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考古学

科林·伦福儒在2005年出版《考古学的关键概念》一书中,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从残存的物质遗存中来推断过去思想方式的研究。在这篇文章里,弗兰纳利和马库斯夫妇将认知考古学定义为:对古代文化中所有人类思想产物的研究。弗兰纳利和马库斯是两位杰出的美国过程考古学家,但是他们为后过程考古学认知研究所作的贡献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并在如何构建认知考古学的方法论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并非与过程考古学对立,或与主流考古学独立的分支,而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他们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对象定在宇宙观、宗教、意识形态和肖像学四个方面,并对这些范畴的研究做了界定。他们也选用了中美洲、缅甸及印度复杂社会研究的案例,为认知考古学如何解读人类行为和思想提供了独到和深入的洞见。他们认为,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单靠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的实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所谓的"认知考古学"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他们也否认了某些过程考古学家将意识形态看作是文化副现象、不值得研究的错误观点,他们认为,认知考古学应...     

考古学如何走近公众——读《最早的中国》

<正>近年来,考古学与公众的关系成为考古学家们热议的话题,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开始意识到"考古学知识的普及与文化的寻根正在变得更加重要"①,而且认为"考古学家在普及教育中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②。但是,考古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加上学科传统、研究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     

兴隆洼文化居室墓葬的认知考古学分析

一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新考古学的思潮,认知考古学(cognitive archaeology)作为其中的一支开始逐渐兴起.但是在新考古学的研究中,认知考古学研究还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只是到了所谓"后过程主义"考古学时期才凸显了它的地位①.认知考古学这一术语的正式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到了1993年,剑桥大学考古学杂志发表了包括伦福儒(renfrew)、皮伯尔(peebles)、荷德(hodder)、苯德(bender)、弗兰纳瑞(flanary)等五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关于什么是"认知考古学"的看法,尽管这五位学者对其涵义的概括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认知考古学主要就是研究古代人们的精神领域②.     

世界考古学展望

许多考古学家认为,世界上最终会出现一种统一的考古学.我认为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看法,考古学的许多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采用.但是有许多方面的差异仍然很大,并在可见的将来没有消除和融合的迹象.如果我们把考古学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看待,并估价其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了解它的各个方面.考古学方法的提高和发展决不可能是把自己与其他学科割裂开来所能达到的.这种提高和发展往往迅速地从一个研究领域渗透到另一个领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性的考古学早在19世纪中叶已经存在了.1847年,哥本哈根科学院建立了一个交叉学科的贝冢委员会来研究丹麦沿海的地质史,参加者有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他们不仅对史前贝冢断代,而且成功地复原了史前环境和史前居民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成果为多学科研究提供了范例,并为稍后于瑞士进行的“湖居”遗址的交叉学科研究提供了榜样.一篇刊登在1860年史密森研究中心年度报告上有关丹麦和瑞士考古研究的译文,激起了对北美东西两岸贝冢的大规模研究.动物学     

中国考古视野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先生是日本著名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本文利用最新的资料,对鸟居龙藏在中国的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其研究重心和学术贡献作了初步的评价。在中国考古视野中,鸟居龙藏在东北地区史前时代考古学和辽金考古学两个方面,有着诸多的首创发现资料和研究之功,是一名作出了重要成绩的著名考古学家。     

社会考古学综论

“社会考古学”一词早在1921年就已出现,但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柴尔德为首的考古学家才真正开始社会考古学研究。至今,社会考古学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其研究对象为社会;其内容则包括社会组织、社会规模、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聚落分析法、墓葬分析法、民族历史学分析法和人类分析法四种。而中国的社会考古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许多方面还有待改进。     

动物考古学与复杂社会——动物群分析在贸易、社会地位和族属研究中的某些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动物考古学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分支学科之一,利用动物骨骼遗存研究复杂社会显示出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魅力。本文利用旧大陆西部和新大陆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案例,首先讨论了动物和动物产品在贸易和交换中的作用,接下来又探讨了动物遗存的差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用来重建社会不平等,最后,则批判地考察了动物遗存在辨认史前和历史时代早期族群差异方面的作用。不仅如此,作者还讨论了从事复杂社会研究的动物考古学家所使用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局限性。作者认为,动物群分析可以作为研究复杂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有效方法。动物考古学除了为饮食和生存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之外,动物骨骼分析还可以用于重建过去的交换系统,辨识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族属。但要做到这一点,动物考古学家必须把分析建立在大量精心收集且出自合适的考古学遗迹单位的动物遗存之上。这意味着动物考古学家必须首先是考古学家,他们应当少花一些时间担心最小个体数、可鉴定标本数以及其他计算生物分类单元丰度的方式的优劣上,而应把更多的时间放在考虑怎样能把动物资料与其他考古学和历史学证据整合起来。因为只有把动物群资料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我们才能理解复杂社会的经济基础。     

