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

明代自太祖洪武三年(1370)首次举行科举考试始, 即于乡试录取中采用固定解额制。它主要是根据各省区的人才分布或者说是人文状况,分配一定的乡试录取名额。如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的《初设科举条格诏》即对开科地区乡试录取人数作出如下规定: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40名,京畿地区100 名。(《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续修四库全书本)然而,明初于长期战乱之后立国,百废待兴,人才匮乏,思贤若渴。诏令虽对开科直、省乡试录取的举人数额做了具体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又有变通,“人材众多去处,不拘额数;若人材未备,不及数者,从实充贡”(《皇明诏令》卷一《太祖高皇帝上·初设科举条格诏》)。此即其他     

万历《广西通志》人物记载的史料价值

万历《广西通志》是明代唯二保存的广西省志,由广西巡抚戴耀主持,广西参政苏濬编纂完成,凡42卷,其中《名宦志》《迁客志》《人物志》《节妇志》共七卷,记载了745名广西历史人物。该书的人物记载内容在补充正史记载之不足、保存明代广西科举史料、保存广西边疆民族史料方面有着极高的价值,亦存在着记载讹误、人物重复收录、类目编排不当的不足。     

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明清时期南宁府科举发展论析

科举制度是中国隋朝至清朝沿用了1300多年封建王朝遴选人才的重要制度,对中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广西地区科举自古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在明清时期广西科举进入了一个全盛发展时期,作为广西科举的一部分,南宁府科举也获得较快发展.南宁府科举中式人数虽占广西总数比重不大,但明清时期也快速发展起来,这与明清时期南宁府的经济发展、文...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及流传考述

本文考证宋代融州志,明代融县志编纂年代、存佚时期等内容:融州《图经》出版年代不晚于北宋大观年间。融州《郡志》与融州《图经》各为专名。南宋融州《图经》刊行下限不晚于嘉定年间。明代天顺年间编纂《融县志》,为之前未经发现的佚志。万历《融县志》至清康熙时尚存。以总志、地方志、石刻等文献综合互证,补考广西旧志研究著述未详或缺略之事实,以个例探讨反映旧志研究尚有诸多可利用文献和深入研究的学术空间。     

“学究”原是一科别

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中可以应五经     

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

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留存下来的《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韦占四年登科录》和《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而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且迄今为止,未发现唐、宋科举时代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而天一阁庋藏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让天一阁珍藏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出版,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评介

<正>郭培贵新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2014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任官制度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综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明代学校的研究特别是洪武时期的研究深入而又具体。科举必由学校,洪武时期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学术界对明代府、州、县学设置的统计却不甚精确。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并多方佐证,在逐一考证其设置和     

近年来明代科举研究的新进展

<正>科举是明代社会的大问题。其一,在明代,科举是绝大部分人从政的必由之路;其二,科举是社会流动的阶梯,培植了一个相当人数的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士绅阶层;其三,从社会影响的广度看,除极少部分贱民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以外,绝大多数人都可以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处境,科举在明代是相对公平和开放的。因此,对于明清科举制度的研究,近百年来研究从未间断。近十余年来,受益于大批明代科举史料的影印出版,学者对明代科举的研究兴趣日趋浓厚。关于明代科举的综述     

清代科举与经学的关系

一、清代科举之演进 清代(1644～1911年)乡试与会试反映出官学施行之教育。此类国家高等考试分为三部分。首场考生为文三篇,以四书文句为本;另据五经之一为文四篇。次场根据《孝经》一段写论一篇,并答覆判语及诏诰表题。末场考生须对公共政策、历史或经学的五道实际问题作答。表一列出乡试与会试中此类题之安排。自1384年(编者注:明洪武十七年)起,首场即重四书,轻五经。此外,考生须回答四书之题,但可就五经中择一专经,仅对该经之文句阐论。 表一 清初科举形式(1646～1756年)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日本东洋大学文学部谷口房男著广西民族学院历史系谢崇安译前言研究明代广西地方历史,作为最基本的史料之一,就有编纂于明代的《广西通志》。在成书于明代的几种《广西通志》当中,现存的只有嘉靖版和万历版《广西通志》两种。然而,这两种明代编...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

关于万历版《广西通志》（续）日本东洋大学谷口房男著广西民族学院谢崇安译三、明清时代编纂的广西地方志和《殿粤要纂》这里,我们打算对明清时代广西地方志收录的《殿粤要纂》作一简单的介绍。本书是一部关于明代广西兵防和边防的专著,它不仅是了解明代广西兵防体制的...     

