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金文第一人称代词述论

两周金文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有"朕、余、我、虞、辝(台)".就出现频率看,前三词为高频词,后二词出现频率很低;就句法功能看,"朕、我、虞、台"以充当定语为主,"余"以充当主语为主;出现时间上,"朕"主要见于西周中期和晚期,"余、我"主要见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虞、台"只见于东周时期.     

论西周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句法功能

本文讨论了西周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厥、其、之”的句法功能问题。认为“厥”主要作定语,其次是作主语,偶尔作兼语;“其”主要作定语,其次是作主语;“之”主要作宾语,偶尔作定语、兼语。“厥”和“其”的句法功能基本相同,两者是同义的新词和旧词的关系;“之”跟“厥/其”在句法功能方面则有分工。     

“毋吾以也”与“将何以哉”

《论语·先进·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有“吾以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及“如或知尔则何以哉”两语,中用两“以”字,实皆倒装句法。朱注:“我虽少长于汝,然汝勿以我长而难言。”盖孔子问志于四子,恐其不肯尽言,先设辞以导之,说我虽师长、你们勿碍于师长而不肯尽言,下面说,你们可能认为不为人知,假使有人能知,那你们将怎么办     

两周金文中连词“则”的用法研究

“则”是古汉语中一个常用的虚词,然关于其词性、始见时间、具体用法等都还存在着下同程度的分歧。过去或认为连词“则”甲骨文中已见,但今天多数人已不同意这一看法。作为连词“则”应始见于两周金文中,其在两周金文中的用法代表了它早期的应用情况,对汉语史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两周金文中的虚词“则”均当视为承接连词,具体则有出现干具有顺承语义关系的语句中帮助表示时间上的承接、出现于假设复句中帮助表示事理上的承接、出现于具有对比关系的复句中帮助表示对待关系三种不同用法。     

夷夏新辨

“华夏”族群的形成或出现 ,与“华夏”概念的产生当有所区别。族群的形成是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观念的出现与形成标志着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西周时期的“夏”的观念事实上与春秋文献中的“夏”、“诸夏”、“华夏”所指并不一致。西周时期的“夏”所包涵的地理概念是指周人以宗周 (关中地区 )为中心的活动区域 ,并非指中原地区。“夏”所代表的文化族群观念则是指周人与周文化。自宗周倾覆 ,平王东迁洛邑之后 ,“夏”的地理和文化概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自春秋始 ,“夏”与“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姬姜为主、居住着大量殷遗的各诸侯邦国。伴随着一统观念的形成 ,此地理文化概念乃逐渐形成为民族认同的“华夏”概念。本文认为周人“华夏”观念的形成 ,不应该否认有其被动的一面 ,从西周的以夏自居 ,到春秋的包容诸夏 ,以及夷夏之分 ,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基于周人在华夷杂处 ,王室播迁之后所产生的忧患意识。     

熔古铸今 自成高格——评《西周金文名家释评书法展》

在《西周金文名家释评书法展》的艺术长廊中漫步徘徊,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朱光潜先生在谈美学的一篇文章中曾发出的感慨:“慢慢走,欣赏啊!”的确.这是一个内容丰富、熔古铸今、格调高雅的展览,好看,耐看,值得细细欣赏和品味.位于陕西扶岐一带的周原,乃周人灭商前的都邑所在地,也是周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自汉以降,大量青铜器干此出土问世,史不绝书.素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伴之而出的西周钟鼎铭文,字逾四万余,约为两部《尚书》之和,既有极其宝贵的历史考古价值,又是中国书法史上承先启后的重要篇章.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一盛况于西周金     

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

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据其运动的方向性可大体分为表示"由彼及此"方向的,表示"由此及彼"方向的,表示上下方向的,含有"循"义的及没有明显方向性的五类.就出现频率看,除"各、入、即、从、至、立"外,其余各词出现频率都不高.就出现时间看,第一类相对多见于西早和西中,第二、五类中的多数多见于西中和西晚,"征""行"则多见于春秋时期,第三类普遍偏晚.句法形式上,第一类多出现于连动式中,第二、四、五类多带处所宾语,第三类多单独出现.就词义沿用情况看,此类动词基本都沿用至后代,只有"于、各、即、遹"个别词例外.就词义系统看,此类动词彼此之间常构成同义或对义(反义)关系,可据此探析上古汉语早期的词义系统.     

