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的仓

在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竹简中,不仅出现了中央的太仓(大仓),而且有地方的郡仓和冠以县名的县仓,如临湘仓、刘阳仓、重安仓、吴昌仓、安成仓、醴陵仓、永新仓等,还有冠以具体地名的醴陵漉浦仓、东部烝口仓和员口仓以及目前性质比较模糊的三州仓、州中仓。三州仓、州中仓及各县仓均要向郡右仓曹汇报月旦簿;右仓曹还以曹的名义汇总制作某年的收入、支出、余现的总簿书,上报给上级机关。在黄龙三年(231年)二月至嘉禾三年(234年)十一月孙吴攻打武陵蛮的战争背景下,长沙郡仓、州中仓、刘阳仓、醴陵仓等仓的部分仓米因"被督军粮都尉(移右节度府)书"而被调配。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考察

清代仓储的经营绩效与其经营方式紧密相关。通过对清代仓储运作情况的考察发现,常平仓通过仓谷买卖获取利润的难度大,成功的个案少;社仓通过借贷仓谷获取利润的难度也很大,出借频率低。乾隆四十五年各地督抚汇报的常平仓盈余数额,充分反映了全国常平仓赢利能力的有限;乾隆五年朝廷有关常平仓采买的争论,显现出清朝官员经济意识的低下;山西义仓和直隶义仓多年的借贷经验,反映了社仓和义仓盈利能力的有限。无论常平仓,还是社仓,其经营理念始终局限在于粮食流通领域获取利润的模式。这种以仓养仓的经营模式,是传统仓储运作出现困境的重要因素。与仓储紧密相连的清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和经济意识,也不应过分高估。     

关于镇江宋元粮仓的几个问题——转般仓、淮东总领所、大军仓

综合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来看,镇江双井路遗址发现的南宋八座仓储遗迹,应该是转运司下属的转般仓,而转般仓与南宋淮东总领所及其所属的大军仓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考古发现的一座元代仓储遗迹,应该是在南宋转般仓旧址设置的大军仓。     

“社仓归总”——乾隆朝湖南社总仓的建置与制度设计

社总仓,是清代部分直省实行的,将存于私家之社谷归并,并于县内适中之处新建仓廒的政治活动。受益于乾隆初年的经营,湖南省社总仓的推行最为广泛、彻底。社总仓将散贮社谷集聚并予以统计,实现社谷资源的初步整合与再分配,为湖南一省社仓在乾隆朝的有效运作提供了资源基础。社总仓的制度设计,为研究清代官方对社仓的定位、认知,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考古发现看隋唐时期漕仓的变化

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隋唐时期与漕运相关的粮食仓储情况更多地为人所知,但目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地下仓窖形制的剖析,对漕仓的整体布局和不同类型漕仓的储粮方式关注较少。从隋唐时期漕运相关粮仓的考古遗存出发,结合史料,可见大型漕仓多以仓城的形式存在,小型漕仓则为简易临时性仓场。同时漕仓的选址、平面布局、储粮量和储粮方式在唐前后期有所变化。     

填仓节

这是汉族民间一个象征新年五谷丰登的传统节日。因"填"与"天"谐音亦称为"天仓节",民间有老天仓与小天仓之分。农历正月二十为小天仓,正月二十五为老天仓。所谓填仓,意思是填满谷仓。这一天黎明,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院子里或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炊灰,撒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粮囤形状,并在里面放一些五谷杂粮,象征五谷丰登。按照民间传说,正月二十五填仓,是为了纪念一位好心的无名氏仓官。相传北方连续三年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可皇帝不顾     

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建筑研究——兼论宋代仓储建筑形制转变的时间

在湖北巴东旧县坪遗址的众多遗迹中,宋代仓储遗迹是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现象。作为宋代巴东县县仓的宋代仓储遗迹,包括时间上前后相继、分布范围亦完全相同的地下仓窖和地上仓屋两种仓储建筑。由于旧县坪遗址地处气候湿润的山区,所以在遵守宋代官方仓储法令《天圣令·仓库令》和《庆元令·仓库令》规定的前提下,宋代的仓窖和仓屋在形制、体量和建造技术等方面呈现出了与这种地理、气候条件相适应的特点。而考古所揭示出的旧县坪遗址宋代仓储遗迹由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与《天圣令·仓库令》宋令、《庆元令·仓库令》所载宋代仓窖到仓屋的转变时间大致吻合。     

洛阳隋代回洛仓遗址

<正>回洛仓遗址位于隋唐洛阳城外的东北部,现洛阳市瀍河区瀍河乡小李村、马坡村西一带。考古钻探结果显示,回洛仓仓城呈长方形,分为中部管理区、东西两侧仓窖区、道路和漕渠几部分。仓窖成组整齐分布,推算整个仓城仓窖约700座。2012年1月初~2014年12月底,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出完整的仓窖4座、主要道路2条、漕渠1处。4座仓窖开口距现地表深1.1~1.3米,仓窖底距现地表深6~9.3米。仓窖的形制结构相同,均呈口大底小的圆缸形。窖壁和底部均经过修整和夯打,并保留有火烧过的青膏泥、木板以及蓆组成的"防潮层"痕迹,其铺设顺序和方法均清晰可辨。在     

