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考证

皖南事变若干史实的考证房列曙到目前为止,关于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史学工作者的说法不一,当事人回忆也有许多地方出入较大。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及实地考察,对有关皖南事变的若干史实作一考证。一、先遣队出发的日期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皖南新四军进行了各项北移准备,先...     

谁对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严重损失负责

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造成的.从共产党内来说,则与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的错误有关;也与毛泽东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估计不足,对大局的判断失误有关.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国际统战工作

皖南事变的发生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相忍为国,顾全大局,在军事上始终保持克制状态,采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方针,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这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严重的事变,应该引起全党及全国人民的注意,号召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会议、群众大会,对国民党顽固派提出严重抗议,在宣传上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自抗战以来的倒行逆施,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充分提高警觉和加强作战的充分准备。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     

皖南事变研究的新进展——简评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

简评通过与以往有关皖南事变研究论著比较,认为房列曙著<皖南一九四一>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三点新的进展:(一)对皖南事变中一些有争议的重大史实及许多具体史实,作了考证、辨证,使事变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二)在此基础上,对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事变前及事变中的功过,作出了更加客观公正的评论;(三)对皖南事变经过的叙述也比以往完整等等.微感不足的是,该书在对事变的宏观把握及交待上,似嫌不够.     

谁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兼与黎汝清同志商榷

黎汝清同志在其小说《皖南事变》的“代后记”中认为,项英运用“欺上”、“瞒下”的阴谋手段决定了南下茂林的北移路线,这条路线导致了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因此,项英应该对皖南事变、对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承担全部责任”。这就是说,项英是皖南事变的千古罪人。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民党当局虽然接受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仍拒不承认湘、鄂、赣、粤,闽、浙、豫、皖八省游击区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背后的国共政治较量

正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了掩饰国内抗战阵营的重大裂痕,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而中共提出了皖南事变的善后十二条办法作为出席参政会的基本要求,双方在1941年2月至3月初,也就是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后进行了激烈的政治较量。一、国际力量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孤立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立即动员和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成员,通过各     

国民党政府争取美援的外交与皖南事变

近年来国内外对皖南事变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有关事变的国际背景以及国民党政府外交活动与事变的关系仍不甚清楚。本文将根据中美双方的文献档案,对国民党寻求美援的外交与事变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期丰富对皖南事变的认识。一、三国轴心的形成与国民党的求援外交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及人数考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参战部队与人数历来说法不一。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说: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共约万人,“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零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敬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     

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

评《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童志强近十多年来,皖南事变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１９８７年南京军区作家黎汝清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的发表出版,更是引发和推动了史学界、文学界和新四军老战士的研究热情。笔者在《皖南事变研究...     

评《皖南事变》“代后记”

黎汝清同志的长篇小说《皖南事变》,是建国后第一部描写这一千古奇冤的文学作品。书中不乏精采的篇章,从中可见作者对皖南事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具有独到的见解。但是作者在题为《本来是一潭清水,为什么被搅浑了?》的“代后记”中对皖南事变研究现状的无端指责,却是十分武断和不公正的。如何评价皖南事变研究现状?黎汝清同志在看了一些皖南事变研究文章以后,认为     

从新桂系与中共的合作与冲突看皖南事变的发生

皖南事变的最终发生,实际上是新桂系、中共、三战区三方博弈的结果。新桂系安徽省府与中共的关系从抗战初期的密切合作,逐步发展到皖南事变前夕的势若水火,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皖南新四军对北移路线的选择,最终导致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王辅一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史学界一直有争论。金冶所写《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见《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４期）片面引述材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此,笔者仅就金冶的文章谈点看法,并客观地提供一...     

皖南事变背后的隐情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周恩来亲笔题词。悲愤的墨迹,表达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失望和痛心疾首。     

《皖南事变史论》出版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刘喜发等新著《皖南事变史论》一书,已由吉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充分利用近年来新发现与公开的历史资料,借鉴并汲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对皖南事变进行全面系统地考察与评析,并以翔实的史料,独到的视角,生动的语言,通过十个专题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     

要公正评价项英的功过

项英是与皖南事变有直接关系的重要人物。研究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项英。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也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     

中共中央西安事变善后方针变动经过及原因的再考察

西安事变实际上存在三个阶段,即酝酿、发生和解决。事变的解决并不因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即告结束,恰恰相反,和平与和解并未到来,战争反而随时可能发生。由于对形势的判断前后有变,影响到对事变及对统战的诉求认识有变,中共中央应对事变善后的政策方针也有过一系列极其复杂且十分重要的变动。但是,和西安事变应对过程一样,由于中共中央这时的基本政策主张在求和而非求战,因此其选择最终还是极大地左右了事变解决的方向与结果。     

项英在皖南时期主要“错误”辨析

向南发展并不是项英自作主张,项英也没有抵制发展华中的战略。项英的确不愿意离开皖南,中共中央也不愿意放弃皖南。随着国民党要求新四军北调,新四军军部的转移就由共产党内部的战略选择,转化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194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四军从皖南全部撤离。为了制衡国民党对华中的进攻,中共中央要求项英在做好转移准备的同时,尽量拖延撤退的时间。12月16日,中共中央最终放弃拖延策略,要求皖南新四军迅速北渡增援皖东。由于没有得到项英的紧密配合,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中共中央在形势判断上存在失误,但项英对皖南新四军的失败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皖南事变小型学术座谈会在泾县云岭举行

1989年12月14日至15日,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安徽省新四军研究会皖南事变专题学术研究组在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召开了小型学术座谈会。安徽省及南京军区有关研究人员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交流了学术动态。皖南事变专题学术研究组的同志对国内十年来的皖南事变研究情况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1981年,新四军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第一次年会在安     

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因应与处置

正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中共中央冷静分析,沉着应对,根据急遽变化着的政治局势及时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全民族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化的枢纽,体现了中共在政治上的成熟及高超的应对突发事变的能力。冷静观察以因应局变,慎重表态以掌握处理事变的主动权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政坛的剧烈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检讨——兼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

本文试对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事行动中的指挥错误作一检讨,兼论皖南新四军主要负责人项英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以求正于读者。国民党早就有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首先必须说明:皖南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而蓄意制造的反共军事行动;在皖南事变爆发之前,国民党当局早就开始筹划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军事阴谋。当一九四○年反共磨擦从华北移到华中以后,蒋介石“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