关于《诗·二南》作年及其相关问题的探讨

《诗经》十五国风中有《周南》、《召南》两部分,我们习惯于称为“二南”,由于它的年代问题始终存在争议,至使许多相关问题难以明确。其实,《二南》由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分陕而治而得名,是周公、召公所辖两大区域的诗歌,应该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也许或有王时诗流传下来,被编在《二南》中,但也不会是全部,主要还是盛行在周、召分治时或稍后的诗歌。因为诗在“周南之国”而编在《周南》,诗在“召南之国”故编在《召南》。     

《史记》引书异文释例

引书异文,是指某一古书因引用原书所保存下来的而又与原书有异的书面语言材料。众所周知,司马迁在创作《史记》这部历史巨著时,曾引用过大量的先秦历史文献,如《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等。引用这些历史文献,尤其是象《尚书》这样诘诎聱牙的上古文献,既要忠实于历史原貌,又要能让当时及后人庶几可读。这就需要在不违背原意的前提下,作某些改动,以消除时代所造成的语言隔阂,于是就形成了《尚书》引书异文。 清人王引之说:“汉人用经,改变者多矣。”（《经义述闻》卷七）似乎是汉人积习,其实乃时代使然。黄季刚先生说:“时代有浇淳,则文字有深浅。汉之于周楚,犹唐宋之于汉魏也。故凡后之引古者多改今语,以便通晓。”（《文字声韵训诂笔记》）《史记》引书异文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反映了这种时代变化对语言的影响,为我们研究汉代语言以及上古和汉代语言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史记》引用《尚书》等上古经典,从孔安国,采用古文经,自成一家,与今文说和马融、郑玄的古文说鼎立而三。因此,《史记》引书异文对于此三家的比较研究以及上古经典版本源流异同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参证作用。     

拭却尘封话徐国（续）

政治、军事上的强国徐国不仅是疆域上的大国,而且在当时还是东方诸国的领袖,曾多次率领东方诸国与周王朝相抗衡,堪称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国。首先,徐国在淮夷、东夷中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充当东方诸国的主心骨。《后汉书·东夷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九夷”,同卷解释:“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九”在这里并非实指,而是泛指,指分布在东方的各个民族、部族。“三十有六国”意义类乎“九夷”,指多个部…     

西周洛邑城址考

西周初年周公在洛阳营建的洛邑,在出土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和《尚书》等文献材料中又称为新邑、大邑、新大邑、新洛邑和成周。关于洛邑城址的具体位置,据《逸周书·作洛篇》称:“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即位于洛水之北,邙山之南;又据《尚书·洛诰》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前昭公曾来洛相宅,“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即卜相洛邑应建在涧水之东直至瀍河东岸,也就是讲,洛邑很可能横跨瀍水两岸而建,其西可达涧水之     

“作民主”与“民作主”源流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思想。民主这个词是外来的。中国古文献中有“民主’二字,却无“民权”一词。那里的所谓“民主”,并不是“民作主”,而是“作民主”。它与传统的民本思想相通,而与近代民主思想义殊。据《尚书》载,周王朝建立后,为安抚殷商遗民,周公告之说,在夏代末期,夏王桀“慢神虐民”,“灭德作威”,引起天帝不满,乃更“求民主”,即另求民之主,看到商汤有德,便下召命给汤,诛灭夏桀,“代夏作民主”。但商代到了殷纣王,亦“暴虐无道”、“诛杀不已”、“淫乱不止”。天又赞美周文王有德,“兴我小…     

是缶字不是鬲字

《文物》1972年2期《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一文中报道出土的一件铜鬲,铭文“佳黄□□用吉金乍(?)”。原文(?)作隶作鬲,然细审(?)字与鬲字不合,应隶为缶。乃宝字之省。《说文》:“宝,珍也,从它玉贝,缶声。”金文中宝字缶即作(?),如康侯鼎、服尊、效父毁、师(?)(皀殳)等。容庚《金文编》陶字云:“(?)父盉假(?)为宝”。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     

《洛阳伽蓝记校笺》志疑一则

《洛阳伽蓝记》卷四《追先寺》：“（萧）衍哀而遣之,乃赐钱五百万,金二百斤,银五百斤,锦绣实玩之物不可称数。亲帅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诗赠者百余人,凡见礼敬者如亲（一作此）比。”对于文中“如亲（此）比”,周祖谟、范祥雍均无说,杨勇《校笺》径将“比”字删去（中华书局,2006年,页193）。     