为什么生态学需要考古学家,考古学需要生态学家

<正>考古学是一门从物质遗存来研究古代人类历史、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变迁的学科,而生态学则关注影响人类或其他生物个体和种群外部因素的学科。考古学与生态学是在20世纪中叶才被考古学研究视为一种常规方法,其先声就是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和马克尼什分别在伊拉克和墨西哥进行的农业起源多学科研究。根据文化生态学的理论,越是原始的文化受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因此了解古代人群的生存、技术、经济和社会结构,就必须了解他们所生活的环境。环境考古和生态物(ecofact)的收集和分析在我     

共同体文化与考古学文化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并构成人类自身区别于动物界、造成不同人们共同体分群之依据的产品的概括。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家所认识的在考古学遗存中所物化的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文化理论是人类学家提出的关于“文化是什么”的种种回答,考古学文化理论是科学的人类文化理论到考古学操作之间的中程。将考古学文化定义于不同的层面或方面以至整体全面,体现了考古学家对共同体文化把握的广度和深度,也就支配了他们研究古代人们共同体文化所能涉及的部分或全部,直接支配他们在田野阶段对古代文化的哪一类和哪一层材料或“信息”感兴趣;支配了获取这些材料或信息的手段、方法的选用和发展,最终支配了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整体水下。     

新考古学论纲

考古学(Archaeology)一词源于古希腊文,意即研究古代或古代事物的一门科学.17世纪后,其涵义稍有改变,指对含有美术价值的古物和古迹进行的研究.严格说来,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但这仅为狭义考古学的定义.广义考古学是指对考古调查发掘所发现的一切遗物、遗迹,包括对各种动植物、矿物等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门学问,它有充实的内容,周密的方法,系统的理论和明确的目标.上述为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采用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年代法、统计分析和计算机模拟系统等先进科学方法,发展了一种更加精确的技术,应用于古代人类制品的研究.这些现代技术根本上改变了对历史证据的看法,标志着考古学从研究文化史到研究文化发展过程的转变,这便是"新考古学".     

当前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

目前,在考古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态度:一种是根本的怀疑论,另一种是庸俗的唯科学论.后者致力于客观性的追寻,以减少考古记录对固有文化适应过程的影响.怀疑论和满脑子经验的“肮脏”考古学家都在发掘和“抢救”过去,并对博物馆或档案馆中的古物进行描述和定性分析.就本质而言,怀疑论者认为所有关于过去的论述比由移情作用所产生的主观想象好不了多少(可能在论及经济和技术领域时除外).而唯科学     

柴尔德与文化进程研究

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为考古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了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英国考古协会和史前学会1992年5月在伦敦大学的考古研究所联合召开了纪念柴尔德诞辰一百周年讨论会。一百多名国际知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他们从多个角度对柴尔德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会议主持人大卫.哈维斯把会议上发表的论文整理成集,定名为《柴尔德的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科林.伦福儒在这篇被收录进论文集的文章为这次讨论会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他在文中论述了会议上发表的主要观点,并通过研究柴尔德的主要学术成果,证明他是过程考古学的先驱。     

考古发掘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理论方法是考古学赖以进步的两条腿。考古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学家的视野并为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提供新的资料,考古学理论方法使考古学的眼睛更加明亮,分析和思考更具有科学的力量。理论方法让考古学家对考古发现有更深入的认识,考古发现同时也推动综合研究和理论方法的进步。此外,考古发现往往会引起社会的关注,考古发现和考古学知识的普及可以为考古学的进步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对考古学的发展产生强大的推动力量。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要求考古学家必须正确处理考古发现、考古学自身理论方法的完善以及考古学与化遗产保护、公众知识状况和社会需求的关系。     

古环境的复原及全新世时期的上辽河流域

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应用使中国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中国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在过去20多年来也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目前,环境考古已基本成为普遍的研究方法应用于很多考古学的课题中,而且,环境考古的理论和方法也会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而更加完善。然而环境考古学本身对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考古学家有坚实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掌握古环境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及其如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对那些针对考古学研究的古环境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考古学家如果能够初步将古环境复原的方法和理论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将是十分必要的。为了能使更多的考古学家掌握基本的古环境复原的方法,本文试图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来探讨环境考古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以辽西地区的古环境为例进一步说明如何解读那些像孢粉等的古环境数据,以此推动中国环境考古学研究的开展。     

动物考古研究的科学化——读《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骨骼测量指南》

全球范围内动物考古研究方兴未艾,其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为考古学家提供了有关过去人类社会不可多得的信息,推动了考古学研究走向深入.动物考古实际上是研究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学问. 考古学家们日益重视利用从动物骨骼上获得的信息展开考古研究,动物考古学家为此做出很大努力,尽量从出土动物骨骼上挖掘信息.为此必须从收集基本数据开始,也就是从测量出土动物骨骼入手.     

