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瞿林东著《史学志》

瞿林东《史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华化通志》“学术典”中的一种。《中华化通志》以志的体例和旨趣,意欲勾勒中华化的整体面貌。其中《史学志》则致力于反映作为中华化之重要组成部分的史学的面貌、成就与特点。     

20世纪以来“三通”研究述评

<正>杜佑《通典》、郑樵《通志》与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这三部书在典章制度方面用功颇深，在体裁体例、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三通”问世后学者多有关注和议论，相关总评常见于各类书目解题中。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处于社会大变动之中，中国史学也随之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和发展面貌。“三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重要论著，体大思精，内涵丰富，对其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把握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损益，又能增进对“通史家风”发展演变过程的了解，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

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仓修良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具备史学的某些功能和特点。清代学者邵晋涵就指出：“郑夹之为《通志》也，首叙氏族，又采诸家谱乘见于著录，则家之有谱，固与国有史、州有志而并重也。”①史学评论家章学诚也说：“且有天下之...     

吴缜与《新唐书纠谬》

在两宋史学繁盛的百花园中,考据学不失为一枝奇葩。诚如王国维所说:“考据之学,亦至宋而大盛。”这一时期,考据成为普遍风气,考史著作蔚为大观,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下称《纠谬》)就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佳作。     

郑樵《通志》对文献学的贡献

郑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献学家。他的《通志》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是古代知识分子必读之书,有“士不读三通,是为不通”之说。由此可见,《通志》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体例与章法探讨——以《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为例

编纂非遗志是方志学中一个全新的课题。二轮志书编纂中极少数省市志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记述,其中《浙江通志·非物质文化遗产志》创新体例,纵横结合,较好地处理了非遗志与项目本体所属行业分志深度交叉问题：表述章法上继承旧志“考”体传统,使用考据方法记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章对传统体裁“考”体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考据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考据难以正本清源,非遗名称、起源与发展、保护所在地等都需要考证,考据便是非遗志无法回避的章法,也是方志学如何扬弃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考据必须使用第一手资料,间接资料容易出错。文章以浙江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志》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志编纂体例与章法进行探讨,以期对三轮修志编纂非遗专志有所裨益。     

清代东北方志中的辽金史料编纂——以《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为例

清代东北方志中辑录了大量辽金史料,堪称辽金资料汇编。特别是《盛京通志》《吉林通志》,二者分别作为清代东北地区总志和吉林一省通志,其中所包含的辽金史料颇具代表性。两志中的辽金史料存在着显著特点：首先,搜集范围广,兼取各类文献且涉及朝代众多,所得辽金史料内容广博;其次,对数量大、内容繁富的辽金史料重新分门别类、取舍编排;第三,注重考证,体现了乾嘉考据学风。同时也存在着选材片面、内容不均、史料删减不当、史实编写错误以及一些具体细节问题。综合看来,清代方志中的辽金史料是多维度反映辽金史料面貌的有益成果。它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同时,也展现了清人的辽金史观和东北的地域特点,是清代辽金史学史发展的一个侧面。     

宋代考据史学三题

宋代以前 ,历史考据学有一定的发展 ,但并不成熟不系统。随着唐宋之际思想领域里新儒学思潮的兴起 ,史学流派也发生了一些大的变化 ,那就是义理史学和考证史学的发展。其中 ,考证史学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获得很大的发展 ,成为宋代史学一个值得注意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专著或论文出现。“疑古与考据”、“国史与考据”、“笔记中之考据”三个方面是宋代考证史学的三个有突出成就的方面 ,分析这三个方面 ,对于加深理解宋代史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芜湖教案”一文之订正

《安徽史学》一九八四年第2期所载的《芜湖教案》一文中提到:芜湖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调兵镇压,曾把带头焚烧教堂的“王光土、傅有顺两人……就地正法”,并注明此系据“安徽通志稿·外交考》一书说法。而《中国近代史辞典》系为王光金。     

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十分注重考证史学研究,作为"吴派"的乾嘉考据家,他的学术成就遍及经史。《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对新旧《唐书》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从文字校勘、典制考证、增补史事等方面,对新旧《唐书》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从王鸣盛对新旧《唐书》的研究入手,探讨乾嘉学者的史学研究方法。     

