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新疆发行的金币券——新疆钱币图说（二）

“华俄道胜银行”①系译自俄文“P C-CKO-KИTAЙCKИЙБAHKЪ”,是俄国联合法国趁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为筹措巨额赔款向俄法借款一亿两白银时,以中外合办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参加而于1895年12月22日成立的,总行设于俄国圣彼得堡。参与创建的有巴黎霍丁格尔公司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及巴黎国家贴现银行等四家法国银行和圣彼得堡国际银行一家俄国银行。资本总额初为六百万卢布,法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五,俄国占股份的八分之三。名称上虽冠有“华俄”二字,其实并无中国资本。为了挂上中俄合办的招牌,俄国才于1898年9月8日,诱迫…     

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券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马关条约》,对日赔款关平银2亿两,约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不得不举借外债来偿付。沙皇俄国乘机伙同法国向清政府联合贷款4亿法郎,并运用贿赂清政府要员李鸿章等手段,取得在华开设华俄道胜银行并进而取得建筑、经营中东铁路的权利。     

华俄道胜银行钞票的建构

一、历史发展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俄国欲垄断满洲的商业利益,在1895年成立华俄道胜银行（Russo－Chinese Bank 1895-1910）,总行设于圣彼得堡。清政府同意订约,缴入股款库平银500万两。1898年开始发行钞票,包括库平银两票、制钱票,在中国满洲里等地行用。     

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

谈到山西窄轨铁路之成因,人们往往与阎锡山的闭关自守政策联系在一起,认为阎为永久称霸山西、抵制省外势力长驱直入,达到进可攻、退可守之目的,才修了正太(河北正定石家庄到太原的铁路,现名石太线)和同蒲(大同到蒲州的风陵渡,现风陵渡划归芮城)铁路,两条铁路都是窄轨。 事实上,两路修筑窄轨与阎氏封闭闭关政策无关。 正太路是山西修筑最早的一条铁路。全长243公里,其中在山西境内170.7公里。1898年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取得承修路的权益,在山西各阶层人民的抵制下,俄人一直未得实现。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沙俄政府立即指使华俄道胜银行派代表璞科等于1902年来华,并通知清政府“已派工程师即来     

东省铁路合同名称考释及其他

1896年9月8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钦差大臣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所订东省铁路合同,仅在条约集中     

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行径初探

晚清及民国前期在沙俄帝国主义对新疆的侵略过程中,华俄道胜银行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在直接攫取新疆殖民地利益的同时对沙俄在新疆侵略势力的巩固和扩张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首先记叙了华俄道胜银行由出现到灭亡的基本概况,分析了该银行出现之时的时代背景,在此基础上深入探析了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的四条侵略路径,最后做了总结和思考。     

从俄币“羌帖”的发行看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掠夺

沙俄帝国主义在中日甲午战争后,通过在华开办华俄道胜银行,大量发行卢布(“羌帖”),修筑中东铁路,开办工厂、矿山,采取种种手段,疯狂地掠夺我国资源,进行野蛮的经济侵略。一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割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但     

华俄道胜银行与沙俄的远东政策

华俄道胜银行(以下简称华俄银行)是沙俄于1895—1910年在远东,主要在中国设立的跨国帝国主义银行。以往对华俄银行的研究文章,只孤立地展示华俄银行本身沿革及其对华的经济侵略活动,而对华俄银行与沙俄远东政策的关系儿无涉及。其实,华俄银行的成立及其在远东的经济活动,是同沙俄远东政策紧密相联的,是为沙俄远东政策服务的。本文试就     

华俄道胜银行与东北的近代面粉工业

华俄道胜银行是中国近代第一家中外合办银行。该行以中国东北为主要活动地区,除修筑中东铁路外,还在东北北部直接开办或用提供贷款的方式大量投资于面粉工业。在华俄道胜银行的资金支持下,俄商垄断了东北北部的面粉工业,控制了东北的商品市场,为俄商获取了丰厚的利润。同时,客观上也加速了东北面粉工业的近代化,促进了东北面粉工业的发展,使哈尔滨成为近代中国的面粉工业中心之一。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第一次政治大借款的意图与困境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履行《马关条约》先后三次向列强大借外债。其中第一次政治大借款——俄法借款是清政府为回应俄国策动共同对日干涉的外交举动。俄法借款间接体现了战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平衡列强在华利益矛盾。由于对时局的误判,清政府的外交表现出极度的摇摆性,并且自身权益遭到严重损害。     

读《俄国在满洲》新译本

罗曼诺夫著,陶文钊、李金秋、姚宝珠译的《俄国在满洲》的新译本出版了。这本书是论述1892至1906年间沙俄帝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这个时期俄国在远东,以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为开端,接着参加三国干涉还辽,设立华俄道胜银行,修筑东省铁路,强租旅大,镇压义和团,武装占领东三省并拒不撤军。沙俄这一连串的侵略活动,使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矛盾极度尖锐化,终于爆发     

