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

抗战前期国共两党共建一个“大党”的谈判习五一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毅然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联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在抗战前期，国共两党为寻求第二次合作的方式，进行了艰难曲折的谈判。国民党试图“消融”共产党，而共产党也试图“改造...     

从“皖南事变”看国共关系

正"皖南事变"是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冲突的一个大爆发点,发生的原因复杂多样,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探究"皖南事变"产生的原因、经过、结果,有助于考察当时国共关系的真实状况。"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国共第二次合作以来,初期双方合作虽使两党关系改善但主要是在军事方面,在政治上,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心理依然占据主要地位。全面抗战初期就有国民党将领宋希濂、戴笠、蒋鼎文等致电蒋介石,称共产党借此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探讨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探讨陈瑞云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３７年全国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被当政的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视为叛逆,无合法地位。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八年,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时期,国民党是否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究竟谁是＂协商＂发明人 郝在今《从协商建国一到一协商民主》

抗战爆发,以往生死拼杀的国共两党,被日本侵略军逼进同一条战壕。举国达成共识,必须实现民族团结,而团结的前提是党派合作。于是,“国民参政会”诞生了。中国的政党关系,不再是执政党和反对党,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国民党执政,共产党和中间党派共同参政。1945年8月,漫长的l5年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全中国的老百姓殷切期盼和平,中国政坛的两大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开始谈判。     

论皖南事变后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将这一原则的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灵活运用,以有理的斗争进行反击和防御,以有利的斗争打击和制约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以有节的斗争使得国民党蒋介石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从而维持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高超的斗争艺术,充分显示了其政治上的成熟     

试探“皖南事变”对浙江抗战的影响

浙江抗战的早期,国共两党关系融洽,《浙江抗战政治纲领》是以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皖南事变”后,中共浙江省委遭受严重破坏,教训极为深刻。中共中央决策,新四军挺进浙江敌后。先后创建了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及浙南抗日游击区,新四军成为第二期浙江抗战的主力,在与敌伪顽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皖南事变后国共谈判始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曾一度紧张,内战一触即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为了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没有扩大军事冲突,而是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述评

1935年 1 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国国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走向具有相当的影响。从五全大会开始 ,国民党自 1 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 ,发生了某些变化 ,国民党内亲英美派和亲日派的矛盾进一步发展 ,亲英美派势力占据上风 ,国内政策也出现了局部的松动 ,国民党在形式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对后来全面抗战的爆发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根据 1 92 9年 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党党章修正案的规定 ,中国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应该每两年举行一次。…     

南泥湾垦荒决策前后

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日军以及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进行重兵包围和封锁,加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中止了对八路军一切正常的配给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     

皖南事变的重要策划者上官云相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这一事件并未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围绕皖南事变尚有许多谜团没有解开,其中的是非曲直仍令海峡两岸的史学家争论不休。时任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的上官云相是皖南事变的关键人物,上官云相是如何秉承蒋介石、顾祝同的旨意,参与策划并亲自指挥皖南事变的？了解这些,有助于读者明白皖南事变的来龙去脉。 抗战中期,本是并肩作战、携手抗日的国共两党发生了一系列摩擦。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方针是将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开赴敌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