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实践中的意义之网与关系之网: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的清末民初龙泉司法案例

清末民初,浙江龙泉东乡爆发了一系列诉讼,包括单姓村中同宗族人之间经年累月的山田互控、多姓村中会社社众对社产控制权的争夺、地主富绅相互间的缠讼不休,等等。这些集中爆发的争讼,不仅呈现出区域内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也记录了这个网络在新旧时代变革中受到冲击、在某些节点上发生断裂和重组的过程。人们基于自己对改朝换代、"民国"政体的意义和地方权力关系的理解,制定和实践诉讼策略。诉讼实践不仅激活了旧的日常社会关系,同时它也是调整、重建或确认、强化地方社会关系的方法。制度、法律、政策等也通过这样一个曲折迂回的途径,对乡村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形成施加了影响。     

青海藏区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两个问题

20世纪50年代,法人类学家格拉克曼、特纳等提出法律多元主义,也就是所有的民族地区解决纠纷,都有自己独特的规则,利用不只一种解决方式,在多种解决纠纷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当地的和谐、稳定。建设平安青海,必须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建立一套以诉讼为核心、各种非诉讼方式为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协调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应对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进程的不断推进,各种民商事活动的参与者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纠纷,然而,在民事司法活动中却频频出现利用虚假诉讼、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获取非法利益的现象。这种不法行为不仅侵害了正当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也严重扰乱了法院的司法活动。如何对此类违法行为予以防范和制裁,是理论和实践都需十分重视的问题。本文拟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对虚假诉讼的法律规制发一家之言。     

对建立和完善环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思考

环境污染纠纷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对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环境行政调解弥补了法律诉讼的缺陷,节约了司法资源,容易让民众接受,对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需要大胆创新,不断完善环境纠纷的行政调解制度。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华洋合股”的法律化——以大东惠通银行案件为中心

晚清以降,华洋商事纠纷多以租界会审公廨调解为主,但诉讼与交涉相互交织。大东惠通银行追加股本案,因涉及中、美、法等多国股东,由此引发国际诉讼。大东惠通银行先后状告法、美等国股东,实际是为状告数量众多的华商股东做准备。法、美两国领事法庭先后判决惠通败诉,判决依据及结果成为中国法庭审判时的重要援引。惠通状告华商股东遇挫后,英国政府先是通过交涉的方式加以干预,随后在与中国进行修订商约谈判时,就惠通案能否再审以及华洋合股中附股的合法性、附股纠纷的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了多番争论,双方最终达成一致。1904年清政府制定《公司律》,明确了合股公司的法律地位,而商部也对华洋合股的条文作了专门的解释,从而使华洋合股有了法律保障。     

晚清民国山林所有权的获得与证明——浙江龙泉县与建德县的比较研究

各地山林在国家赋税体系中的不同地位,造成山林所有权确权方式的差异。无税山产的确认以契约为主要证据,而有税山林的鱼鳞山册以及在册书手中掌握的私册,也构成了诉讼纠纷中主要的证据。浙江省龙泉和建德两县分别是这两种情况的典型。因此,民国山林国有化、契税和不动产登记等一系列政策,对两地山林的确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原来以契约为主要确权凭证的习惯以及由册书把持的、通过升科纳粮获得山林所有权的方式,都遭到了挑战,国家与山区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     

清末民初上海会审公廨中美商民的混合诉讼及交涉

1909—1913年间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其纠纷虽仍以商事交易为主,但亦出现土地房产、牌号版权、抵押担保、票据、房屋建造承揽、人格权等新的纠纷样态。围绕相关诉讼在美领事署与会审公廨之间展开的交涉,又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把控会审公廨涉美诉讼的诸多细节。同时,在诉讼和纠纷的解决过程中,部分中美涉讼当事人和外籍律师,亦恃"交涉"为奥援,力谋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清末民初会审公廨处理华洋讼案具有"名诉讼实交涉"的本质。     

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劳动纠纷处理制度研究

1924年广州革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确定了仲裁作为解决劳动纠纷的基本程序,1933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首次把调解纳入劳动纠纷处理法律之中,1948年《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把协商作为处理劳动纠纷的基本程序,至此形成了以协商、调解、仲裁、诉讼为主要内容的劳动纠纷处理程序。通过回顾劳动纠纷处理制度的历史渊源,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党在劳动纠纷处理制度指导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劳动仲裁在劳动纠纷处理制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国《上海县志》的编修

民国时期,中国修志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各地相继开启了新一轮的方志编修工作。民国《上海县志》是上海县修纂的第一部民国上海县志,也是民国县志编修的重要成果之一。从其编修过程可知民国县志编修的大致轨迹:修志议案的草拟、修志局的筹备成立、资料的采访调查、体例目录的拟定、志稿的纂修与草稿的修纂等环节。且民国《上海县志》在资料的采访调查上兼具广度与深度,在体例篇目上有继承创新,展现了民国县志修纂的科学性与现代性,是旧方志向新方志变革的先声。     

