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福建政府对溺婴的救助

有关福建溺婴习俗的记载，可追溯到唐代《全唐诗》顾况的《囝一章》。民国时期普遍存在的溺弃婴现象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民国政府和民间组织的极大关注。福建政府为救助溺弃婴作了不少努力，具体表现在禁令溺婴、设立育婴机构、开展救济等方面。     

宋、清溺婴问题研究综述

溺婴弃婴,尤其溺弃女婴是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宋代和清代,溺婴问题更加突出,形成的社会影响更加巨大。本文从现象、原因、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和解决措施四个角度进行分析,通过比较揭示这两个朝代溺婴问题的异同,从溺婴问题这一特殊的视角了解宋、清两代的社会情况,从而全面地认识处于这两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境遇、心理状态和社会背景,丰富了社会史研究的内涵,这也对解决当今存在的社会问题有借鉴意义。     

南宋为何实行“计划生育”？

南宋时期的农村,有个奇怪的习俗,叫“生子不举”,即生了孩子不养育,把婴儿溺死或扔掉。最初,这个风俗还有些迷信色彩．说五月初五生的儿子不祥,不吉利,所以“不举子”．这个“子”指的是男孩子。可是后来这个“子”竟演变成了包括男孩、女孩都在内的所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而且也不单指五月初五了。这个“生子不举”现象存在的时间之长,地域之广令人吃惊。     

陈烈、李巽诗词故事二则

陈烈,字季慈,学者称季甫先生,福建福州人,家住城内郎官巷。生于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庆历元年(1041年)举乡荐,试进士不举．遂不再往。倡导道学,与陈襄、周希孟、郑穆称“海滨四先生”。     

宋代举子赴考的旅费问题

随着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定型与完善,大量读书人投身考试来获取功名,但是进京赶考的费用却构成一笔沉重的负担。那些贫寒士子往往通过借贷、干谒,甚至是典卖田产的方式来筹措旅费。有监於此,政府通过公券、鹿鸣宴、贡士庄等形式给予进京赴考的举子以某种程度的资助,尤其在南宋末期的江西地区,贡士庄的设立有常规化的趋向。与此同时,举子们也自发地以“义约”这种经济互助组织形式来筹集赴考费用,举子间的“义约”不仅分布地区广,而且构成形式也相当多样化。     

辛亥革命时期的“福建通宝”

最近,我收藏了一枚“福建通宝”铜钱,此钱圆形圆孔,直径19、穿径5．5毫米,重2．45克。经查阅资料,“福建通宝”铸于辛亥革命时期,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历史见证。1911年10月10日武汉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纷纷响应,首当其冲的是浙江、江苏、上海、福建等地。福建革命党人在同年11月9日在福州举事。激战一日,光复了福州城。13日成立中华民国福建都督府。当时的军政府为维持金融稳定。适应经济需要,设立印铸局,铸造“福建通宝”,面市流通。     

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研究简

清代山西溺婴风习盛行,由于持续时间长,分布范围广,比例大,数量多,从而引发人口比例失衡、恶劣婚俗蔓延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为此,山西地方官吏和乡绅通力配合,采取法律严禁和社会救济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溺婴风习的蔓延,但溺婴之风在清代山西社会由于多重矛盾交织,难以彻底根除。本文试图以清代山西地区为例,结合地方志等史料,对清代山西溺婴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论述,以完善学界关于清代山西溺婴问题的认识。     

雍正推广“普通话”

1728年,清世宗雍正皇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种“官话”）,并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意思是,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曾国藩·北京会馆·士林文化

正北京的会馆,兴起于明,盛于清。大致分为试馆、行馆和仪馆三类。行馆,是为了同乡协调同行业商务活动的需要而设立的。仪馆,主要是为同乡旅京死亡者,暂时停放灵柩用。而试馆,顾名思义是每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为各省举子旅居备考之用。据史载,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科举考试终止,先后在北京举行科考201科,各地进京应试的举子达120多万人次。每逢考期,试馆就人满。所以,三馆之中,试馆最多,占了会馆的绝大部分。     

20世纪80年代福建大念“山海经”

根据福建省有1亿多亩山地和相当于福建陆地面积12万平方公里近邻海域的客观自然条件．1981年,省委常务书记项南提出：“福建要翻身、大念山海经。”从此．省委重视发展“山海”经济．调整福建农村经济结构．走上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新道路。     

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

福建文化在琉球的传播与影响谢必震一、引言古代琉球（今日本冲绳）在福建东南的海上。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１］清沿明制,福建仍是通琉球的唯一口岸。因此,在长达五百余年的福建与琉球的交往中,福建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输入...     