沂河源头考

沂河。故称沂水．自北而南,自成一水系,流经山东东南部、江苏北部地区,注入黄海,全长574公里,流域面积173256平方公里。沂水之名,屡见于《诗经》、《国语》、《左传》、《战国策》等先秦典籍,其中《尚书．禹贡》称：“淮沂其义,蒙羽其艺”,①当时将淮沂并称．可见沂河的重要性。然而,直至两汉时期,有关沂河源流的记载仍然较为粗略。     

《宋代〈礼记〉学研究》评介

20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宋代《易》学、《尚书》学、《诗经》学和《春秋》学倾注了不少心血,也有大量优秀的学术成果面世,而于宋代的《三礼》学则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一是当代学者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了对《三礼》本经的研究上,而忽略了《三礼》学史的研究。二是当代学者倾向于研究宋代经学中所谓的“显学”。     

固原古城春秋

固原古城的建城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大约在周宣王（公元前827～前782年）当政间,曾命令大将南仲和尹吉甫率军北伐,征讨在今甘肃、宁夏一带的游牧民族犷狁（西戎）,并首次在固原一带筑城防守。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两首诗反映了这次战争。其中《出车》一首有这样的诗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旃旒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在另一首《六月》诗中也有反映尹吉甫在朔方打了胜仗,胜利班师的情况。诗曰：“俨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西周金文中的井国

西周金文之中数见“井侯”,如麦方尊(《西清》8.33)、麦方彝(《西清》13.10)、麦方盉(《三代》14·11·4)、麦方鼎(《金文历朔疏证》1·51)、井侯簋(《三代》6·54·2)、臣谏簋(《考古》l/79)等均有著录,而井姜太宰己簋(《社会科学战线》3/80)还另见“井姜”。此“井”即西周初年周公诞之子所封之邢国,这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西周金文中还多见“井(以下用～代)伯”、“～叔”、“～季”等称谓,不少学者不曾注意“井”、“～”的不同,以为“～伯”等人是食采于周畿腹地,并在周王室任职的邢侯支裔,遂将二者混而为一。实际上“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族。“井”为姬姓,是周王室宗族支系,地处“东土”;“～”为姜姓,乃炎帝之后裔,地处“西土”。对此,我们曾在几篇文章之中已经提到,但因所谈侧重不同,     

法门寺金代经藏考略——与李发良君商榷

李发良君于《金“法门寺大藏经”钩沉》(《文博》1996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金代法门寺曾雕刻过一部大藏经。此事关系重大,不可遽言。考之李君所论,证据薄弱,实难成立。反证有三:其一,北宋元祐至金大定间,正值宋金交战,对峙方起之时,关中战乱频仍,并无刊刻经藏之条件。其二,现知之刻板大藏经,即就最早之《开宝藏》亦有残卷散本存世,而所谓“法门寺大藏经”并无物证。其三,以一方碑石为证,本嫌单薄,何况以误解误证之文句立之。笔者反复研读碑文,认定此碑乃专言修建转轮经藏事宜,并无它意。试为证之。 碑文曰:“流通搜索,穷四十九年|得||经||藏|五千余卷。自尔有转轮法藏|瑯|琅函并诸贤圣集记,不啻万卷。”按,此句明言寺僧于各地流通的经藏中搜索收集,拟建转轮经藏。中唐以后,汉文大藏经规模一般在五千卷以上,通读一遍不易,而诵读全部大藏经又被     

《尚书·召诰》“生子”试释

《召诰》一篇文字 ,一向被“尚书学”界认为是研究殷周之际政治制度嬗变的重要文献。我们只要看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就已经揭示得再明白不过 :“此篇乃召公之言 ,而史佚书之以诰天下 ,文、武、周公所以治天下之精义大法 ,胥在于此。”① 照王氏本文的研究 ,这里还可以了解到 :“欲观周之所以定天下 ,必自其制度始矣。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 ,一曰立子立嫡制 ,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特如商之继统法 ,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 ,无弟然后传子。……舍弟传子之法 ,实自周始。……自是以后 ,子继之法 ,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② 这大体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