考古学文化定义的哲学与逻辑思考

近年来,随着考古学本身和与其相关学科的发展进步,一些考古学家对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提出修正.谢仲礼在《东南文化》1990年1.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考古学文化新界说》(以下简称《新界说》) 的文章.提出传统的考古学文化概念只涉及物质文化,而忽视非物质文化.但“物质文化只能是考古学研究的起点”,这与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不大相符.于是他认为:“考古学文化是指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发现之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同一地域内,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征的古代文化遗存.它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非物质文化.”然而,无论是传统观点将考古遗存与物质文化等同.还是《新界说》认为物质文化是考古学     

土著人的历史与澳大利亚考古学——论澳大利亚史前考古学(上)

本文认为,澳大利亚考古学研究在过去的30年中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新的热点问题以及新的研究领域(仍在形成之中)已经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这些问题说起来相当宏观(且有争议)。下面我将阐述和分析这些变化。首先我要指出,现在的史前考古学家和澳大利亚其它学者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其一,考古学家们与土著人眼中的土著文化是否不同?如果是,那么这两种思维(无论是分别的还是结合的形式)能否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成为笼统意义上的澳大利亚文化?或者只有考古学家们(或土著人)的思维流传下去?其二,就融合而言,如果在这个大…     

试论民族考古学研究方法

从十九世纪考古学诞生至今.不少考古学家在解释出土遗物、遗迹时,或多或少地参考或应用有关的民族志资料,进行不同程度的对比研究.在此基础上复原、重建古代社会面貌. 已见诸文字的民族考古学方法有多种.有的学者认为民族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运用类比分析的方法,从当代落后社会的考察中找出有助于解释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材料,提出尽可能多的解释性假设,以使我们了解考古文化遗存的内涵.有的学者则认为,以民族学的方法和资料,与考古学的方法和资料及历史学的文献综合起来研究,互相印证、补充,对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作出深入细致的说明.如此等等,恕不一一列举,从上述观点中可知,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少不了利用民族志材料。以考古文化为对象,进行比较研究。但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我国,都有学者对这样的方法持保留态度,其根据是古今有别,由此引起一些争论。 那么,考古文化遗存反映的社会面貌是否与民族志中记载的有关现存落后民族或部落的面貌完全有别呢?我们以为并非完全如此,两者之间有联系有区别,有相同点,也有不     

冈村秀典教授访谈录

正秦小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是日本研究中国考古学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学家之一。请谈谈您是如何对中国考古学产生兴趣的?开始于何时?冈村秀典:首先感谢你这么认为。我出生在日本古都奈良,这是一座美丽而古老的城市,这里遍布古代遗址,从小生长在这一环境里,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对古代文化产生了兴趣。其中对我影响特别深刻的是1972年奈良高松塚古坟壁画的发现,这正好是我的中     

笔谈：公共考古/公众考古概念下的考古学教育思辨

考古学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联系越来越多,种种联系组成了公众考古/公众考古学要关注的诸多领域。脱胎于英文“Public Archaeology”的“公共考古”或者“公众考古”概念,在中国的实践和讨论均体现为考古学面向公众的沟通和共享姿态。公共性是公共考古最核心的特征,公共性体现得越充分,越能促进政府、机构、专家和民众之间的共赢;公共考古的教育性体现在能够架起专业考古与普通民众之间沟通的桥梁,让更多的民众理解考古学能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什么,以便获得更多的支持;公共考古的开放性则要解决“谁的公共考古”这样的问题,通过改变考古学/考古学家与公众之间的单向关系,变考古学家的“他们的公共考古学”为公众的“我们的公共考古学”。今天公众考古已从最初“什么是”和“要不要做”的认识论阶段,发展到如何做好和怎样推进的实践论阶段,因此需要专业化、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应该从人才现存问题的导向出发,依托有条件的高校,推动公众考古课程建设并逐步发展到课程体系建设。公众考古需要常态化、体系化、制度化。对“公众”本身也需要研究和分类加以引导。从考古现场到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展厅,都是考古学家与“考古学利益相关者”“交流”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