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在欲望城市的眼泪

很多朋友不理解我怎么会写这样一本书——我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一直做的是财经类记者,对于书中所记叙的那些形形色色的女性“一夜情”故事,我是陌生的。我以前一直以为,那是别人的生活,他们的世界,和自己的生活毫不相干,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会如此“痴迷”地采访和完成这些故事。的确,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个意外。 我还是要感谢欧阳雪,我书中的第一个叙述者。一个酷夏的夜晚,我在三     

文化战及其限度

一我这篇文章其实是一篇读书札记。这并非是要炫学,而是由于我对谈论文化问题有格外的警惕与谨慎。“文化”是个过分有伸缩性的题目,从文人到人文尽在囊括之中,所以言说起来极易不着边际, 做些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的论断,争论起来也往往驴唇不对马嘴。凭空讨论文化还有一个危险就是将极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并将某一种文化理想化或者——套用一句时髦词汇——“妖魔化”。尽管我们对20 世纪文化论争的空泛与武断屡有检讨,但检讨之后仍然是积习难改。当然对文化的宏观之论读来也不无启发,但说实话从上世纪10年代到80年代再到今天,这样的启发我们也受够了。所以我宁愿小心行事,小处着眼,从具体文本与具体问题入手:在这里,读书札记这种文体对于我的文化讨论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江河向我们发出警示 科考结果显示：长江三源地区生态环境不容乐观、水系退化迹象明显

楚玛尔河在长江三源中纵观各项地理数据指标都排在最后的位置,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公众和学术界的关注,是一块没有经过系统考察与研究的空白源区。在这样一个季节,要完成这样一个行动,我心里非常清楚,麻烦和危险会随时出现,甚至会陷入绝境。然而,为了给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们不能半途而废,长江三源的考察就剩下这最后一段,也是最重要的一段,任务和经验告诉我,我们是没有退路的。     

薪火相传 上下求索:《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的编辑始末

<正>《中国陶鬲谱系研究》这一部文集,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在2014年7月编辑成书、出版发行了。回想这部文集的编辑过程,不免有些思绪难平。记得那是2004年的时候,张忠培先生同我说起他预期实现的两个学术目标:一是要完成"鬲谱";二是要完成"从村落到王国"。作为他的助手,我当即表示,在我担任他的助手期间,协助他完成第一个目标。因为我知道,这一个目标早在20世纪80年代,张先生还在吉林大学工作时就开始构     

留学生史研究的一部力作──简介《中国人留学日本百年史》

大约两年前,我问辽宁《侨园》杂志常务副总编沈殿成同志业余做些什么,他说正在写一部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著作。当时我不以为然,因为要完成这样的学术著作,不仅需要一定功底,而且需要充足的时间和丰富的资料。而这对一个终日忙于编务的人来说,是不容易做得到的。然而...     

西藏文化的真实读本——平措扎西的《世俗西藏》

当平措扎西啦 把他的新作《世俗西藏》交给我,我告诉我准备召开研讨会的时候,我刚从内地回来,开研讨会,接受课题都是有关藏传佛教的,因此,满脑子都是有关佛教方面的东西,再加上翻译注释《宁玛派教史》的收尾工作要年底完成,所以除了《西藏学》的编务工作外,不可能再考虑任何其他事了。     

陶鬲研究史上的集大成之作:在《中国陶鬲谱系研究》首发式的发言

<正>要我讲话,讲什么?讲讲我此时的心情吧!我此时的心情,颇为复杂,大致可用内疚、尴尬、感谢和愉悦来表达,同时,令我高兴的是:最近我在陶鬲研究这苦作舟的无涯的学海中的远方,又看到了一点星光。为什么感到内疚?中国陶鬲谱系研究的规划,本来是我提出的规划,并经故宫博物院批准,本应由我主导完成这一规划,但我失约了。在此情况下,陈雍和杨晶跳将出来,邀合其他同仁,完成了我弃之的规划,我赞佩他们勇挑重担的同时,深感内疚。     

杂志制作 事实考证

《国家地理》杂志的标志性黄框常被视为准确性的象征．要想获得这一声望,没有一个对文章所有元素都进行核实的调查团队是不可能实现的。文章修改完成之后,核查员便展开工作．完成一篇报道的查证要花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具体时长取决于文章长度、题材和获取消息源的难易程度。     

10位作家眼中的城市脸谱——妖冶的迷宫哈尔滨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松花江跑冰排的季节，全家乘火车离开了坡镇，那时我还很小。我们一家新去的那个城市叫哈尔滨。在50年代．这座城市人口不多，很幽静。     

