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理学对徽州刻书的影响

徽州刻书世称徽派刻书,据考证,徽州刻书源于唐,在宋元时期成为安徽地区刻书中心,在明清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广、刻技之精,在全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形成了明清时期刻书业中的一大主流派别。在徽州刻书的发展过程中,新安理学为这一地区的刻书业的兴盛繁荣奠定了良好的人文基础：理学大家及其门徒的众多论著为徽州刻书提供了水准较高的出版内容,究读理学,重视教育的风气又为徽州刻书提供了大有可图的消费市场。     

《守山阁丛书》及其“西学”学人考略

古代刻印书籍,是书籍流通、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刻印方式中常见的有官刻、寺院刻、坊刻、私刻等。明清时期是藏书、刻书事业发展的辉煌期。清中叶后,上海金山一支钱氏家族渐以校勘印刷出版事业显名于世,其校勘著作中尤以《守山阁丛书》《指海》《珠别丛录》等为代表作,因其家族藏书、校书、刻书活动延续时间之长、校勘之精,又汇集了张文虎、顾观光等大儒参与,故受到其时与后世侧目,笔者试论《守山阁丛书》与其学人顾观光、张文虎等,通过编撰《守山阁丛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的一定影响。     

浅谈私刻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是中国学术文化。历代学术文化得以流传。则离不开古代的刻书事业。我国古代的图书,按刻书单位可区分为官刻本、私刻本和坊刻本三种。官刻本指的是由府政出面组织所刻的书;私刻本指的是由私人出资组织并以私人名义所刻的书;坊刻本指的是一般书商为了牟利而刻的书。这三种刻本中,官刻本受统治思想的直接指导,有一定的时代或历史局限;坊刻本出于牟利,滥而不精;私刻本一般说来能精选细雕,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中国古代文化事业的发达以及学术文化史的源远流长,私人刻书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清时期苏州文人与教育市场

明清时期,苏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教育市场,并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从事治生活动,主要集中在授徒、就职于书院、卖文、刻书和撰稿等几个领域,其中一部分官员在去职后,也加入了治生队伍的行列.一部分文人获利不菲,亦有许多文人仅能维持生计.文人治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这与当时的环境、思想观念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     

莆田士人的藏书与刻书活动(下)

本文按时代沿革对福建莆田士人的藏书与刻书活动进行介绍和分析,认为由于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不同,这项活动在各个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点,存在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和发展水平的不均衡性。但是,莆田士人努力创造了福建藏书与刻书史上的多项历史纪录,取得的成就值得肯定。     

明清时期福建与琉球的医药交流

明清时期，因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福建与琉球的医药交流频繁、形式多样。两地医药交流的主要方式有中药材贸易、医药人才往来、医药书籍编刻等。通过医药交流，改变了琉球“国无医药”的境地，琉球的医药发展与福建联系愈发紧密。     

明清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自唐宋迄明清,甘肃地区历来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地区。甘肃南部地区山川密布、古道纵横、风景殊绝、文化绚烂,堪与滇藏、川藏线茶马古道相媲美。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及茶马古道作一简要介绍。     

明代官刻农书与农学知识的传播

明代官刻农书,指的是在明代官员主导或参与下刊刻的农书。初步统计,这一时期官刻农书的数目在51种左右,刊刻次数则约为68次。这些农书在官刻过程中,构筑了从获取到校订再到刊刻与流传的关系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农书得以传播,书中所载的农学知识亦得以散布。一方面,旧有的农学知识与私人的农学经验通过农书的官刻而重现与"公共化";另一方面,官刻农书更加强调有关教化与治理方面农学知识的传播。     

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涉医内容中的“建除”术及其应用

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唐宋时期的敦煌具注历日、明清时期的选择《通书》中都有以"建除"行事宜忌指导医疗活动的记载。敦煌《发病书》中有与"建除"有关的疾病占卜方法,古医籍中也有与"建除"相关的治病宜忌,这都说明古人在日常医疗活动中常常据此择吉避凶。     

敦煌千佛洞文物发现的经过

最近六十年,中国学术上的重大发现很多,如:北京原人的化石;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安阳的铜器及甲骨刻辞;宝鸡、浑源、滕县、寿县的铜器;易县的建筑品;长沙的漆器;甘肃、宁夏、新疆的竹木简牍;浙江、河北、四川的古代瓷器(越窑、龙泉窑、哥窑、官窑、定窑、磁州窑、卭窑、大邑窑、蜀窑等器);明清内阁大库的档案;敦煌的书卷、工艺美术品,都是在这个时期发现的。现在简要的谈谈敦煌文物发见的经过。     

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北大核心CSSCI

故宫博物院藏《书兰亭诗并后序》行书卷,被明清诸多鉴藏名家视作柳公权的代表书迹,但却被当代古书画学者判定为伪作。本文试图从这一明清鉴藏家群体性错判个案入手,分析明清私人鉴藏家的书史观念是如何建构的?他们在当时的鉴藏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柳公权书法面貌的认识是否渗入了臆想与重构?探讨众多著名鉴藏家出现群体性错判的深层原因。     