20世纪中国史学史著作述评

20世纪初 ,随着“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和新史学思潮的涌起 ,“史学史”这一学科概念形成。有学者认为 :这一概念“可能是从外文译来的 ,或者可以说相等于英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俄文‘Историоｒрафｕа’ ,法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 ,德文‘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耿淡如 :《什么是史学史》 ,《学术月刊》1 96 1年 1 0月号 )。而“中国史学史”这一概念则是梁启超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 (见俞旦初 :《梁启超论中国史学史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史学史资料》1 980…     

乾隆朝臣节评价的转变与《续通志》的“贰臣”书写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高宗的一道上谕，标志着清廷对前朝臣节的评价出现了从以顺逆为取舍到以忠义论先后的重要转捩。以此为滥觞，乾隆先后指示编纂了《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和《国史贰臣传》,一褒一贬，以风励当朝臣节。同时，乾隆特别标出的“贰臣”名目与思路也被三通馆仿效施行在《续通志》的编纂中。《续通志·贰臣传》汇辑了由唐至明初七朝“贰臣”,发展了“贰臣”的涵义与标准，通过拣择、分类、考辨、评论等来凸显“贰臣”形象，以契合当朝利用史书纂修巩固统治的现实意图，成为清代“帝王史学”的一种典型形态。     

读《通志》札记

一、《年谱》在全书中地位的重要“表”体在史书中的地位郑樵《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自不成问题,但学者们对《通志》的纪传部分和年谱部分弃而不论,实在是一种偏见,他们不知年谱在《通志》中地位的重要。郑樵所谓“谱”,就是司马迁的“表”。《史记》所作十表,后人多不甚注意。即有     

经世致用:赵翼史学的价值取向

赵翼（1727—1814年）,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武进）人。他与钱大听、王鸣盛齐名,同被视为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甘二史札记》也与《甘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同样,被推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但事实上,赵翼的史学并不仅仅局限于考据,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首先,赵翼治史详今略占。《甘一二史札记｝）是赵翼史学的代表作品,以三十六卷（不计补遗一卷）的篇幅对自《史记》以下二一一卜四部正史均加以评论,我们统计一下各书所占卷数如下：前四史六卷,南朝五史四卷,北朝五史三卷,两《唐书》…     

朱熹对历史文献学的贡献

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到了宋代有了显著的发展。司马光、欧阳修、吴缜、刘攽、沈括、洪迈、王应麟等对文献的整理和研究都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而却有二位独步当时的人物。一位是郑樵,他在《通志》中设《校雠》、《图谱》、《金石》三略,不仅扩大了文献的范围,对文献的搜集、整理也提出许多真知灼见,至今尚有一定影响。①另一位便是朱熹,他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家,他把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引入史学领域,强调用理学去统率指导史学,把“理”作为历史评价的最高标准,充分显示出其史学的理性色彩。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史学对于理学的作用,认为理学离不开史学,需要史学为之体现,所谓“理无事则无所依附”,只有遍知天下精粗巨细之史事,义理“万可见用”,否则便是“凭     

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

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史学理论、批评理念、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为明代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尤其刘知幾所撰《史通》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远。同时,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瞿林东:《史学批评怎样促进史学发展》,《人文杂志》2016年第10期。“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而史学理论中则往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新疆通志》篇目设计的整体性构思

《新疆通志》由80部专志及卷首、卷末、附录组成。1983年修志之初,就拟定了《新疆通志编纂方案》(草案),对全书的总体设计提出了基础构想。1987年我们会同各专志编辑室对《新疆通志》的总体设计重新进行了研究和修订,并于当年8月完成了各专志篇、章、节的全部篇目设计。全书共80卷,437篇,1468章,6025节,预计2500万字左右。为方便社会各阶层和各行业读者的使用,《新疆通志》采取了“多卷平列”的设计体式。凡独立的事业或专业大都设计为一卷,每卷既是《新疆通志》的组成部分,又是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一项事业的专志。为了增强各门类之间的联系,科学地处理好分类、分工、交叉等问题,保证通志成为一个整体,在总体设计时,我们是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百余专家撰巨著《中华文化通志》

百余专家撰巨著《中华文化通志》被誉为“中华民族文化百科全书”的《中华文化通志》编纂工作正在顺利进行。１５０多位当今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专家今天集会广东省花都市,深入研讨如何将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宏大文化工程《中华文化通志》编写成高质量的“传世之作”．预定１９...     

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

宋代学术以理学为特色,与之相应,在史书的修纂中形成了义理史学一类,以孙甫《唐史论断》、范祖禹《唐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等书为代表,主张在史学中以微言大义为旨,不太重视历史事实的考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