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原则值得借鉴

说到史学评论的原则和方法,刘知几提出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观点,是值得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的。对于这句话的含义,刘知几自己曾作过一个较为形象的比喻。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     

读《史通》札记

刘知几著《史通》,以《六家》、《二体》两篇,冠盖全书,足见其重要。同时,知几对他的“六家”、“二体”之说,颇为自信。《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这六种史书体例是:《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知几进而写道:“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之于此类”。他的这些话,斩钉截铁,毫无商榷的余地。由于“时移世异”,“朴散淳消”,故《尚书》、《春秋》、《国语》、《史记》四家“其体久废”,     

理论火花

“夫天地长久,风俗元恒,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而作者皆怯书今语,勇 效昔言,不其惑乎?” [唐]刘知几:《史通》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宋]曾巩:《南齐书序》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 [清]章学诚:《报孙渊如书》     

《史通·疑古·惑经》书后

刘知几的《疑古》、《惑经》,是他对《尚书》、《春秋》的史学价值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却触怒了儒学经师,群起而攻之。自唐末柳璨别有用心地撰《史通析微》十卷。说刘知几评“汤之德为伪迹,说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之不臣,褒武庚以殉节”,甚至“弹劾仲尼”,遂痛斥刘氏“妄诬圣哲”（转引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七）。宋孙何复有《驳史通》之作,宋室南渡之初,著名史学家郑樵在其所著《通志·艺文略》中,竟著录《史通》于正史类通史目中,而“博学如朱熹犹以未见《史通》为恨”（张之象刊史通序）,具见自宋元以降,此书淹没不彰,为时已久。自明嘉靖以后,虽渐有刻本流传,其中以清乾隆初浦起龙《通释》传世较广且久,而浦氏于此两篇,既曲说《疑古》为“读史寄愤”,并谓其揭陈《尚书》之失,是“浮翳障日,日岂陨明”。而于《惑经》之五虚美,竟怒其“公然指斥（指孔子）,罔知忌惮”（均见浦氏《通释》按语）。至纪昀作《史通削繁》遂削去《疑古》全篇及《惑经》篇中之五虚美部分,盖以其离经叛道也。今人又多盛誉其对儒家经典之“叛逆精神”,其毁誉虽有天壤之隔,然皆未能深知刘氏论史贵在直书,以征实传信。他在这两篇中,既疑《尚书》、《论语》轻事重言,其书缺略,不足以传信。又惑于《春秋》重名,势难征实。     

《史通》札记三则

一、刘知几不附武氏“儒法斗争论”流行的时候,刘知几所著的《史通》被说成“为武则天推行法家路线制造了舆论”。这真是一个笑话。《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七一○年),那时候武则天早已去世,怎么谈得上为她“制造舆论”呢?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情况与此相反。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

胡应麟的“公心”与“直笔”说王记录中国古代关于史家素养的论述,影响较大者,前有唐代刘知几的才、学、识“史家三长”说,后有清代章学诚的德、才、学、识“史家四长”说。然而,在刘知几之后,章学诚之前,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史书毕》中提出的“公心”与“直笔”二...     

杨衒之姓氏家世小考

杨衒之姓氏家世小考子烨之的姓有三种写法。其一为“杨”,见于《隋书·经籍志》等书;其二是“羊’”,见于刘知几《史通·补注篇》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其三是“阳”,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与元《河南志·三》。四库馆臣从“杨”,认为“羊”可能是误字,而对“阳...     

道家科技之奇葩——《淮南子科技思想》述评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决不能忽略《淮南子》一书。它曾被唐代的刘知几说成“牢笼天地,博极古今”被胡适誉为“绝代奇书”、“集道家之大成”。陈广忠教授以孜孜以求的精神,二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淮南子》和道家文化研究,结出了累累硕果,著有《淮南子译注》、《淮南子会考》、《刘安评传》、     

《史通·古今正史》唐史笺证

《古今正史》,为《史通》讨论历代官修史之专章. 刘知几将史著类型分为两大类:一曰正史,一曰偏记小说.《杂述》篇云:"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本篇通说历代正史,篇末则称:"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     

