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认知和参与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经过了一个复杂的历史演进过程,大致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原则否定、概不参与,改革开放后至冷战结束前的区另I对待、有限参与,冷战结束至今的积极支持、扩大参与三个阶段。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政策的调整与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是相对应的,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世界观念的变革和中国外交行为方式的转型。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演进过程表明,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责任意识日益彰显。     

中国核事业中的科技知识分子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原子弹、氢弹、核潜艇相继研制成功,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撼。美国斯坦福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悉尼·德雷尔为他同事斯坦福大学中国政治问题教授刘易斯和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研究中心薛理泰,在经过十多年研究后合作写成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所作的前言说：“读者很想知道一个工业、科学资源有限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怎么能取得如此复杂的技术经济成就,而且令人吃惊的是,这一成就是在‘大跃进’的严重政治动乱中和‘三年困难时期’实现的。”他回答读者是：书的作者研究认为,     

人才引进与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进程

晚清时期,受聘来华洋员对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协助中方购买军事装备与构筑防御设施;参与军工企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推动军备制造技术的进步;协助创练海陆军,为中国培养出了不少掌握着近代军事技术的人才。当然,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不能尽力、不遵约束者。     

塞克特和克兰为中国政府拟具之《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

1934年 8月《中国农矿原料与德国工业品互换实施合同》签订后,南京国民政府迫切希望通过中德合作,加强国防工业建设。翌年,代表德方在前述合同上签字的汉斯·克兰向蒋介石呈送《建设实力中心点组织之建议》,建议由德国派遣国防军现役军官暨技术经济专家来华,协助中国建设国防工业。同年初,蒋介石委托德国军事总顾问塞克特拟具中国军备工业建设计划。2月 28日,塞、克向蒋介石呈送《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提纲,并得到蒋介石的认可。鉴于计划中的中国军备工业必须通过中德合作(亦即必须得到德国的协助)方能完成,塞克特向蒋介石表示,该“提纲y必须等到塞氏返国后才能扩展为详细计划周为它必须经过德国国防部之审核、批准。1936年初,顾振率中国代表团赴德,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与德方就中国军备工业建设达成若干协议。代表团返国后,克兰、塞克特根据中德双方商洽结果,将前述“提纲”扩充为“详细计划”—一《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同年10月,该计划经来华访问的德国国防部使者莱谢劳中将呈送蒋介石。本件史料即为克兰、塞克特拟定并经过德国国防部审核之《中国军备工业之建设计划》,它为战前中德关系的重头戏——德国协助中国建设国防工业提供了最初的日程表,其史料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浅析1949年—1978年中国的国际地位

近代以来,中国屡受帝国主义的欺压和凌辱,在国际上毫无地位可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各级人民政府逐步贯彻落实各项有利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并逐步走上富强民主道路的政策。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综合国力逐步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改善,国际影响日益显要。中国在世界舞台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逐渐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逐渐离不开中国。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的扶贫政策演进大致分为:体制变迁带动、项目开发推进、八七扶贫攻坚、重点扶持特困地区和脱贫攻坚决胜五个阶段。其特点表现在政策的演进始终与宏观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体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政策的选择凸显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差异性,差别化政策展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政策的发展趋向全方位、多维度的格局,充分体现了中国"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演进启示我们,必须始终从战略高度认识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意义,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思路,贯彻外部扶持与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     

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使华述评

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美国马格鲁德军事代表团出使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该代表团对中国后方交通及军备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向美国陆军部提出了报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团作为中美军事交流的重要渠道和执行机关,广泛参与了中美间的军事合作事宜.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战场重视不够,代表团职权有限,因而难以发挥重大作用.     

尼克松政府对生化武器的政策与《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1969年,美国尼克松政府上台后,出于国内外政策的考虑,与苏联进行了多项双边与多边军备控制与裁军谈判。生物与化学武器控制与裁军也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尼克松政府经过研究决定全面放弃生物和毒素武器以及首先使用化学武器的权利,只保留有限的化学报复能力及防御性生化研发项目,并决定批准禁止使用毒气及细菌战争手段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但不把催泪瓦斯和除草剂列入禁止范围。在这一政策背景下,美国与苏联、英国等联合,成功地促成了《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特别的见证:可口可乐与中国改革开放

正1978年是个转折的年份,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8年12月13日,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中粮公司在北京饭店签订合作协议,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可口可乐作为西方生活方式的象征进入中国,不仅在时间节点上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开端,而且在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后,参与并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它     

