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时的报刊

从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寇侵占到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在这整整六年多的沦陷期间,武汉也发行了一些报刊.笔者当年正在武汉,现仅就记忆所及作一些回忆.《武汉报》武汉刚为日寇所陷,社会上就出现了日出对开的一大张的《武汉报》.此报与国民党中宣部的《武汉日报》仅少一“日”字,社址亦为《武汉日报》的旧址(现     

60年前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名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者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非常重大。     

采访第一届全国政协讨论国旗、国歌、国号议案的回忆

1949年9月中旬,我由武汉市人民政府介绍,代表《大刚报》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等的采访,这是我在前半生新闻工作经历中,最难以忘怀、最值得纪念和最令我感奋的一次采访活动．、当时,从武汉去北京参加采访的记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的任务非常艰巨．责任也是非常重大的。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沧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沧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我与“大江”

“大江”是解放前汉口《大刚报》的文艺副刊,创刊于1946年3月,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时,出了近500期(每周二、四、六出刊).它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任主编是女作家葛琴(鲁迅先生曾为她的小说集《总退却》写过序言).其后接替过这一位置的有端木蕻良、王采、天风和我,以我任职的时间最长.曾经协助过编务的是青年诗人牧星.在这个副刊上写过稿的作者有茅盾、雪峰、荃麟、艾芜、吕荧、邹获帆、阿垅、路翎、绿原、冀汸等著名的作家、诗人,也有许多青年作者.它为荒芜的武汉文坛带来了生机,显示了希望.那几年正是解放战争激烈进行的时期,这个副     

伪和平救国会与“七七”前后的吴佩孚

成立于武汉的伪和平救国总会1939年10月初,那时武汉还在沦陷期间,作为傀儡政权的伪武汉特别市政府也早于4月间即已成立。可是就在这时,汉口汉中街(现为胜利街)二曜小路迤北,却挂出了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招牌———“和平救国会总会”。这个和平救国会一连占着延庆里街面属于汉中街门牌的143、145、147、149号4栋漂亮楼房。但是排场虽大,出出进进的人却不多。也没有见有腰挂战刀,蓄着东洋胡子的日本军官“莅临指导”。招牌挂出不久,汉口的《大楚报》、《武汉报》都刊出了和平救国会发布会的消息。首先当然是呼吁“和平”,说是中日两国兵连祸结,…     

一九三一年春武汉新闻界的一场风波

日前看到《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七辑,其中所载作者答恕之同志撰写的《谈谈我办的四份报和武汉旧新闻界》一文,文内有这样一段叙述:“我记得这个时候(指30年代)一家《警钟》小报,忽地卷起了风云,揭露了当时湖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何成浚在汉口扬子江饭店一场豪赌新闻,标题为《我不相信有这大输赢》.这一下摸了老虎的尾巴,何当时下令将所有小报一律勒令停刊”.答恕之的这一叙述,引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由于我是此事的关系人,特将此事的具体经过记述出来,以供参考.     

旧汉口形形色色的报纸

旧中国新闻界的五花八门,没有比30年代初期的武汉更为洋洋大观了.报纸大约不下四五十家,其中有历史最久的《汉口新闻报》,其格式、版面、文风还保持20世纪初期上海《新闻报》的传统,看了真可令读者“发思古之幽情”.有国民党的机关报《武汉日报》,似乎比南京的《中央日报》更加剑拔弩张;有黄埔系主办的《汉口新民报》(与南京《新民报》并非一家)这个报纸,后来扩大而披上了“扫荡”的戎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报纸,而十之八九,都带有各自的背景,有属于省政府、汉口市政府、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也有代表某一军、某一师的,甚至还有专门为特税处宣传的.也有如上海《晶报》、《罗宾汉》这样的小报,而品格更加下流.比较认真的反而是专门谈戏的《戏剧报》.     

武汉晚报创刊时的副刊

周代,1928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194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调至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任干事。曾任《新武汉报》记者、《长江日报》记者、《武汉晚报》文艺部副主任、《武汉文艺》编辑部主任。1979年调回长江日报社,先后担任文艺部第一副主任、主任、新闻研究室主任。     

关于《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的来信

本刊2008年第11期发表了小鹰的回忆文章《在白区地下工作的岁月——纪念我的父母邵荃麟和葛琴》。这封来信是资深老报人、曾任汉口《大刚报》社社长的王淮冰先生与作者的通信,信中回忆了与邵荃麟夫妇交往的经历,并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了补充。     

