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列宁的革命友谊

孙中山和列宁都是20世纪的世界伟人。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孙中山生于1866年,列宁生于1870年,孙年长4岁。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分别领导了中俄两国的革命。尽管由于中俄两国历史条件不同,两国革命的性质及     

“第二届拉关问题青年论坛”综述

2003年12月16日至17日，第二届拉美问题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共中央党校等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近30位学参加了论坛。论坛研讨的主题是“20世纪拉丁美洲的变革与发展”，并围绕“结构主义与拉美的社会变革和发展”、“民众主义与20世纪拉美的现代化”两个论题展开。     

孙中山与绍兴名人

在20世纪初,浙江绍兴名人辈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时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曾有两次绍兴之行.不仅留下了他的踪影,而且留下许多、讲话、手迹。他与绍兴名人的密切交往,推动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发展。详见《孙中山与绍兴名人》一文。     

孙中山北伐动因剖析

孙中山在谋求解决中国独立、民主、富强和统一的问题上,既谋求武力解决又谋求和平解决,到晚年他却极力谋求武力解决。孙中山19世纪20年代主张北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多种因素促成的。     

浅论孙中山法律思想

孙中山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法律思想家之一。孙中山的法律思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以五权宪法为核心,内涵丰富,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如民主性、爱国性、超越性等。     

孙中山的民主思想

戊戌变法前,西方民主思想逐渐传人中国,到了20世纪初年,出现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它是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孙中山与海外华侨民族主义

论文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互动关系,阐述了华侨民族主义的跨国互动之于中国社会政治的意义。认为没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不懈努力,就不可能有华侨的革命参与。孙中山政治动员的构建与华侨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形成息息相关。孙中山一生所致力的跨国的政治实践,其意义在于促成了祖国政治的根本改变和进步;散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在这种政治动员的推动下,实现了他们的本土回归运动和祖国改进计划的愿望。     

二十世纪三位伟人与宁波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回顾和总结即将过去的20世纪时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三位世纪伟人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也与宁波的百年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三个建国方案和邓小平的特殊贡献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建国方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案和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国方案。它们以各自独特的风格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高度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邓小平的特殊贡献就在于继承孙中山和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历史性的创新与发展,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三个建国方案产生的历史条件和主要内容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     

疾病、政治与医疗——疾病视野下的孙中山临终研究

患病是1924年孙中山北上过程中的意外。特殊的政治局势给孙中山的疾病染上了强烈的政治色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借口疾病完成了几次政治决策;但疾病带给国民党更多的是危机,及考验其应对危机的能力。由于政治身份,孙中山获得了普通人鲜有的优良的医疗资源,但其癌症的确诊、公开和诊疗方式也因此受到医疗之外的多方因素干扰。癌症在20世纪20年代的诊疗手段落后,是孙中山癌症诊疗困难的根本原因。在这一过程中,选择西医为主的治疗方式,既是孙中山的主观选择,也是国民党为打造崇尚科学的孙中山形象所做的努力。而中医的逐渐式微,也通过孙中山患病后各方对待中医的态度展现无遗。一次医疗事件,折射出20世纪20年代复杂的政治和文化生态。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