《左传事纬》与《左传纪事本末》

《春秋左氏传》历来为儒家所尊崇,被奉为“十三经”中的一经,同时它又是儒家经典中保存先秦史料最为完备的一部史著,所以又为历代史家所重视,刘知几《史通》中的“二体”“六家”篇中,以很突出的地位论述了这部著作。从两汉以来,以《左传》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门著作多得不可胜计,除今已亡佚者外,据上海图书馆所编《丛书综录》的记载,尚有数百种,其中清     

浅析刘知几的史学批判精神

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和批判精神主要是通过其代表作《史通》体现出来的.其中《疑古》《惑经》篇表现尤为突出.刘知几主要是通过对被奉为儒家经典的古书的怀疑和对孔子治史态度的批判,来表现其史学的批判精神的     

试论刘知几直书思想及其学术渊源

刘知几的《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发展进行系统讨论的理论著作,其是非分明、彰善瘅恶的直笔精神贯穿在《史通》一书中。刘知几在史学思想上主要继承孔子《春秋》和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吸取前人精华,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实践上形成一个优良的传统。     

读《刘知几评传》

读《刘知几评传》张秋升最新出版的许凌云教授的专著《刘知几评传》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对刘知几的生平和想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颇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一、内容全面,结构谨严。《评传》分上下篇,上篇论述生平,下篇论述思想。讲生平,...     

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四）

郭店楚简《语丛四》中有“善使其下,若 蛩之足,众而不割,割而不仆。”句,旧读“割”字为“害”,本文认为“割”字读为本字亦通。《唐虞之道》有“(?)=不(?)”向,本文读为“身穷不困”。《尊德义》有“（?）利”一词,本文读为“(?)利”。《尊德义》有“由礼知乐,由乐知哀”句,本文认为与《逸周书·度训解》的“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相同。     

读《资治通鉴译注》(战争卷)

我国古代史家素重文笔,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史书应做到“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把史书的“文”,与“明”、“道”、“智”相并列,意即文笔与观点、内容、编纂等等,都是有着同样重要的。刘知几说史有三长。他所说的“才”,与文笔也有很大的关系。章学诚在《史德》篇中,也说“非才无以善其文”,明确指出了文笔生动与否乃是表现史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史书的文笔,主要表现在写入能否使读者如见其面,写事能否使读者如临其境。特别是对于历史上那种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更是考验史家文笔的最关紧要处。有些史     

墨子不知老子——《太平御览》卷三二二“墨子曰”引书有误

《太平御览》卷三二二(中华影印本第二册,页五)引《墨子》云:墨子曰:墨子为守,使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墨子虽善为兵,而不肯以知兵闻也).善持胜者以强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括号内为《大平御览》原注,《御览》编者用“以知兵闻”释“以兵知”.此十四字原为双行排列,在“以兵知”下.注意“闻”字.《御览》这条引文,“墨子曰”,是错误的.这条引文不出于《墨子》书中任何地方,不是墨子说的.也不是《墨子》佚文,因为它见于《淮南子》,作为《墨子》佚文也是错误的.     

郑樵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刘知几总结中国史书编纂形式,说:“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二体》)     

傅振伦忙"爬格"·李长路写"心得"

忙“爬格” 傅振伦老先生192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后长期从事考古学、方志学、博物学研究,作有《新河县志》、《刘知几年谱》、《中国方志学通论》、《博物馆学概论》、《中国史学概论》等。几十年来,傅老一向笔耕不辍,孜孜钻研学问,被称为“周游列国东方子,博通古今大学人”。他于1998年去世,生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胡应麟论刘知几

胡应麟是明代对刘知几《史通》进行理论研究的杰出代表,虽然他对刘知几的评价从总体上持基本否定态度,但他对刘知几的具体史学观点的批判,往往能切中要点,发论有据,深得后世学者的普遍赞同,对史学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一位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其理论之精要皆荟萃于《史通》中。其间,几乎贯穿全书、占有关于全局地位者,是关于纪传史的评论。在纪传史评论中,他尤其瞩目于《史记》、《汉书》两部名著,其议论不厌其详,时寄赞扬之情,常有规过之语。本文仅就刘知几关于史汉体例的评论略加评述,试图以小见大,从中窥见其史评的基本态度和基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