谈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继承传统,首先要认识传统。究竟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什么?有些什么特点?这是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在这里,我只能谈谈自己的皮毛之见。我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两大特点：一大特点是源远流长。中华民族有着几千的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且自古至今有着数千年的文字记载,延绵不断,流传至今,这是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一特点我就不再赘述了,这是大家都认同的。但我觉得中     

“做学问首先要做人”──匡亚明先生印象

1996年9月25日,南京大学纪念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中心成立十周年,要我去参加庆祝会议。这是中外教育合作中的一个创举,一件盛事,几乎是匡老（亚明）以其魄力和毅力一手完成的。此事与我也有一点因缘,自然不能不去。但是此时已91岁的匡老,刚开过刀,身体衰弱,所以即使是他一手擎划经营的事业,也决定不参加了。虽然如此,第二天一早,他还是派车接我们夫妇到他家叙旧。出我意外的是,他精神极好,毫无病容,虽然始终是躺在藤躺椅上,却还时时欠身而起,执意要我吃完几角月饼。在我们告辞的时候,他还同夫人一起…     

我与五四运动研究的一段情缘

在大学里,我一心想搞隋唐史,研究均田制和日本的班田制。大学毕业时,已决定我留校任教,因为要完成国庆献礼任务之后才正式分配工作,就在我等待分配工作时,等来了中央编译局要人,而且指定要共产党员的一个机缘,使我迈进五四运动研究之门,走上中共党史研究之路。1979年4月,我同杨圣清应约合写的《五四运动》,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     

用一生去感激

写这篇文章时,爸爸、妈妈也许正坐在驶往南京的公共汽车上。我清楚地记得,这应该是我求学的路上他们第九十八次来看望我。九十八次,这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不知道经过了这一次,爸爸的白发又要增添多少根,妈妈的皱纹又要多出多少道。回首十二年漫漫求学路,最让我难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促进英语教学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保证完成教学任务的重要条件,如果一个教师不热爱他的学生,那他也就不可能去关心他们,并且帮助他们进行更好的学习;相反如果一个学生和自己的任课教师有对抗情绪,那他就会厌恶这位教师所教的这门课程,直接影响这门学科的学习成绩,故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的一切活动都要建立在了解学情的基础上,选样才能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白加村的年俗

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个村有自己的过年习俗,这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准确地说是地域文化。每年春节临近的时候,村庄里里外外到处都很干净,男女老少心情异常兴奋,鞭炮声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煮肉煮饭的香气飘溢在村里小巷,过年的味道越来越浓。白加村的过年习俗,是印在我心底的记忆。腊月十九,大扫除。全村每家每户不出门不迎客,将房屋的里里外外各个死角旮旯皆要全面细致地大扫除,并把所有家具擦干净、摆整齐。     

路过兰州

火车途经兰州的时候,我突然生出去看看兰州的想法。我曾经在兰州附近的永登当过三年兵,那三年来,我与兰州虽是咫尺却又仿佛是天涯。当兵去永登时要路过兰州,回家探亲时也要路过兰州,退伍回乡时还要路过兰州,西出阳关时,又一次路过兰州。兰州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也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     

马东:让“奇葩”野蛮生长

他40多岁加盟爱奇艺,创办了一档火力十足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马东:“这个我不同意,我是老板,你要听我的。”选手:“没关系,我是‘90后’,反正你会死的。”嘉宾蔡康永:“你希望别人把你看作是一个优雅有气质的人,可惜你不是啊!”选手(翻白眼):“你怎么说话呢!”转头向导演告状:“你不是说他们3个都会用祥和的态度对我吗?”……这是最近爱奇艺自制节目《奇     

广府文化的前路

广州要追求的已经不止于生活在中等水平,而是一种地位,是一种不被取代的地位,是要保持国内一线城市,将来跻身国际化城市的地位。成就这种地位,就要在城市文化、城市标签上一个档次,这才是广州的追求。对广府文化的注重和研究,已经不是一个纯学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的现实问题了。     

参加修建红旗渠配套工程的回忆

1968年,红旗渠建设进入了全面发挥效益阶段。在三条干渠建成后,还要在全县修建很多支渠,以实现其直接灌溉的作用。这一工程被称为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 那年10月,红旗渠配套工程正式开工了。听到这一喜讯,我（当时19岁）高兴极了,立即报了名。俺村的任务是修建一千渠十二支渠,要完成1000米长的渠道。     

巍巍青山存国魂

3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记述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的一些惨烈战役。文章详细描述了为纪念阵亡官兵而修建的忠烈祠和墓园,其中最著名的是云南腾冲、湖南衡山、河南商城这3处遗址。阅后我萌发一个心愿：一定要亲身到这3个忠烈祠拜谒抗日先烈。3年后终于完成夙愿,所到之处感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