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论史文繁简

史文繁简是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之一。王夫之评论史文繁简,包含丰富的内容,既反映了传统史学对于史文的要求,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体现在:史料取舍方面,应详略得当,甄别慎取;文字表述方面,应"和平"、"惇笃","华实并茂"娜鲜毒哂幸欢ǖ谋缰ど屎屠砺鬯剑怀龇从沉耸费笳?和致用的撰述要求,对于我们总结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王夫之史学方法述论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在那天崩地裂的动乱易代之际,王夫之在饱经忧患之后,遁迹山林,发愤书,写下大量的史论名,并形成系统的史学方法理论。本不揣浅陋,对王夫之的史学方法试作分析评述,以表对先贤的敬意,并求正于方家。     

论王夫之“诗以道情”说

王夫之"阅古今所作诗不下十万"[1],本文从本体论、创造论、接受论不同的角度论述其"诗以道情",诗以情为本的观点。     

王夫之进步教育观论略

作为明清之季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的主要贡献并不在教育方面,但他却有着丰富而进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他的重视对儿童进行早期教育、重视“情商”教育的思想,以及行先知后的知行观等,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教育理论,并在今天仍然散发着它的理论光芒。     

王夫之及俞樾“邹元标论”之异同浅析

邹元标为晚明东林党“三君”之一,早年曼以新进士身份,力劾首辅张居正“夺情”之议而廷杖远谪,直声震中外。仕途淹蹇,家居讲学三十年后,再返之天启之朝。于其行迹,同时及晚问人多以其人为晚明“士气”之所标尚,而王夫之与俞樾论邹元标之则于众人颇有不同处。王认为其再立朝为助晚明君臣道丧之势,俞则认为其好名,立身亦有非明智处。二人论有同而有异。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始末新考

光绪二年,时任礼部左侍郎的郭嵩焘提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为礼部尚书徐桐所格,光绪四年被内阁驳回;光绪十年,江苏学政陈宝琛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孔庙,得到翁同龢、潘祖荫、孙家鼐的支持,但礼部仍然议驳;光绪二十年,湖北学政孔祥霖疏请将王夫之从祀孔庙,次年复为大学士李鸿章等会同礼部议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御史赵启霖奏请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从祀孔庙,次年九月得旨,命将三儒一并入祀。在顾、黄、王入祀孔庙的过程中,每次请祀都引发了巨大的争论,而正反双方的意见异同和势力消长,则显然与时势的变化密切相关。     

王夫之的史学思想

王夫之(1619—1692)是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著名的史学评论家。他的进步史学思想除集中地反映在他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专著外,在他的其它著述里也有所反映。如其《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实则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王夫之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贯穿于著述之中,以是否有利于民族利益为臧否人物和评论朝政得失的重要衡量尺度;提出了“理势合一”“趋时更新”的史学理论,认为历史是发展、进化的;主张从事著史、论史必须有自己的宗旨和原则,并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兹分别论述如下。     

孔庙与宪政：政治视野中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孔庙事件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自光绪初年以后数次被提请从祀孔庙,直到光绪末年才得以入祀两庑,最后一次请祀更掀起了广泛的激烈论争。一方面,时代的发展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先儒与孔庙祀典的认知,三人的形象越来越脱离原来的轨道,而被塑造为新兴政治理念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代背景下,急速的政治变革遭遇了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因此当局试图以表彰他们来宣示立宪诚意,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孔庙”这个传统意识形态的核心符号,就此与“宪政”这个全新的政治理念产生了看似不可能的奇妙联系。     

直笔著史 歌以咏志

“天地风霜尽,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光阴荏苒,冬春易节,2021年在新桃旧符中拉开了帷幕。“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远去的2020年,是“十三五”收官之年,也是我省第二轮修志重大文化工程告竣之年。这一年来,新时代鼓角催征,未敢稍作儃佪;大方志曙光在前,直挂云帆以济。我们强化党建引领,突出中心大局,充分展现了志者的情怀与信仰;我们携手“一心”战疫,助力抗疫实践,充分证明了志者的责任与气度;我们扭住“两全目标”,坚持依法治志,充分践诺了志者的使命与担当;我们围绕“三个服务”,力倡修志为用,充分彰显了志者的风采与智慧;我们规划“四个纲要”.     

王夫之与司马光史学思想比较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以《资治通鉴》这部巨著而著名于世。王夫之则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史学评论家,他的史论著作很多,如《尚书引义》、《春秋家说》,《春秋世论》、《读四书大全说》、《诗广传》、《黄书》等,虽名为“说经”,但其中都有关于古代历史的评论;他晚年所写的《读通鉴论》、《宋论》则更是比较系统的史论巨著。由于《读通鉴论》是王夫之的史     

王阳明《寓赣州上海日翁书》和《客座私祝》

王阳明的书迹存世稀少,本文通过对馆藏的两件王阳明作品,行书《寓赣州上海日翁书》和楷书《客座私祝》的释读、考证,阐述了王阳明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     

我所认识的王洛宾

作者通过他与民族音乐家王洛宾交往中一些生活片断、场景的真实回忆叙写 ,赞颂了王洛宾老人乐观的人生态度和执着追求艺术的精神。     

王茂荫人才思想探析

依据新发现的史料,作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王茂荫的人才思想作了进一步研究.作者研究认为:王茂荫衡量人才的标准是"才、学、识、存心"四个方面;看待人才的眼光是人才"世所不乏"、"用人尤重";培养人才的目的是"蓄以待用","以济实用";选拔人才的原则是"唯才是举"、"用贵得人".     

从送别诗谈王维的有为和无为观

从王维的送别诗谈他的有为和无为观,以及两种人生态度之间的矛盾关系。     

论王念孙父子的治学特点与影响

王氏父子治学特点别具一格:一在于其思想观念上的“通”,不拘泥于汉儒师说,不束缚于前贤定论,不局限于文字形体,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二在于其知识运用上的“博”,即博采经、史,旁通诸子百家,这是知识的广博;综合运用各科知识、各种手段,对古书字词加以校勘训释,乃至一字之证,博及万卷,这是手段的多样,两者使得王氏父子发现和解决问题比别人高出一筹。三是其研究方法上擅长于“音”,即比同时人和先贤更多地更科学地运用音韵学理论和方法于校勘学、训诂学事业,广泛采取“声训”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与优势。     

王世贞的史学思想

王世贞是明代杰出的史学家 ,本文从治史目的、态度、方法、史学批评以及历史观等方面 ,阐述其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他主张博古通今 ,崇尚直书实录 ,重视史料考辨 ,具有发展史观 ,其务实求真思想影响尤为深远 ,反映了明后期史学思潮的一些特点。他的史学思想既有积极因素 ,也有局限性 ,必须具体分析     

先商文化研究二题

先商文化研究是商文化研究的深化。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和先商文化南下是先商历史上两件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事。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在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河伯绝非商远祖冥或为商先公。先商文化南下是因为气候原因,但客观上为商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契机,并为商族最后夺取夏王朝政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王宠惠与孙中山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袁世凯窃国后,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而王宠惠则是学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     

王蘧墓志及相关问题

王蘧墓志记述志主生平较为详尽。本文结合传世文献探讨了墓志未曾提及的王蘧久仕不偶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认为早年生活不羁和中年迎娶富家女的行为使统治者对其人品颇为鄙薄,终不委以重任。文中还对墓志所记王蘧生平作了一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