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对日斗争主要是依靠国联。力图运用国际社会的力量迫使日本撤兵。在这一外交斗争中．作为国民党中央对日决策研议机关的特种外交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外委员在1930年9月30日至1932年1月2日间,以国联为舞台,以欧美国家为工作对象,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场,殚精竭虑,群策群力,为制止日本侵略．促使日本撤兵。作了大量的外交谋划,为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和支持．也使日本在国际上日益孤立。但因缺乏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外委会的种种努力最终落空。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外交析评

关于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之评论已有多文见诸报刊,然于南京政府依赖国联制日的外交方针,目前史学界尚乏深入研究.这一方针,当时曾遭到国内外诸多指责,南京政府却奉行不移,并欺骗了部分舆论.笔者查阅有关资料,试就这一方针的产生原因及对其之评价,发表一点粗浅的看法,欢迎批评指正.     

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

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外交方针的变化及其与军部的配合,演出了一场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先是,日本关东军发动侵夺满洲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外务省曾加以劝阻.继而,在军方的压力下,日本内阁屈从军部,为日本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辩护、掩饰.中国对事变的处置,采取"诉诸国联"的方针,而日本运用外交策略,破坏中国"诉诸国联"的活动,以配合日军在东北的占领,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东北,并骗取美国的姑息.这促使美国采取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的不干涉政策王真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对中日冲突实行中立主义的不干涉政策,但这种政策也包含了某些非中立性的因素。史学界有人认为,这其中的矛盾＂有时甚至发展到了令人无法理解的程度＂。①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以求廓清这一时期苏...     

日本退出国联后中国知识界对外交出路的探究与省思

1933年2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致使中国诉诸国联的外交策略失去交涉对象,一定程度上宣告了国联外交的失败。此后,中国外交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联美、联俄、联英还是继续依靠国联抑或直接对日交涉?中国知识界对此做出了反应,纷纷撰文探讨中国外交的新出路。知识界关于中国外交出路的不同抉择,背后诠释的是对"弱国无外交"、"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深度省思。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而见,其中的某些外交谋略成为日后中国抗战胜利外交层面的必备要素。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华政策的几个问题

2010年1月,历时三年完成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正式向社会公布,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共同研究报告书代表了中日两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基本反映了中日两国学界的研究现状,对加深两国学者在历史研究上的交流,以及在一些重大历史认识问题上接近或达成共识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报告书涉及的内容很多,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阐述,特别引起我的兴趣,下面即结合自己对中日报告书的解读,从日本对华认识的角度,谈一下个人意见。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

在长期从事与领导中日民间外交的实践活动中 ,周恩来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 ,使中日民间外交在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得以展开 ,最终促使中日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此后 ,中日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上同时进行 ,相互促进。     

从退出国联看日本外交的失败

1933年3月27日,日本退出国联。从军事上看,这一举动意味着日本摆脱了一切国际组织与条约协议的束缚,迈上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与战争之路。但是从外交上看,这一举动并不意味着它的胜利。它不是以往“战果”的继续,而且恰恰相反,它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彻底失败。其理由,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论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的冯玉祥

九一事变后,冯玉祥慷慨激昂,呼号奔走,呼吁反蒋抗日,进而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揭起抗战大旗。透过冯玉祥“日记”,从历史上加以考察,这一切绝非偶然。     

中日外交的国书博弈

首先需要声明,本文的主角小野妹子是位纯爷们儿。六七世纪时日本人的姓氏十分混乱,谁想叫什么就叫什么。妹子的家长,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起了这么一个令人浮想联翩的名字。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的分化与改组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从侵占我国东北入手,开始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着生与死、战与降的抉择。在这种时刻,南京国民政府(简称南京政府)内部围绕着对日政策问题产生分歧,导致固有矛盾加剧,新的矛盾发生,政府屡次改组。如何认识这一历史现象?这种矛盾运动的规律如何?本文试做一初步探讨。     

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

正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部署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使之成为两国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出问题。当初中国以"以民促官"、"渐进积累"的方式推动1972年中日复交进程,日本对华友好力量起到过积极作用。中日两国在解决了"台湾问题"的前提下,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宣告重建外交关系。但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出于维持对华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关系的调整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使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中苏两国各自出于战略利益的考虑,开始调整相互之间极不正常的关系。本文试叙述九一八事变后中苏两国关系调整的艰难曲折过程。     

李鸿章与19世纪后期的中日外交

晚清重臣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他以1871年签订平等互惠的中日《修好条规》,在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受重视于国际;又以1895年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负重谤于国内。李鸿章殚精竭虑主持的中日外交,在19世纪后期之所以出现大滑坡,与当时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成效不同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