陈桥驿 追求学术的一生

<正>我国当代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郦学家,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教授陈桥驿先生,因病于2015年2月11日上午11时16分在杭州辞世,享年93岁。先生自1954年起即在大学执教。1980年起,开始培养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4年组建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后改为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任主任,1980至1990年代,曾多次受聘参与全国各地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硕士论文的审阅及答辩工作;此外,还有数位国内外学者在他的指导下完成了学术研究任务。先生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为中国的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The emergence of NGOs in China and their transnational linkages: implications for domestic reform

In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how China's rapid socio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s changing the nature of it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we need to move beyond a traditional focus on state-centric analysis. Obviously a major stimulu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over the past 25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has come from non-state economic activity. Growing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ccelerated after China's accession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ovides the strongest argument in favour of a peaceful rise of China scenario in which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security are enhanced rather than threatened. Far less attention, however, has been given to the role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and their transnational linkages. I argue in this article that in order to obtain a more comprehensive picture of China's ongoing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we need to incorporate a civil society dimension into our analysis. This is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o ongoing foreign policy debates over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promotion in China. Indeed, in the absence of a more detailed understanding of current developments taking place at the grassroots,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progressive reform runs the risk of undermining positive change from below.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税制改革

1992年,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此,中国于1994年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内容最深刻的一次税制改革。经过这次税制改革和9年来的逐步完善,中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税收制度,对于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顾1992年以来中国税制改革、发展的情况,目的在于真实地反映11年来中国税制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总结经验,为今后中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

从1978年9月访朝归来到12月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北方谈话"到"‘三中全会’主题报告",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课题,而且多方面地阐明了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要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和如何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问题,实际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为"三中全会"最终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做好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回顾我国改革开放决策的酝酿过程,重温邓小平当时关于改革开放的论述,对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试析陈云关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利用国际市场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建国初期,他主要是探索国际物资市场的规律,并逐步形成了外汇与物资平衡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他提出要研究和利用资本主义,并将注意力从国际物资市场转向国际金融市场;改革开放后,他在继续提倡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强调利用外资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将引进工作与国内工作平衡好。陈云的这些关于利用国际市场的思想,成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华侨华人与广东侨乡关系的思考

广东是中国第一侨乡。海外华人对广东 ,特别是主要侨乡的影响 ,使其具有鲜明特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侨乡的现代化建设步伐明显快于其它地区 ,文化发展独具特色。从理论上认识华侨华人与侨乡的关系 ,是海外华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新中国60年的创新历程与经验

新中国的创新历程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并在科技方面展开创新探索;第二阶段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文化科技等方面取得丰富创新成果。新中国60年的创新经验是发扬优良传统,坚持共产党领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时俱进,发扬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追求理性,克服盲目冒进。     

中国旅游研究30年：成就、挑战与使命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旅游业的发展,中国旅游研究经历了学科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不寻常的30年,旅游业发展面临新一轮转型升级,旅游研究进入了关键的转型期。对现有材料梳理发现,目前的旅游研究还存在团队研发平台较少、创新资源投入欠缺、国际化发展不够、理论核心不强、研发动力不足、理论滞后于实践、学科地位未被充分认可等问题。未来的旅游研究应整合旅游研究学界资源、加强基础研究、构建合作平台、推进国际化进程、探索创新研究模式,努力建设并提高学科地位,构建国家旅游研究新体系、新格局。     

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同时也是我国人民民主国家的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采用这一制度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60年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本政策的实施,使党的民族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建设飞速发展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单一制国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确实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极大的优越性。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管理的若干问题

1953～1980年是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计划经济发挥了集中全国力量办工业的作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了国民经济的工业体系,在历史上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在决策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滞后甚至扭曲,决策科学化难度很大,实施形式趋于单一,微观管死与宏观多变,以“条”、“块”为特征的整体与局部分割,重基建轻技改等,致使5个五年计划中有4个未曾正式公布和真正实施。全面地、历史地理解这一情况,对于客观地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和渐进式改革道路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     

粤闽侨乡先行改革的社会成本分析

东南沿海所具有的侨乡禀赋与特殊优势 ,使之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先行地区。作为海外社会资源载体的华侨华人与港澳同胞 ,不仅通过捐赠款物和直接投资等形式全面参与和大大促进了侨乡经济改革进程 ,而且侨乡地方政府与普通民众 ,通过与海外乡亲的密切联系 ,一方面从中学习和获得了兴办企业、改进管理、开拓海内外市场等方面的经验与资源 ,另一方面 ,开阔了眼界 ,解放了思想 ,为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排除了不少阻力 ,减弱了社会动荡。凡此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 ,加快了改革的进程 ,推动了经济起飞。在此基础上侨乡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 ,为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与经济持续发展开创了新的道路。同时 ,沿海侨乡的成功经验与社会资源逐渐向内地传导 ,又降低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