料和认识,同时也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活字模技术找到了源头。     

“妇好”、“孝己”关系考证——从妇好墓“司母辛”铭文谈起

一、引言在殷墟妇好墓的器物铭文中、署“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一共五件。其中大方鼎一对(标本789、809),铭文“司母辛”均署于内壁中部(图一;1.2);四足觥一对(标本803、1163),铭文“司母辛”署于器底里中部,盖里后端亦署“司母辛”三字(图一:3、4);另有方形高圈足器一件(标本850),铭文“司母辛”署于口下内壁中部(图一:5)。以上五件铜器均庄严典重,可与“妇好”组的大、中型青铜器     

洛阳瀍河区西周墓C3M521发掘简报

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东车站以南的唐城花园建设项目的过程中,发掘清理了一批两周时期的墓葬。其中编号C3M521的西周墓出土有铜器、陶器、玉石器等。该墓出土的青铜器纹饰精美且带有铭文,其铭文族徽少见,为我们研究西周时期殷遗民的社会生活、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