论南宋杭州的印刷业及其兴盛的原因

南宋是我国古代雕版印刷业全面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首都临安(今杭州)出现了许多刻书机构、单位和个人,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寺院、私家和书坊都从事雕版印刷,官刻和私雕并举,其雕版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不仅是空前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成为当时我国雕版印刷事业最发达的地区。 一 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序中说:“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胄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据统计,南宋浙江刻书的地点有一百七十多处,其中杭州名居前列。这里不仅是全国刻书最多的地方,而且技艺也最精。由于长期从事雕印,出现了大批熟练的技术工人,主要是刊工,在字体等风格上     

以《书兰亭诗并后序》为例看明清时期法书鉴藏的错判与书史想象

故宫博物院藏《书兰亭诗并后序》行书卷,被明清诸多鉴藏名家视作柳公权的代表书迹,但却被当代古书画学者判定为伪作。本文试图从这一明清鉴藏家群体性错判个案入手,分析明清私人鉴藏家的书史观念是如何建构的?他们在当时的鉴藏条件和文化语境下对柳公权书法面貌的认识是否渗入了臆想与重构?探讨众多著名鉴藏家出现群体性错判的深层原因。     

两宋时期吴越文化的繁荣及原因探析

两宋时期吴越文化的繁荣及原因探析方心清两宋时期吴越文化的繁荣,主要以书院文化、园林文化、曲艺文化以及茶肆文化等的兴盛为其主要表现形式。本文仅就这几个方面作一简单论述。一书院文化及刻书、藏书业的兴盛。书院始于南唐,而大盛于南宋时的南方地区。伴随着私人讲...     

明清时期闽北乡族地主经济

明清时期 ,乡族地主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各省尤为发达。本文以闽北地区为典型 ,对这一历史现象作了剖析。指出 :明清时期 ,由于乡族组织与地主经济的直接结合 ,使已经衰落的私人地主经济得到了强化 ,同时也阻碍了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的正常发展 ,从而延缓了封建的土地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解体过程。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研究

殷墟甲骨文倒书现象可归纳为笔画倒书、偏旁倒书、单字倒书、多字倒书与单例刻辞倒书、多例刻辞倒书、整版刻辞倒书等多种情况。在习刻刻辞与记事刻辞中,倒书现象相对比较常见。甲骨文倒书属于特殊形态,它既体现了甲骨文字的“原始性”,也展示出刻手的契刻习惯、技巧与态度对于文字刻写的巨大影响,而部分倒书现象则可能与内容区分、刻手习刻、龟骨登记等有关。倒书现象生动展现了甲骨文契刻的真实面貌。     

刻竹艺术在明清两代的发展

竹刻主要分为透雕、深浅浮雕、皴刻、毛刻、阴阳文浅刻等技法,是我国丰富多彩的工艺美术之一,它与文学书画艺术紧密关联。我国的竹刻艺术无论在内容、风格以及表现手法各方面,都具有卓越的成就。战国时期的竹简有的属于浅刻,有的则是在竹简上用炭墨写成字烤干而已。根据出土发掘资料,立体雕刻各个时期都有发现,但我认为,明清两朝才是竹刻的主要发展时期。     

浅议旌德刻工

安徽的刻书业始于中唐,盛行于南宋,到明清之际达于高潮,“徽本”雕镂精美,插图绚丽,纸白似玉,墨色清纯,人争宝之.所刻之书,上自经史子集,下至戏剧小说.其特点多附以版画插图,而且非常精致.“徽本”之所以享有盛誉,这都与当时徽州刻书业拥有一大批刻工名手分不开.他们世守剞劂,精益求精,为我国的刻书、版画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据周宏祖《古今书刊》记载,明万历前,安徽各地刊本共59种,其中江南61种,江淮之间28种.具有传统版画基础的徽州、金陵、杭州、吴兴、苏州等地书坊林立,以人文主义为中心,大量刊行市民爱好的文艺书籍.这个时期的出版物,几乎无书不图,无图不精.开创了我国版画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徽     

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甘肃地区虎的生态变动——基于明清地方志为中心的研究

历史上,虎是甘肃地区主要野生动物之一。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范围较为广泛,且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空间地理格局。清乾隆时期是甘肃地区虎的生存状态峰值期,数量较为丰富,分布范围覆盖全省,此后虎迹逐渐消退,部分州县几乎绝迹。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人口急剧增长导致大量土地荒地被开垦,虎自身的利用和贸易价值,以及频繁的战事影响是导致清代乾隆以后虎的数量迅速减少、分布范围不断萎缩的主要原因。明清时期甘肃地区虎的分布变动呈现出一个从"猛虎肆虐"到"虎迹少敛"的轨迹,这是环境变动与社会变迁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论大足石刻中的摩醯首罗天形象

大足石刻北山佛湾第9窟和圣水寺第3号龛千手千眼观世音经变中,摩醯首罗天坐于牛背之上,牛站立。这种形式的摩醯首罗天在大足石刻中出现较早,与高昌回鹘时期的柏孜克里克第20窟以及大理国《张胜温画卷》中的摩醯首罗天为同种形式。明清时期,此形式不再流行。