在邦达仓的最后几个下午

邦达仓大院位于八廓东南拐角处。转过白拉姆,绕过“甘丹塔青”,绕赛巷路口西侧的高大建筑,就是邦达仓了。大院的名字来自于它先前的主人,西藏著名大商户“邦达仓”。     

一代诗佛 仓央嘉措

正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西藏历史上一位特殊的传奇人物,《仓央嘉措情歌》早已在国内脍炙人口。上世纪30年代初,藏学家于道泉教授将它附以汉英译文出版之后,便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关于仓央嘉措的生平,一直众说纷纭。在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的大力支持协助下,本期推出《仓央嘉措》大专题,以摄政王第巴·桑杰嘉措的《金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出土釉陶熏炉发微

江苏扬州西汉刘毋智墓中出土有一件釉陶熏炉,其上墨书"苍颉"二字,是目前所见关于仓颉最早的器物资料。史载和考古资料证明,西汉时期已将仓颉奉若圣人或仙人加以崇拜;经过分析可知,这件熏炉是刘毋智用作仓颉崇拜的礼器。刘毋智作为吴王刘濞亲族,随刘濞迁到吴国,仓颉崇拜应是由刘毋智自合阳国随迁而来,但这件熏炉是南方地区的产品。从对仓颉的崇拜来看,刘毋智应是西汉吴国负责文书案牍工作的吏员。     

清康雍时期试行社仓新考

本文综合性使用档案等清代官书资料,梳理出康熙朝试行社仓特别是在直隶进行实验的基本情况,也梳理出雍正朝试行社仓的过程、基本制度、各省实践情况。认为康熙、雍正二帝社仓的试行,来源于重视民生的思想,采取的是依据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行政方式,试行社仓是民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康雍时期试行社仓初见实效,与徐徐推行、因地制宜、试点实验再行推广等改革方式有密切关系,是成功的社会建设实践,对于乾隆朝社仓的进一步推行有着重要影响,奠定了有清一代设置社仓的基础。     

第二篇 仓央嘉措祖辈寺庙

正一直以来,对于仓央嘉措作品的认知,仅局限于20世纪20年代于道泉先生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布达拉宫管理处文物研究室文博馆员多吉平措博士几经努力,在2015年找到了仓央嘉措的另一部著作《乌金林寺志》。作为格鲁派领袖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在书中全面阐述了宁玛派教理,这在历代达赖喇嘛的著作中极为罕见,也得到了国外众多研究仓央嘉措文化专家,以及不丹、达旺等地相关学者的认     

河南焦作出土的二联仓、三联仓陶仓楼

焦作出土的二联仓、三联仓陶仓楼在焦作地区乃至全国各地出土数量较少,是众多类型陶仓楼中的一个新类型、新品种,在汉代建筑明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此类陶仓楼在焦作的出土仅限于马作墓群和白庄墓群范围,时代应为东汉中期前后。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

明中后期社仓探析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得到空前发展,逐渐成为民间重要的仓储制度。探讨明中后期的社仓,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明代救荒史的研究。但迄今尚未见专文论此,本文拟对明中后期社仓的推行情况、谷本来源、散敛制度、管理方式及其作用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方家。社...     

论清代陕西社仓的区域性特征

清代陕西社仓仓谷最主要的来源是用部分耗羡银采买,因此其设立之初规模就比较大,分布也非常广,但由于地理等因素的限制,分布并不均衡,而且陕北、关中、陕南三个地区的社仓发展、衰落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拉萨的飞鸟

仓决卓玛正准备外出,她要到墨竹工卡县选择藏雪鸡研究观测点。看到记者来了．热情的仓决卓玛把我们请进她家。噢．在拉萨．我们还没有见过装饰如此独特的藏式居室——仓决卓玛家的小客厅天花板下的墙裙上画满了黑颈鹤、藏雪鸡等野生动物。环顾自己的心爱之物．仓决卓玛颇为自得,也使她在众多人群中自己就“跳了出来”。     

西汉仓制考

西汉仓制考邵鸿仓是粮食储藏的基本设施。汉代粮仓已有诸多学者探讨①,但其似乎多注意于粮仓形制及个别粮仓的状况,作为西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一项重要制度的仓之内涵、作用和地位等,则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一先秦两汉仓、库有别。《说文》：“库,兵车藏也...     

晚清积谷运动的兴废——以四川省为中心

晚清以来,以常平仓、社仓、义仓三仓为主的备荒仓储体系逐渐失效.为重振仓政、备荒养民,各省在同治、光绪年间开始了规模宏大的积谷运动,于各州县普设积谷仓,倡导绅民量力捐谷、就近存储,委任地方士绅经管,官员只司监督,不许胥吏经手,一度积累了数目可观的仓粮,在一定时期内发挥了养民之效,其中以四川省规模最大、成效最为可观.但积谷运动存在根本机制问题,仅停留在运动层面而未形成有效运行的制度,未能革除三仓积弊,仍陷入官府控制仓储管理的旧有模式,负责经管的绅民处处受限,胥吏上下其手,致其最终难以维系.     

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其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者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者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无论从发展阶段、设置方式、举办形式,还是管理模式、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存在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