百年老砖茶见证羊楼洞辉煌

正2015年11月2日,由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文物局主办的万里茶道沿线城市申遗工作座谈会在武汉大学举行。会上,湖北省文物局公布了《万里茶道(湖北段)调查评估报告》,首次公开了我省初选的23处万里茶道申遗点。列入我省23处初选名单的武汉市申遗点共有10处,分别是江汉关大楼、汉口俄商新泰大楼、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汉口东正教堂、源泰洋行旧址、汉口俄国领事馆、顺丰茶栈、巴公房     

中行之始 吴鼎昌

作为第一任"掌柜",他最先为中国银行和民国金融业留下了"独立"和"信誉"二十世纪初,汇丰、德华、麦加利、华俄道胜、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9家外国银行基本上控制住了上海的金融业。在橡胶股票风潮后期,清政府曾努力参与救市,上海道台蔡乃煌与这9家外国银行签订"维持上海市面借款合同",借款350万两白银,并拨出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当时     

汉口第一刘,"牛"气亦冲天--记商海沉浮中的刘子敬

在老汉口的街谈巷议中,涉及得最多的汉口大财东要数“汉口三刘”：俄华道胜银行买办刘子敬、地皮大王刘歆生、祥丰厚老板刘鹄臣(另一说为其胞弟刘季五)。同时还有一说是：“湖北三个刘,抵不上四川一个刘。”意思是,前面所说的“三个刘”,抵不上从四川来的安利英洋行买办刘象曦。     

胶州湾事件中清政府的对俄外交

德占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在"决不动兵"的战略决策下,清政府出于对《中俄密约》签订后中俄同盟关系的信赖,将联俄视为解决胶案的重要筹码,于是便有了李鸿章与翁同龢的联俄努力。然而,俄国围绕胶案的决策却始终没有顾及中俄同盟。从其国家利益出发,最初俄国的决策经历了由派舰赴胶到取消俄舰赴胶的转变。而后,当中方求俄未果、决定暂不求助俄国时,俄舰却不请自来,以中俄同盟为借口,实则意在占领旅顺、大连,清政府欲拒不能。这显示,俄舰来华与否,与清政府的请、拒无关。对照俄国的相关决策可见,清政府围绕胶州湾事件展开的对俄外交,不仅暴露了弱国外交的屈辱与无奈,更暴露出了主持外交者的懵懂与无知。而由此引发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则预示着清政府的外交已步入山穷水尽的绝境。     

《恰克图市约》中的法权

《恰克图市约》是清政府于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为重申中俄关于边境贸易管理规约而签订的一个条约。由于其中第五条涉及到对中俄边境民人交涉事件的法律管理,故中外人士对条约中的法权问题各有说法。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宋教仁在他１９１１年所写的《二百年来之俄患篇》一文中认为,“俄人自乾隆五十七年订立《恰克图条约》（注：该条约又称《恰克图市约》）,有两国人民交涉各治其罪之文,为治外法权之滥觞。”①在他看来,外人在华治外法权的取得是从这个条约开始的。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也认为中国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曾给予过外人在华…     

民初金属本位制度的讨论

民初金属本位制度的讨论叶世昌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ＭＥＴ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ＹＥＡＲ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ＹｅＳｈｉｃｈａ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ｔ６ｈｅｍｅｔ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ａ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民国初年的币制讨论是清末讨论的继续。其时关于金属本位制度的讨论（本文不涉及有关非金属本位制的主张）,总的目标是想实行金本位制。在黄金不足的情况下则先实行金汇兑（虚金）本位制,梁启超、康有为、汪大燮等都是金汇兑本位的主张者。而作为第一步则是实行银本位制。对于银本位制,又有以两还是以元为单位之争。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币制则例》的公布,标志着两元之争的结束。但币制的讨论仍在继续。第一个币制委员会第一个币制委员会成立于１９１２年,由财政部次长章宗元任会长,王芳任副会长。１１月,聘荷兰人、前爪哇银行总裁卫斯林（Ｇ．Ｖｉｓｓｅｒｉｎｇ）为名誉顾问。卫斯林在宣统三年即已受清政府聘请为顾问。因清政府被推翻而不克来中国。他于１９１２年７月写了《中国币制改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废止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始末

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主,探讨了俄国商人在华中俄沿边地区免税贸易的由来及俄商在新疆攫取“暂不纳税”权益的经过;揭露了“暂不纳税”条款对新疆地方社会经济的危害。并重点论述了新疆建省后清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为废除“暂不纳税”条款、收回商业利权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在近代半殖民旧中国,清政府面对沙俄列强的强权政治和经济扩张被迫步步退让的软弱态度。论文的最后一部分简述了１９１７年１０月革命胜利后,新疆地方政府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通商谈判中废除俄商在新疆贸易暂不纳税条款的经过     

《中俄密约》签订真相

甲午战争惨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统治阶层流传这样一个论调,说什么沙皇俄国“疆域已广,且信义素敦,与我修好二百数十年,绝无战事”,“举动阔大磊落,非西洋可比”,转而产生了同沙俄结盟,“联俄以拒日”的幻想,为了换取与俄的军事同盟,竟然不惜将重大国家权益出让给沙俄,清政府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要与沙俄结盟、沙俄从中获取了哪些好处、条约的结果又是如何呢,本文将一一予以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