明代地方社会的宾兴礼仪

宾兴礼是行之于明清地方府州县,由地方有司主持的送迎科举考生的礼仪程式。起源于西周的宾兴礼与乡饮酒礼相结合,后世相沿,但这一传统到明代发生变化,宾兴礼与乡饮酒礼彻底分离,逐渐形成了一套单独的礼仪程式。明代宾兴礼并非朝廷自上而下规定形成,而是在历代以礼待贤传统的影响下,在朝廷恩荣次第的示范作用下,结合地方风俗自发形成的,最终成为地方所认可的官方礼仪。作为一种科贡吉礼,宾兴礼仪的对象皆涉选拔,仪式等差有别,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以后,基本完成了宾兴礼仪的程式化过程,被明确列入地方礼典,且尤以京师周围府县最为凸显。兼具国礼与民俗的宾兴礼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送科举与报捷仪行之于公众,体现了对科举中式者的礼遇和庆贺,传达了朝廷待贤以礼之道,具有明显的展示和引导作用;在隆重而有节奏的鹿鸣宴上,宾主和谐举杯相庆,重在传达慰问、感谢与祝贺之意,表前励后;庙学释菜礼通过告慰和激劝士子,倡导儒学,化民成俗。     

黄叔璥《海洋图》与清代大兴黄氏家族婚宦研究

文章对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代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所绘《海洋图》的图文进行了考证与研究,对黄叔璥生卒年与其家族——顺天大兴黄氏的发展轨迹及其婚姻圈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探讨。研究发现,黄氏家族本为明代辽东世袭武官,在明代后期之后逐渐走上科举入仕之途,而清初对辽东士子的倚重亦为其家族兴盛的重要因素。其婚姻对象以科举世家为主,其中以直隶同乡为多,体现出了清代华北科举世家婚姻的一些特点与取向。     

明天顺《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考

本文对明代天顺四年《高唐州重修庙学记》碑进行了考证,碑文记载了时任知州赵玉主持修缮州文庙之事,"惟玆学校乃教之寓政之本、为治之首务也",反映了天顺改元革新之际政策的微妙变化。明初立国,最为重视农业和政教。太祖规定,"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官学成为了明代科举的必由之路。故而,明代官员对办官学特别重视。通过对碑文的研究,可探知明天顺时期政教政策的继承与转折,对研究明代官办庙学亦有所裨益。     

明清时期“广西全省舆图”谱系及绘制简述

根据四库系列古籍和明清时期广西地方志收录的“广西全省舆图”,可将其主要归为四个谱系,即《广舆图》初刻本“广西舆图”谱系、《皇舆考》“广西图”谱系、《皇舆考》“广西郡县图”谱系、《皇舆全览图》“广西全图”谱系。明代“广西全省舆图”的绘制以传统形象画法和计里画方为主,清代则更多地受到康雍乾测绘地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图形(轮廓)、内容层面,在绘制技术和方法层面受到的影响较小。康雍乾时期的测绘地图并非完全藏于秘府,曾被收入清朝多部官方典籍及地方志书中得以流传,并影响到其后的清代地图绘制。     

广西修志概况

一、广西修志历史广西编修地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晋代就有《始安记》、《南方草木状》等志书,南朝宋有《南越志》,隋有《桂苑珠丛》,唐有《邕州图经》、《桂林风土记》、《龙城录》等。宋代广西出现了省志类志书,如《广西路图经》、《广西郡邑图志》等,府、州、县志有《静江府图志》、《邕管杂记》、《苍梧志》、《合浦志》等数十种。元有《横州路郡志》、《藤州志》等。以上志书绝大部分已佚。明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年）由广西提学副使周孟中纂修的第一部《广西通志》（今佚）问世。据记载,明代广西共纂修了１０部省志,现存仅２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