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的危机——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

本文通过论述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田赋征收的影响,揭示了安徽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前的内部危机。文章分四节：一、太平天国战争对安徽旧秩序的摧毁性打击;二、安徽田赋征收的两大要素——人口和土地的巨变;三、清政府战后重建安徽田赋征收制度的努力及其失败原因;四、安徽战后田赋征收弊病的表现及其后果。     

民国时期田赋征收人员的结构及其素质考察——以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例

1927-1937年湖北省田赋征收是以县为地域单位,其征收队伍大致由两个层次五类人员构成。第一层次为县长,是一县田赋征收的最高领导者和管理者;第二个层次是县长以下的基层田赋征收队伍,主要由四类人员构成,其中,以贿赂求得委任的粮柜征收人员和握有粮户底册的旧日册书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实际操办者,保甲长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协办者,土豪劣绅为乡村田赋征收的幕后操纵者。本期湖北各县田赋征收人员在实际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舞弊行为,表明这支征收队伍的整体素质十分低下。其结果使得田赋征收工作处于无序状态,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制定的田赋政策难以得到贯彻,它既不能实现田赋征收目标,又导致农民实际田赋负担加重,以及农民与政府关系的紧张。     

1927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田赋整理述评

田赋整理是１９２７到１９３７年南京国民政府复兴农村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其土地政策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较少,而且大多侧重指谪田赋的苛繁,对南京国民政府接收的田赋历史遗产、田赋整理过程和失败原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分析,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讨。一田赋是以土地的纯收入为税源,而课之于土地永续收益人的一种租税,即土地税。近代,尤其是民国以来,我国田赋弊窦丛生,南京国民政府所接收的田赋遗产是一个真正的乱摊子。下面撮要略述一二,以窥其一斑。地籍紊乱,课失所凭。田赋征收对象是土地,须有地籍册为根据…     

民国时期河南省级行政机关历史沿革（八）

河南省田粮处 省田粮处系全省以地丁为对象征收赋税及粮食管理的主管机关。民国时期。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难以数计,农民不堪重负。而最重的是以丁、地为征收对象的田赋。1927年．国民党政府将田赋列为地方税的首项．地方政府在田赋征收上随意乱增地方附加,甚而超过正赋额,因而田赋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型的苛捐杂税。     

新发现的侗族田赋实征册考释——兼论清代贵州清水江下游的田粮负担与地权分配

侗族田赋实征册是清水江文书中比较少见的文献类型,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通过对该实征册及相关文献的解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清初侗族农村田赋税率较低,但清代中期以后,受军粮采买和义仓捐谷制度的影响,侗族农村的田粮负担逐步加重,至清末达到顶峰。其二,侗族地区的地权分配相对平均,极少大土地占有者,贫富差距相对较小。但是,由于清代中期人口的快速增长,侗族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绝对贫困人口成为主体,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1927～1937年农民田赋负担的思考

国民政府初期,在增加财政开支的同时,却无力开辟财源,只能单方面地求助于提高税额或增添税种,从而使农民实际田赋负担远远高于"法定"田赋负担;而临时摊派和征收过程的积弊造成的额外负担,使得农民负担更趋沉重;此外农民缴纳的税费与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是不等价的。这些情形表明,1927～1937年农民的田赋负担沉重且不合理。     

清代回疆粮赋制度研究: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库车、沙雅尔署衙档案之探讨

本文利用牛津大学所藏清代回疆档案文献资料和清代其他文献相互印证,对库车和沙雅尔两地的赋税征收制度中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清代回疆粮赋征收制度具有如下特点:主要土地占有形式"原垦地亩"和"官地"二者田赋的征收是"视岁收数目"而非土地面积,显示出与中原地区自古以来的赋税征收制度的差异。制度规定以籽种的十倍作为实际产量来征收田赋,在此基础上总体上确定某地田赋总额。回疆各城粮赋征收额是一个变化的数据,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粮赋实际征收中出现明显的负担不均衡的现象。     

太平天国“着佃交粮”制考略

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赋税,而赋税中以粮赋收入为大宗。清代的粮赋包括地丁银和田粮两部份,总称为田赋。民间完纳田赋,俗称“完粮”或“交粮”。田赋以土地所有者为征收对象,即向“业主”(主要指地主)征粮,佃农则交租而不承担田赋,这就是所谓“业主完粮,佃户交租”、“粮从租出”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者因向封建政府交纳钱粮,列名于粮册,故称为“粮户”。佃农则交租而不纳粮,     

浅析太平天国北伐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运动经历了十三年,兴盛的时期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沉重的打击了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天平天国北伐战争是太平天国运动中重要的军事战略,获得了累累的战果,最后却以失败而告终,导致它失败的原因有:军事上的失误,气候的影响等,虽然太平天国北伐失败了,可是它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防区制下四川田赋税率问题新探

防区制下，由于预征的泛滥和田赋附加的膨胀，四川田赋增加很快，在十余年间陡增到原来的7.3倍，但并非如以往认为的那样，田赋已到“竭地之所产而无以完赋”的程度。防区制时期全川亩均税额最高为0.7元，田赋占粮食产值比重最高为9.4%。仅从平均数看，税率并不算特别高。军阀不惜用种种非常规手段来增加田赋，产生巨大的征收成本，造成一系列恶果，实际所得仍属有限，这说明预征附加是相当不经济的征敛方式。对普通农民而言，虽然田赋本身并未占去太多劳动产出，但由于税率增加过快，再加上田赋分配失衡、征收体制混乱、其他税捐叠加、铜元贬值、农业经济脆弱、粮价波动等因素，以及税收绝少用于民生，税负因而显得异常沉重。     