论知识产权中请求确认不侵权之诉

知识产权中确认不侵权之诉,在国外是一种通行的诉讼,在我国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案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一新型的诉讼都存在广泛的争议。因此,结合民事诉讼的相关理论,从实然与应然的角度分析确认不侵权之诉的法律性质、受理条件以及对这一案件的法院管辖权,对这类纠纷的解决应有所裨益。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清末地方学务诉讼及其解决方式——以清末四川地方捐施诉讼为个案的探讨北大核心CSSCI

在四川各地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地方学务档案中,众多反映因捐施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权力日常运作的真实图景。基层学绅在学事诉讼纠纷中扮演的角色,劝学所视学在学事纠纷裁判中的作用,地方官审断学事诉讼纠纷的取向,展示了士绅在参与政府现代化方案的过程中,自身的权力也得到伸张。他们通过参与地方学务与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这不仅对传统国家与地方关系,而且对地方社会权力构造的变化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堕胎非法：民国时期的堕胎罪及其司法实践

堕胎在传统社会一直是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自民国建立以来，在国家法律与社会文化的共同作用下，“堕胎非法”逐步成为社会的主流观念。在此处境下，堕胎在民国时期被迫转入地下，成为产妇秘密的冒险。那些被迫公开并由此导致的堕胎案件显示，因堕胎人数众多，法律几近流于空文。民国法律虽不承认堕胎的合法性，但司法机关对禁绝堕胎的国家诉求态度消极，在案件审理中也存在着明显的轻判倾向。无论是产妇的沉默抗争还是与司法制度形成的正面冲突，都折射出民国刑法堕胎罪的制度实践与其目标相去颇远。     

清末甘肃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

清末循化厅少数民族两造采用的诉冤、谎状与缠讼是比较典型的诉讼策略,依靠寺院等靠山是其常规做法,逃避、抗不赴讯是逃避责任的惯常手段。两造在以上手段不能取得好的诉讼效果的情况下往往通过聚众械斗等极端方式解决纠纷,这又导致新的纠纷产生。清末循化厅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是在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会环境下,在血缘与地缘冲突中面对部落、寺院与官府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选择,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部族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习惯密不可分。     

口述史、社会记忆与乡村社会研究--浅谈民事诉讼档案的解读

我在最近的一项关于乡村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接触到大量民事诉讼档案,在阅读法律卷宗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困惑,那就是诉讼当事人双方在提出权利主张时所表达的事实,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都会提供相关的人证、物证,这使人产生无所适从的感觉。从法官的角度看,“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尽力寻求最大限度的法律事实,     

代表人诉讼检讨与群体性纠纷解决的未来走向

中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应解决群体性纠纷的需求,在合理借鉴西方团体诉讼、集团诉讼等制度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而创设的权利救济制度。曾一度被认为是具有一定超前性、立法技术较高的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院的司法能力、司法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代表人诉讼制度基本处于"休眠状态",这一状态在现有的政法传统和司法惯性的作用下有可能还会持续。因此,基于现实的考量,中国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在未来一段时期,应在私力救济、行政干预、社会组织和律师介入等方面稳步推进。     

清末甘肃循化厅应对少数民族诉讼策略探析

循化厅针对少数民族两造的诉冤、谎状与缠讼及抗不赴讯的诉讼策略而采取相应的听讼措施。循化厅采取证据定谳、调解息讼、军事弹压及赔偿兑现等听讼策略很好地解决了两造间的纠纷。循化厅采用的听讼策略与循化厅民族杂居的社会环境及一些地方保持土流结合、政教合一的管理体制紧密相关,也与循化厅在处理案件时基于地域与血缘考虑,在处理部落、寺院与官府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选择有关。     

治狱与治边：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

晚清循化厅对藏族部落纠纷的审判,既是一般意义的理讼治狱,有时也有抚治边疆的意图与目的。其判决通常以法律规范为基准,有时也依法酌情判决,有时则既非依据法律,也非依据情理,而是依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做出抚定两造及各利益关系方以安稳边疆的变通裁判,实际上是当地部落、寺院、官府等地方权力相互斗争的结果。晚清循化厅的藏族部落纠纷审判,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传统藏族聚居区部落纠纷解决方式发展的状况、趋向及其社会秩序的形态、法律秩序中地方与国家的复杂关系。     

民国方志地理类目变革研究

民国方志类目受到地理科学、西方技术引进的影响,地理类目名称在不断变革,有疆土、舆地、方舆、沿革等。同时,地理类目的子目也呈现出全新的现代内容,使方志地理类目科学性增强。人文与地理的密切关系引起民国方志诸家重视,开始引入实地调查与研究,使地势、地质、气候等现代地理学知识渗入其中,对现代方志的形成作用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