清代成都城市休闲文化的复苏与繁荣

成都是一座典型的内陆平原城市,位于中国四川省中部的岷江流域盆地西部龙门山脉和龙泉山脉之间的成都平原中央．秦汉以来就十分富庶,号称“天府之国”。成都人的闲适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隋书·地理志》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宋史·地理志》也说：“其所获多为邀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元朝费著在《岁华纪丽谱》中也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明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入成都,号大西国。     

福建历史上的代称

据古籍《周礼》记载,福建古为“七闽”地,泛指当时生活于福建及浙江南部的七支以蛇为图腾的部族。后世遂多以“七闽”代称福建。北宋雍熙二年（985年）．福建辖福、建、泉、漳、汀、南剑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自后至清,福建行政区划几经变动,但大部分时间均保持八府建制,因而又有“八闽”之别称。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福建增设台湾府,史称“九闽”。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福宁州升为福宁府,福建有十府．故又称“十闽”。     

世界有多大，空间就有多大

《神州民俗》杂志因刊名中一个“俗”字,便注定了杂志将与最广泛的读者有缘。这一个“俗”字是通俗的“俗”,更是雅俗共赏的“俗”,而不是庸俗或者恶俗的“俗”。[第一段]     

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

清朝湖南宝庆府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对外交往相对不多的内陆地区。为了克服天灾、疾疫以及供养能力局限所产生的贫困无着及“溺婴”等现象 ,这里也自然形成起自己的社会救济系统 ,并显示出官民相互合作的倾向。这其中包含了地方社会风尚的促成、官绅阶层的倡导以及“礼下庶人”教育的效应等因素。     

福建船政与台湾海防建设

福建船政在同治五年（1866）创为,有其时代先进性。本文试从加强海防建设方面对福建船政创办的积极意义进行阐述,福建船政局的建立对加强包括台湾在内的东南沿海防务有重要意义,而且福建船政局的设立还有“护商”、“辑盗”等作用,促进东南海及台湾的飒交通,保障海途顺畅,对促进台湾开发建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北京会馆游之湖广会馆

会馆起源汉代．当时仅为进京朝觐的外地官员临时居宿。明清会馆的兴起源于科举会考。每到大比之年赴京赶考的士子很多,客店趁机提高房价．狠宰各地举子．即使伴随举子来京贩卖文具的商人．也付不起昂贵房租。各地举子商人希望初次来京就能找到住处,并得到同乡的照顾．于是各省、府甚至大一点的县纷纷在京集资建会馆。由于清朝不许汉人住内城的规定．所以会馆大都在     

明代福建的冶铁业

明代的冶铁业在福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八闽通志》的作者在“食货志”序言中说：“民惟邦本,而食货则所以养其生、资其用者也。闽地负山滨海,平衍膏腴之壤少,而崎岖硗确之地多,民之食,出于土田,而尤仰给于水利;民之货,出于物产,而尤取资于坑冶。凡是数者,非独民赖以生,而土贡财赋亦由是而出焉。”《八闽通志》的刊行,正是明代中叶,由此可知,明代前期矿冶业在福建经济中的地位——用现代话来说,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矿冶业是福建国民经济的主导支柱产业之一。本文拟探讨明代冶铁业的有关几个问题。     

武汉的古老书院

书院是古代私人或官府所设立的讲学肄业之所。最早的书院可上溯到宋代四大书院,即白鹿、石鼓(一说嵩阳)、应天、岳麓书院。自明以后,书院为习举子业而设,数量愈增。清朝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从抚臣袁廓宇请,修复衡阳石鼓书院。嗣后各直省以次建立。直省省城所设立的书院,由政府拨给经费,供给师生膏火。书院师长,由督抚、学臣选聘德才兼备足为多士模范的人担任,并不分本省外省和已     

19世纪西人笔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建构——以溺婴为中心

在19世纪,溺婴成为西人观照中国的一个重要层面,在此过程中,西人建构出一个负面的中国法律形象。溺婴的隐匿性,让这种建构性鲜明地表现出来。从全球史的视角观之,当时英美国内也存在严重的杀婴问题,这在道德、法律等层面引起西人的焦虑,西人就中国溺婴的发生情况、行为定性和法律规制等方面的建构,都与此有关。由此可见,西人建构负面中国法律形象的动机和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