清代宫中朱批奏折漕粮档案简介

漕粮是旧时历代政府规定由水路运往京师供官、军食用的粮食,是以实物交纳的田赋。但运输方式也时有变化。由于“漕粮攸关天廋正供”,所以征收的漕米,需源源不断地运至京师。     

同治初年江苏减赋新探

同治二年至四年间(1863—1865),江苏官绅在兵燹之余推动重赋之核减,计减去额赋54万余石,约占原额的26.77%。这既是"同治中兴"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明清江南重赋问题的最终缓解。督抚司道在该事件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而为重赋压力下的地方官员减负,实为同治减赋的重要动机。减赋后30余年间,江苏漕额仍常年亏缺,交仓额数始终不及额征之七成。这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地方官吏捏报荒歉、亏空正供所致。同治减赋及其后的漕粮征解情况,反映晚清财政收入结构变动之背景下,各级政府既无动力、也无勇气对田赋制度进行彻底清厘,以恢复至19世纪中期前的征收水平。     

十八世纪云南的田赋政策与坝子社会的整合

在云贵高原,山间盆地即当地所称的“坝子”是水稻农业集中的区域,承载了远比山区多得多的农业人口。自明朝后期以至清末,在云南,纳入政府田赋征收范围的平坝地区水田面积的总数一直没有显著的增长。清朝时期,云南财政总收入中,大约三分之一来自于田赋,更多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盐课和矿课等税种。在清朝长期稳定的田赋政策形成和实施的过程中,地方督抚张允随、鄂尔泰及乾隆帝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做出的政策决策,限定云南田赋征收范围仅限于坝区水田,同时扩大盐课、矿课的税基,使得无论是坝区还是山区居民,都能够以不同形式纳入到国家税网和当地府州县与土司的行政管辖体系中。清朝的国家体制,并不是简单地局限于以坝区水稻农业为政治经济基础的政治体系,国家通过实行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财政政策和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山区与坝区社会之间的有效整合,同时,云南边疆社会也在交通体系、人口流动和矿业生产等不同形式的网络支持的社会经济体系中实现了进一步的社会整合。     

略论抗战时期广西的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本文对抗战时期广西实行田赋征实的缘起、概况,以及取得的成效与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分析,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抗战时期新桂系在广西所推行的经济政策之本原。     

太平天国运动后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

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廷和江宁将军都急欲恢复江南驻防旧制。但在筹建旗营兵房和筹补旗兵缺额时,地方督抚常以资金匮乏为由拖延执行清廷的谕令,敷衍江宁将军的重建要求,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八旗兵制改革,江宁驻防旧制也未能完全恢复。究其原因,既因为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晚清的财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以督抚为代表的地方政府有了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不愿意以地方所筹之饷长期供养驻防八旗,也因为驻防八旗所要恢复的以骑射为主的旧制与两江总督希望建立的以新式枪炮为主的军队新制相比落后时代太远。研究江南驻防的恢复与重建,有利于加深对晚清中央与地方、满与汉关系的理解。     

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以“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为例

抵征是太平天国战后安徽田赋整理所实行的一种新的、异于常征的赋税征收机制。在歙县,抵征推行的动机是取代常征,由绅局和亩董在乡组织征收,消除常征中由书差勒索的积弊。具体到歙县北岸,在光绪五年(1879)的"胡六贵隐匿田粮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抵征在乡村的复杂实践中,亩董成为乡里税书与州县户房书吏的中间人,绅局(乡柜)才是基层田赋征收的关键场所。通过分析抵征从中央议行、州县落实到乡村适应的过程,尤其是抵征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可以直接而具体地看到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与重组。     

灾后重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以陇南灾后重建为例

本文对陇南地震灾区灾后重建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认为灾后恢复重建是一项关系到重建区域社会和谐稳定、涉及范围广、情况复杂多变、随机事件多的巨大系统工程,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陇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灾后重建为契机,坚持科学发展观,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保证稳定有序的实施既是灾后重建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也是实现陇南人地关系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广西大学院系调整、撤销与恢复重建史略

1928年10月广西大学创办于梧州,至1949年已发展成为国內有影响的综合性大学。解放后,党和政府开始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探索,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內的各领域进行调整,在1952年至195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中,广西大学奉令撤销,对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乃至现代化建设造成重大影响。1958年,经广西有关领导的努力争取,在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和关怀下,广西大学在南宁恢复重建。本文主要记述广西大学院系调整、撤销与恢复重建的历程。     

民国乡村税收中的村庄领导阶层及其权力变迁——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西村长副为个案

民国时期,传统的村庄领导阶层的类型范围、社会角色与功能都发生着重要变化。在山西乡村,由于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需要,村庄的作用和地位得到史无前例的提高,村长副的权力也相对较大,因此地主士绅大都主动担任了村庄的领导职务。但随着山西"村政"建设实施之下农村事务的繁多,再加上后来农村田赋等税负日益繁重,农民陷入了广泛的贫困中,村庄的赋税征收往往成为一种无法圆满完成的任务,这导致村长副等村庄领导阶层的权力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时候,村长副不得不垫付村里上交的赋税,有的为此倾家荡产或丧失性命。因此,不要说地主富农,就是一般的农户也不愿担任村长副这一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