莫忘四川抗战

1946年5月6日,《新民报》刚迁回上海,就发表了社论《莫忘四川》,章写到。     

逃出长沙

1945年冬天,党把我从川北的西充县调回重庆,决定我回长沙工作。到南方局青年组报到时,宋语今同志只是简单地对我说:“此行是去占领文化阵地。”那时我虽已27岁,但仍未成家,生活简单,只有一个藤条手提箱子,一个铺盖卷,说走就走,于1945年12月18日搭乘民生公司的“民意”轮东下,23日抵宜昌。 到了武汉,我去《大刚报》找了我的老朋友、总编辑王维冰兄。我告诉他此行是回长沙去。畅谈别情后,他写了一封信介绍我去长沙《新潮日报》看望总编辑董祚楷先生。我与董虽是初识,但畅谈甚欢。最后他一面逗趣,一面含有考试的意思说:“你从陪都来,一定有     

顾颉刚受审记——《民众周报》查抄案始末

正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出一则"特讯",内容竟然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法庭受审。作为"古史辨"学派的领军人物、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怎么会触犯法律、接受审讯呢?原来,此前一天,即5月18日,上海开明书店遭到租界巡捕房大肆查抄,原因大概是顾颉刚主编的《民众周报》犯了什么"政治忌讳"。《立报》的"特讯"写道:"据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     

忆田汉先生

长沙“文夕大火”后，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不少机关、工厂、报社迁到衡阳，出现了衡阳历史上的繁荣景象，一些文艺机构，如军委会政治部抗宣队、电影放映队、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均汇集衡阳，《正中日报》、《大刚报》相继迁衡出版，一时抗日文化空前活跃。     

贵州近代报业的兴起——兼论袁玉锡与遵义《白话报》

1906年,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纸遵义《白话报》诞生,由时任遵义知府袁玉锡创办,这是贵州近代报业的开端.一直以来,关于贵州地方新闻史的研究较为稀少.之前,在若干文献的记载中,《黔报》一直被视为贵州近代的第一份报刊.近年,史学界正式提出,遵义《白话报》为贵州近代第一报,倡导者为时任遵义知府的袁玉锡.遵义《白话报》的原件,现已失传.本文试图从多个角度来全面还原贵州近代报业的起源,力争能够全面评价遵义《白话报》.同时,史学界对袁玉锡任职遵义知府的时间一直存有争议,这关系到对遵义《白话报》的考量.本文结合相关史料,对袁玉锡在遵义的任职时间做了考辨,并提出了全新的观点.     

朱子《家礼》在祁门黄龙口的实践——丧礼篇

丧礼在《家礼》中的篇幅最大,规定也非常全面细致。当代黄龙口人的丧礼实践,据我们的调查,主要有"报讣"、"吊唁"、"下葬"、"做七"等几个环节:报讣报讣是在逝者刚亡时,对不知逝者已亡的人进行通报的过程。它一方面是要做好对逝者的最初"安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

1938年初,我跟随农工党的一些领导同志到了武汉.这时,武汉已成为中国抗日运动中心.国民党政府的首脑们大都在武汉.八路军在武汉设有办事处.《新华日报》、《解放》周刊公开发行.各民主党派的中央也在武汉,全国性的各种群众抗日团体也都在武汉.群众抗日运动正在蓬勃发展,中共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很活跃.我们农工党也组织了自己的青年组织——武汉青年抗敌工作团,出了自己的报纸——《前进报》,自己的刊物——《抗战行     

"武汉事件"在中央文革小组激起的波澜

一 　　"武汉事件"是指1967年7月20日正在武汉处理两派联合的中央代表团成员王力,被武汉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和独立师的一派殴打、扣押的事件.中央文革小组获知这个消息后,从上到下大为震惊.周恩来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营救王力的措施,刚从武汉回京的周总理又折回武汉.……     

忆田汉先生

雁城聆教诲,矢志勤笔耕长沙“文夕大火”后,湖南省政府迁往耒阳,不少机关、工厂、报社迁到衡阳,出现了衡阳历史上的繁荣景象,一些文艺机构,如军委会政治部抗宣队、电影放映队、育英儿童抗敌工作团均汇集衡阳,《正中日报》、《大刚报》相继迁衡出版,一时抗日文化空前活跃。当时,我避乱衡阳,经友人介绍,被《正中日报》聘为副刊编辑兼记者。我在副刊上辟《随想随写》专     

序

一九三八年的武汉保卫战,是八年抗日战争中的一个高潮,举世瞩目.为纪念武汉抗战六十周年,武汉市档案馆、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联合汇编了《保卫大武汉》专辑呈献给广大读者.本书着重选编了抗战初期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